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之后：既要打赢攻坚战 更要打好持久战

导读

春天已经到来，由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寒冬”也终将过去。

在 2月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疫情防控要坚持全国一盘棋、把落实工作抓实抓细；做好防控工作的同时，要统筹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工作。

当前，我省应如何坚持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引，推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湖南之治”，加快高质量发展？《湖南日报》特约请专家建言献策。

宋智富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脱贫攻坚进入收尾阶段，我国反贫困工作将取得决定性胜利。如何做到稳定脱贫不返贫，如何与乡村振兴工作有机衔接，如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脱贫之后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在守正创新中切实克服不良倾向

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要注意克服三种不良倾向。

一是懈怠歇脚的倾向。有人认为，我们即将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扶贫工作可以告一段落了。这种“转场”思维与“怠战”思想非常危险，我们要清醒认识到：目前的扶贫产业不少是外部“输血式”，一旦各方扶持减弱，部分基础不牢的产业可能难以为继；一些雷同产业、过剩产品在失去对口支援后，可能出现待销风险；一些有大病、慢性病患者的家庭有可能因为临时性特殊政策取消而返贫。因此，我们既要有“打赢攻坚战”的决心，更要有“打好持久战”的韧性，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贫困帽子摘了，攻坚精神不能放松”的要求，确保政策不变、力度不减、队伍不散。

二是另起炉灶的倾向。有人认为，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有着本质区别，应另辟蹊径、另起炉灶。这种倾向，可能导致乡村振兴工作盲目开展，出现“翻烧饼”“走弯路”现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互衔接、相辅相成，推进乡村振兴应全面总结运用在脱贫攻坚过程中探索的成功经验和做法。比如脱贫攻坚的责任体系、动员体系、治理体系、考核体系等，可在乡村振兴工作中创新运用。

三是急功近利的倾向。有人认为，乡村振兴应拉高标准、踩下油门、大干快上。这种倾向在当前的脱贫攻坚工作中已有所展现，如一些地方不顾产业基础差、集体经济薄弱的现实，随意定目标、盲目铺摊子上项目，造成新的负债。我们要认识到，乡村振兴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按照习总书记提出的“遵循乡村建设规律，坚持科学规划、注重质量、从容建设”要求，一步一步扎实推进。

在强基固本中有效降低返贫风险

近年来，我们纵深推进精准脱贫，但贫困的发生具有动态性，受生产生活条件、人口自身禀赋、不可抗因素等影响，仍存在返贫现象、新的贫困人口出现，鉴于此，建立有效降低返贫风险机制尤为重要。

一是立足于“预”，建立常态化监测机制。建立便捷高效的返贫监测体系，将重点地区、重点人群纳入建档立卡的动态管理系统，各单位、各社区相应建立监测响应机制，做到“脱贫即出、返贫即入”，确保早发现、早响应、早施策。

二是立足于“扩”，完善普惠化民生政策。变精准扶贫的特惠政策为覆盖全民的普惠政策，将之前针对贫困人口的教育扶贫补助政策、大病补助和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会救济等民生政策公共化、制度化，对所有符合条件的城乡人口进行全面兜底。

三是立足于“实”，发展内生性扶贫产业。做大做强有特色、有出路、有优势的产业，培育推广有市场、有效益、有品牌的产品，建立健全技术保障体系、市场销售体系、纠偏纠错体系，有效提高产业抗风险能力。

四是立足于“促”，激发主体性发展动力。注重发挥贫困人口的能动作用，防止“福利依赖”风险，加快扶贫政策由外部推动脱贫向内力主动脱贫转变。对有劳动能力不愿自力更生、“等靠要”思想严重的“懒汉”，应建立以奖代补、奖勤罚懒等倒逼机制，形成自立自强、自我奋发、勤劳致富的深度自觉。

在战略融合中无缝对接乡村振兴

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来巩固脱贫成果，是党中央的智慧安排与现实的必然选择。应着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与精准脱贫的高质量融合。

一是做好政策的无缝对接。将推进乡村振兴与解决乡村相对贫困问题纳入各地乡村振兴战略专项规划与“十四五”规划，从顶层设计上丰富乡村振兴的内容、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效。梳理现有扶贫政策，对既涉及脱贫攻坚又涉及乡村振兴的政策性优惠措施，注重保持其连续性。

二是做好机制的无缝对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应注重贫困人口的长远、全面发展，注重从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三是做好人才的无缝对接。建立健全村级后备干部储备遴选制度，注重把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有办法、有干劲、有人气的优秀人才利用起来，确保扶贫工作队退出后各项工作的延续性。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扶持一批农业职业经理人、经纪人，培育一批乡村工匠、文化能人，支持各类人才返乡、鼓励离退休人员回乡、引导工商企业家下乡，打造一支有效巩固扶贫成果、有力带动乡村振兴的骨干队伍。

（作者系湖南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力行党内法规，走出全面从严治党的善治之路

丁茂清  范国龙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离不开政党现代化，国家的善治良治离不开全面从严治党的善治良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

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根本之策，是实现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有机统一的重要路径。当前，我们要通过完善并力行党内法规制度，更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走出全面从严治党的善治之路。

——为全面从严治党赋予强大动能。

一是理论武装赋能。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学用结合、知行合一，借以获得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武器和理论指导，进一步增强奋进新时代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二是法治素养赋能。广大党员干部对国家法律制度特别是党内法规制度要系统研学，牢固法治思维、善用法治方式，深刻认识到决策行事须依照法定权限、规则、程序，大力提升法治素养和法治能力。

三是责任担当赋能。党员干部要积极践行“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要求，肩扛责任、行遵党规，让守初心、担使命、抓落实成为一种自觉和习惯，形成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忘我奋斗的干事创业氛围。

——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执法力度。

一是注重补好制度短板与发挥制度优势相结合。着眼新时代要求、着力全面从严治党的纵深推进，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快补好党内法规制度的弱项和短板，使党的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成熟、定型，每项党内法规制度都立得住、行得通、管得了。

二是注重党内法规整体建设与各项法规严格贯彻相结合。一方面，须举全党之力、集全党之智，立体式全方位推进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到建党100周年时，形成党内法规比较完善的制度体系、高效的实施体系、有力的保障体系；另一方面，要使《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党内法规制度专司一域、铁规显威。

三是注重管好“绝大多数”与严管“关键少数”、日常督查与节点严查相结合。党内法规是作为“绝大多数”的广大党员必须遵循的规制，作为“关键少数”的党员领导干部更应敬畏法制，守好法律红线和道德底线。对“八项规定”等党内法规，须抓好日常监察，在重要的节庆节点更要进行 “党规提醒”。

——扫清全面从严治党路上的堵点盲点。

一是拔掉顽瘴痼疾的“钉子户”。“四风”长肃不清、“潜规则”久祛不尽、形式主义改头换面、官僚主义死灰复燃——这些顽瘴痼疾是全面从严治党路上的“钉子户”，需要下大决心、下大力气加以彻底整治。为此，须一体推进党的纪检体制、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正“歪树”、治“病树”、拔“烂树”，让治理之路更加通畅。

二是立起事故多发地段的“警示牌”。对于腐败易发的重要领域、重点部位、关键环节，只有立起“警示牌”，才能使后来者汲取前鉴、如履薄冰谨慎用权。为此，要进一步完善惩防并举、预防为主的党内法规体系建设。

——密织全面从严治党的监督网络。

一是以权威层级形成监督网络的强大震慑。要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以创新纪检监察体制机制为着力点，有序推进政务处分法、监察官法等立法工作，充分发挥政治监督的统领作用与震慑效应，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网络体系。

二是以激活末梢推进监督网络的宽广覆盖。通过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行政“小监察”已转变为国家“大监察”。伴随监察向国企、科教文卫、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延伸，应通过激活末梢进一步拓展监督网络覆盖面，着力打通对公权力监督的“最后一公里”。

三是以多重维度实现监督网络的经纬交织。一方面，应大力推动党委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多轨同行、多路并进；另一方面，设立在监察机关内部的监督机构要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致力于严防“灯下黑”问题。

（作者系湖南省党的创新理论研究湖南工商大学基地特约研究员）

创新金融治理，推进高质量发展

邓子纲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强化金融服务功能，找准金融服务重点，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近年来，我省推出了一系列金融创新政策与工具，有效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但金融体系的联动机制还不完善、地方政策性金融的配套政策不足、政策性担保的作用发挥还不够。日前召开的全省“两会”强调推进“财政金融风险有效防控”，因此，我省要持续大力推进金融治理，进一步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以新发展理念推进金融治理创新。

下沉服务重心，优化金融供给。综合运用多种金融手段大力服务轻资产的先进服务业；优化客户准入、担保要求、产品定价、尽职免责、绩效考核等制度，不断提高金融服务的竞争力与普惠性；全面推进中小微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实施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专项行动；建立完善支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的金融靶向工作机制，加大对疫情防控相关领域的信贷金融支持力度。

提高配置效率，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在实现中部崛起、加快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推进洞庭湖生态经济圈建设、加快湘西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的进程中提供创新性金融资源；结合全省轨道交通、工程机械、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发展特点，大力推动供应链融资等产品创新。

创新制度安排，发展绿色金融。引导和激励更多社会资本投入绿色产业，有效抑制高消耗高污染投资；以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试点，打造辐射带动全省的绿色发展基金、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碳金融、科技金融等金融创新工具，推进湖南绿色发展。

——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不断完善金融治理，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将金融治理与风险防范纳入各区域“十四五”发展规划，列为地方中长期重点工作；主动有序扩大金融业开放，并切实加强金融监管，维护好金融稳定；完善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监管机构共同参与、协作配合的风险化解机制，打好风险防范化解主动仗。

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摸清地方政府存量债务和隐性债务规模，加强管理、风险防范等配套金融服务；稳步推进政府债券管理改革，发挥政府规范举债的积极作用，补齐民生基建领域短板；加大财政约束力度，硬化预算约束，杜绝各类变相举债行为；保障重点领域合理融资需求，建立健全“举债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绩效管理机制。

切实防范化解民间借贷风险。加强对“套路贷”、民间高利贷与金融诈骗等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依法严守法定利率红线，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强化社会宣传，提高全民投资风险意识、法制意识。

——以金融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

打通境内境外，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对接长江经济带、国际产能合作等国家战略，支持企业“走出去”，聚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等我省经贸往来密切区域，优化金融机构全球网络布局；推动金融服务创新，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支持企业以人民币开展跨境投资、支付，配合做好长株潭城市群金融专项改革等金融试点工作。

打通增量存量，优化融资结构。注重金融供给侧的存量重组、增量优化、动能转换；积极发挥政策导向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民生、涉农、小微企业、扶贫、公共服务体系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促进产业和消费“双升级”。

深化“金融+科技”，提升制造业智能化水平。推进金融科技体制机制创新，顺应工业互联网化趋势；强化跨界合作，将金融服务嵌入到出行、教育、养老、政务等高频场景中；运用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打造智慧金融体系，为湖南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支撑。

(作者系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社科院基地研究员)

完善开放制度，打造湖南开放新高地

郭华

2020年湖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打造内陆创新开放高地。

2019年，湖南进出口总值达4342.2亿元，创历史新高，取得了增速全国第一、增量全国第二的佳绩。我省未来如何进一步发挥“过渡带”“结合部”区位优势，实现“开放崛起”战略目标？解放思想、开拓视野，找出制约开放发展的痛点、难点、堵点，创新体制机制，是湖南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的必要之举。

——重塑开放的文化软制度，着力提升开放意识。

作为一种软制度，文化对人们行为的影响不容忽视。湖南是内陆省份，自古以来有着相对保守的地域文化，但“敢为天下先”“经世致用”又是湖湘文化的特质。

在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的今天，湖南一是要认真审视自己的文化传统，深入发掘湖湘文化优秀特质，大力倡导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时代精神；二是要深入推进涉外知识“进机关、进校区、进社区”，努力营造“包容、开放、文明”的社会氛围；三是要培育和扶持一批民间团体开展对外交流，发展壮大民间对外交流力量。

——创新重点领域扶植制度，努力亮化开放窗口。

形成开放型经济新格局，应从制度层面强化对重点领域的扶持，发挥其窗口效应。

一是重点产业扶持制度。重点扶持具有竞争优势和潜在竞争优势的产业，大力提升我省高端装备制造、人工智能、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材料、节能环保等产业规模和竞争力；二是重点企业扶持制度。积极对接世界500强和中国500强战略投资者，吸引更多大项目、大企业和上下游配套产业入驻；三是重点项目支持制度。对设施互联互通项目、能源互利投资项目、出境出海项目、对外贸易倍增项目、人文湘军“走出去”项目、生态文化旅游“引进来”项目、合作平台搭建项目等提供相应政策和资金支持；四是创新重点园区开放体制机制。在全省省级以上开发园区推行自贸区创新制度，推动管理模式创新。

——建立健全人才引进、培育和管理机制，夯实开放人才根基。

有人才高地，才会有湖南开放新高地。开放发展需要推进引资与引技、引才、引管理相结合。

一是完善高层次团队引进机制。力争通过引进一个团队，引进一批人才，改良或新生一个产业；二是改革完善创新创业人才引进、孵化政策体系。建设好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孵化平台，充分发挥其“创新驱动”“创业带动”“就业拉动”等作用，积极探索“政府部门+用人单位+高校机构”合作模式，引导高层次人才向重点产业、重点区域集聚；三是优化健全人才引进激励机制。在高层次人才引进待遇、子女就学、住房补贴等事项上多下功夫，为人才长期稳定贡献力量构建良好环境；四是完善在湘人才培育机制。为人才的深造、专业培训、国际化教育、实践化培训等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

——创新外商投资管理机制，全力优化开放环境。

2019年10月，国务院公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从制度层面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更为有力的保障和支撑。

近年来，我省在“放管服”方面取得了卓越成效。 2019年，省本级全面取消非行政许可事项，仅保留行政许可事项273项，较2013年精简65%；出台《湖南省市场监管办法》，强化信用监管；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一网、一门、一次”集约解决审批问题等，为湖南开放发展注入了强大动能。尽管如此，对比高质量发展要求，政府管理模式改革还任重道远，需要不断通过制度创新优化营商投资环境。

在经济加快转型、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国际贸易保护日益严重的大环境下，我省今年要实现“确保5000亿、冲刺6000亿”的外贸持续增长目标，应出台一系列刺激外贸发展的政策文件；坚持高水平“引进来”，须深入贯彻《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并出台配套政策措施；推动高质量“走出去”，须对接国际标准，出台相关品质、技术和服务标准等。

（作者系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长沙理工大学基地特约研究员）

完善开放制度，打造湖南开放新高地

郭华

2020年湖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打造内陆创新开放高地。

2019年，湖南进出口总值达4342.2亿元，创历史新高，取得了增速全国第一、增量全国第二的佳绩。我省未来如何进一步发挥“过渡带”“结合部”区位优势，实现“开放崛起”战略目标？解放思想、开拓视野，找出制约开放发展的痛点、难点、堵点，创新体制机制，是湖南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的必要之举。

——重塑开放的文化软制度，着力提升开放意识。

作为一种软制度，文化对人们行为的影响不容忽视。湖南是内陆省份，自古以来有着相对保守的地域文化，但“敢为天下先”“经世致用”又是湖湘文化的特质。

在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的今天，湖南一是要认真审视自己的文化传统，深入发掘湖湘文化优秀特质，大力倡导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时代精神；二是要深入推进涉外知识“进机关、进校区、进社区”，努力营造“包容、开放、文明”的社会氛围；三是要培育和扶持一批民间团体开展对外交流，发展壮大民间对外交流力量。

——创新重点领域扶植制度，努力亮化开放窗口。

形成开放型经济新格局，应从制度层面强化对重点领域的扶持，发挥其窗口效应。

一是重点产业扶持制度。重点扶持具有竞争优势和潜在竞争优势的产业，大力提升我省高端装备制造、人工智能、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材料、节能环保等产业规模和竞争力；二是重点企业扶持制度。积极对接世界500强和中国500强战略投资者，吸引更多大项目、大企业和上下游配套产业入驻；三是重点项目支持制度。对设施互联互通项目、能源互利投资项目、出境出海项目、对外贸易倍增项目、人文湘军“走出去”项目、生态文化旅游“引进来”项目、合作平台搭建项目等提供相应政策和资金支持；四是创新重点园区开放体制机制。在全省省级以上开发园区推行自贸区创新制度，推动管理模式创新。

——建立健全人才引进、培育和管理机制，夯实开放人才根基。

有人才高地，才会有湖南开放新高地。开放发展需要推进引资与引技、引才、引管理相结合。

一是完善高层次团队引进机制。力争通过引进一个团队，引进一批人才，改良或新生一个产业；二是改革完善创新创业人才引进、孵化政策体系。建设好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孵化平台，充分发挥其“创新驱动”“创业带动”“就业拉动”等作用，积极探索“政府部门+用人单位+高校机构”合作模式，引导高层次人才向重点产业、重点区域集聚；三是优化健全人才引进激励机制。在高层次人才引进待遇、子女就学、住房补贴等事项上多下功夫，为人才长期稳定贡献力量构建良好环境；四是完善在湘人才培育机制。为人才的深造、专业培训、国际化教育、实践化培训等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

——创新外商投资管理机制，全力优化开放环境。

2019年10月，国务院公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从制度层面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更为有力的保障和支撑。

近年来，我省在“放管服”方面取得了卓越成效。 2019年，省本级全面取消非行政许可事项，仅保留行政许可事项273项，较2013年精简65%；出台《湖南省市场监管办法》，强化信用监管；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一网、一门、一次”集约解决审批问题等，为湖南开放发展注入了强大动能。尽管如此，对比高质量发展要求，政府管理模式改革还任重道远，需要不断通过制度创新优化营商投资环境。

在经济加快转型、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国际贸易保护日益严重的大环境下，我省今年要实现“确保5000亿、冲刺6000亿”的外贸持续增长目标，应出台一系列刺激外贸发展的政策文件；坚持高水平“引进来”，须深入贯彻《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并出台配套政策措施；推动高质量“走出去”，须对接国际标准，出台相关品质、技术和服务标准等。

（作者系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长沙理工大学基地特约研究员）

全面落实“五育并举” 深耕教育综合改革

田野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9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把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2019年7月，教育部围绕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在义务教育阶段的落实，作出了制度上的安排和保障。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2020年湖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积极稳妥推行高考综合改革。

长期以来，受人才评价和选拔机制影响，“五育”中重德智、弱体育、轻美劳现象较为突出。要改变这一状况，应聚焦高考综合改革，充分发挥“高考指挥棒”作用，引导“五育”齐头并进。

探索体育成绩进高考：让弱化的体育回归

早在1917年，毛泽东同志就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提出体育具有“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四大功用。近年来，体育进中考已在全国形成广泛共识，但高考中是否纳入体育成绩，各方面一直比较谨慎。

探索体育成绩纳入高考评价体系，需要合理的制度支持、可靠的方案设计，更需要高校制定行之有效的录取评价标准。基于此，在制度层面，建议将体育高考列为每一位考生的参考科目，报考体育类专业考生成绩纳入高考总分，其他考生以分数、等级或者合格与否来体现；在具体实施上，由于考生众多，体育专项测试环节复杂、标准不一，建议各省（市区）因地制宜确定测试方式、内容和标准；高校可根据各专业特点提出对考生体育学科的具体要求——通过上述改革，体育可望在“五育并举”中回归应有地位，切实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艺考不“易”考：让异化的美育回归

艺术教育是中小学阶段美育的重要载体。但近年来艺术教育出现了异化倾向，比如艺术类考生比例持续居高不下、艺术类考生长期完全脱离高中课堂、艺术类专业的学习和培训费用几近天价等。对此，教育主管部门纷纷出台举措，如提高艺术类专业文化成绩要求、压缩特殊类型考试优惠分值、规范院校组织校考等，意在表明艺考不是容易的“易”考，更不是利益输送的“益”考。

鉴于此，一是要进一步提高艺术类专业高考文化成绩要求。此举不仅能倒逼学生回归课堂，还可以让一些被动选择的学生理性放弃自己并不感兴趣的艺术专业。

二是要进一步打破“潜规则”、斩断“利益链”，消除权力寻租空间。教育主管部门应拿出整治中小学教师参与课外补习的决心，用刚性制度整治“灰色地带”；有关高等院校应主动规避廉政风险；中学相关利益团体应从与校外培训机构的纠葛中抽身而出；家长、考生也要形成共识，不推波助澜、助纣为虐。

三是要进一步改革和创新艺术类人才选拔机制。建议改进选拔方式、考核形式、考核内容，可考虑利用发达的信息技术让考生参加一次全面测试，并集纳其高中阶段综合评价信息，供高校调取采用。

劳动最光荣：让劳动教育不再边缘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但事实上，劳动教育因为没课程、不考试、不评价，日益被边缘化了。

劳动教育要在培养中体现。2019年，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提出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应通过强化课程设计尤其是劳作体验，使劳动教育真正进大纲、进课表、进课堂，培养学生的劳动技能、劳动能力和劳动精神。

劳动教育要在考核中体现。《201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提出高考命题要充分体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要求。当年高考“全国I卷”的作文题，就是要求写一篇倡议“热爱劳动，从我做起”的演讲稿。不仅仅是作文，其他科目、题型都可与劳动教育元素有机结合起来。

劳动教育要在评价中体现。基本劳动技能、劳动经历、有关劳动的观点等应纳入学生评价体系；高校对考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的使用应突出劳动教育的比重。如此，劳动教育才能得到真正重视和普遍认可。

（作者系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湖南师范大学基地特约研究员）

责编：杨兴东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