文丨任大猛

旧时长沙书人书事，总会被人不断提起，它们的时代距离我们貌似有些远，但又发生在我们城市的寻常巷陌，令我们感觉就发生在身边。

整伞拖车之流，也能读书看报

清代早期康熙年间，学者刘献廷来到长沙，他感叹长沙，尤其是小西门外，风景绝佳。他的朋友更盛赞长沙房价仅及江浙四分之一，适合在此买田置宅。但另有朋友却评价道：如果真卜宅湖南，那是“只图柴米贱，不顾子孙愚”。一切只因清代初年，湖南文风不盛，教育水平不高。

然而，到了近代，随着湘军崛起，湖南人才群体在历史洪波中涌起，群星璀璨照亮大半个近现代史星空。与此同时，湖南文风大盛，教育及师资水平力量居全国前列，甚至文风极盛的江浙名人家庭，也愿将子弟送往长沙名校就读。

其实，近现代湖南人才群体的崛起，也与读书紧密相关。近代史上，以湖南人为主体组成的湘军，固然善扎硬寨打死仗，但打仗同时，曾左彭胡每位赫赫有名的统帅，都是“读书人领兵”，边打仗，边读书，甚至对湘军部卒也进行识字教育。晚清时期，退伍湘军士卒，在长沙城内，多从事整伞、拖车、抬轿等工作，但他们竟能读书看报。创办雅礼学校的胡美、美国驻长领事詹森等外国人对此十分惊奇，认为这是长沙不同于其他城市的一大特色。

街巷深门大院，时见藏书之楼

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平定江南之时，固然将金银财宝运往湖南，同时，也从战火余烬中抢救出不少珍贵书籍，“携以归湘”。

战后，爱书的曾国藩在湘乡老家藏书处就有富厚堂、求阙斋、八本堂之说。其中富厚堂藏书竟达30余万卷。比叶德辉近20万卷的织机街耕耘圃的观古堂藏书量要多。

湖南人还在北京忠义祠设立湖广驻京同乡会图书馆，即“楚宝书籍管理处”，这证明，湖南人不但在自己家乡老屋藏书读书，出外打仗时读书，甚至在北京做官，也忘不了，要多读书。北京湖南人创办的“楚宝书籍管理处”，早于长沙北门外辟建的校经书院书楼，一些学者们认为，这是“中国图书馆之祖”，当然它是我们湖南人所创办。

值得一提的是，在长沙城内，各处僻街陋巷，尤其深门大院内，亦时常可见读书之园、藏书之楼。

今营盘西路辛弃疾雕像旁，有个加油站，在过去这里有条叫“听橘园”的小巷。听橘园最初本为清代长沙人周寿昌和周礼昌读书之处。周寿昌与曾国藩同时代。在自述中，周寿昌说：“予少时居(长沙)城北之敝庐，曰听橘园，实蔬圃也。圃后有池，广数亩;楼三楹据其上。左右藏书籍。中拓丈余，为予与弟筱楼读书所。楼窗面岳麓，朝霞夕月，吐纳万丈。读书之暇辄吟眺。”

早于曾国藩的另一湖南人李星沅，早年曾苦读书于定王台旁水月林。李星沅成名有钱后，就在定王台水月林旁买地辟园林，名芋园。李星沅之子李桓更在芋园内大建藏书楼并刊印书籍，一时为盛。到民国时期，李家出了个翻译家李青崖，李青崖活跃于长沙报界和教育界，他将芋园老屋租给杨昌济、黎锦熙等人创办编译社，出版印发各类教参教辅。毛泽东、萧子升等人在湖南第一师范就读时，亦常利用周末闲暇，来芋园读书，或向杨昌济等老师请教。

“文痞”叶德辉，藏书读书为人肯定

叶德辉的观古堂，至今在长沙仍有址可寻：今苏家巷旁白果园北段即昔日光复里，观古堂设此巷，后门则开在耕耘圃。

当然，叶德辉是个极有争议且个性强烈的人物。生前他常扬言，他有“两不吃”：“鸦片不吃，亏不吃”。有“两不借”：“老婆不借，书不借”。他也搞些“宝路情”，每年农历六月初六晒书日，必亲自动手晒书，珍本书中并夹春宫图片，谓“防火”。

叶德辉又说：“吾家别无长物，书即吾之财产，不得不慎重处理。”

1927年4月，叶德辉被镇压，他所收藏的书籍由此大半散出，甚至卖给了日本人。

叶德辉本人虽万种不是，但其读书和研究学问，仍被今人肯定。他的死，很多人表示惋惜。

旧书市场玉泉街，当时读书人至爱

昔日长沙旧书市场玉泉街，名动全国。

自晚清湘军东征，携回大量书籍后，因湘军“富二代”多不成器，旧书多流散到玉泉街旧书市场。不过善本仍要价颇高，一般穷学生不会去买。

1915年前后，就读湖南第一师范的青年毛泽东，被国文教员“袁大胡子”袁仲谦嘲笑作文学习梁启超报人手笔，“半通不通”，指点青年毛泽东师法韩愈，门径就正了。当时很穷的毛泽东便跑到专卖旧书的玉泉街买来一部宝庆版《韩昌黎诗文全集》，然后到“一师”图书室借了“善本”《韩集》逐页逐字校勘，改正讹误，修补破烂，居然使一部宝庆版《韩集》成为善本。后来毛泽东向斯诺谈起此事说：“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多亏了袁大胡子，今天在必要时，我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其实毛泽东也应感谢长沙有条玉泉街。

玉泉街，其实就在今五一大道长沙口腔医院后的一条小街。清末民初，长沙爱读书的人，无不爱逛玉泉街。

张舜徽在《湘贤亲炙录》中说：“长沙玉泉街书肆林立，仿佛北京琉璃厂。著名学者任凯南先生即设湖南大学市内办事处于玉泉街，平时在岳麓处理日常校务外，辄渡江至玉泉街办事处休息，设榻其间，或信宿(注：连住两夜)乃返校。书商每得善本或稀见之书，辄走送先生审择。先生于是致书益多，皆节衣缩食以得之。由是博涉多通，于版本源流利病，皆能自道其所以然，肆估不能欺也。”

著名文字学家、教育家王力，在抗战初期，随学校内迁长沙，住营盘街口。在长沙期间，王力先生最爱逛玉泉街，并购得特别版本的《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后来自认为这两部书对他写作《古代汉语》起到极大作用。

湖湘近现代名人这样读书

曾国藩读书有“熬烂肉”之法

晚清重臣曾国藩多次谈到他的多类读书之法，其中，“熬烂肉”之法，颇合湖南人口味，最为人推崇。

曾国藩读书“熬烂肉”法，就是以湖南人做红烧肉把肉熬烂作比喻。他说做学问，读书，就像“熬烂肉”，先要用“猛火煮”，后再用“慢火熬”，这样肉一定会熬烂，味美可口。也就是说，新书到手，一定要快读;已读之书，且慢慢来熬。如此就能一方面既多读新书，不致孤陋寡闻;又不忘温习已读好书，烂熟于心，既不会忘记，也能融会贯通，运用自如。

徐特立“不动笔墨不读书”启迪毛泽东

长沙市窑岭湖南图书馆内，专门设有“徐特立同志藏书阅览室”，该室书籍为徐特立先生捐赠。

翻开徐特立生前使用的书籍，除能发现书中粘有或夹有各类小标签纸条外，书背上亦能看到徐特立粘有手书本书内容提要等的纸片;翻开书页，更能发现书中用铅笔或毛笔画有多种读书标记，有的书页空处甚至密密麻麻写满批语。徐特立读书，一直主张“不动笔墨不读书”之法。

1937年1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庆贺徐特立六旬寿诞时对徐老说：“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徐特立先生对毛泽东的影响，至少有他所主张的“不动笔墨不读书”之读书方法。徐特立早年就有教育界“长沙王”之称，他的“不动笔墨不读书”的读书方法不知影响了多少当时的长沙学生。

责编：廖慧文

来源：长沙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