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杨鹏程

清顺治六年(1649)郑献亲王济尔哈朗率兵进入湘潭后，遭遇各种反清武装袭击，济尔哈朗以“邑人多贰于圣朝”为由下令屠城。康熙刊《湘潭县志》载：“己丑(1649)，王师屠城，在市多属客商，各乡鸿集无几”。大屠杀之后，湘潭元气大伤，全县仅存4653户，男女20053人。光绪刊《湘潭县志》说：济尔哈朗“以余贼未靖，下令屠城，自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止”。有安徽休宁人汪煇，明末至潭经商，亲历明末清初湘潭这场浩劫，自称“湘上痴”，又称“鹅道人”。其写成于是年冬的《湘上痴脱难杂录》说：“二十一日开刀，屠至二十六日封刀，二十九日方止。”他“(次年)二月中随伴到市，近前则足软，欲退又不能，时血迹尚鲜，腥臭逼人，立身无地，有食不能下咽，但见尸首纵横地满，惨不可言”。“市上人民不上二三十，城中不满百人，受伤未死者数十人。”“连日人烟渐聚，眼前尸骸，人各了各，抛投河中者多，拖置荒郊者不少，亦有拆屋焚化者，亦有出钱掩埋者。有葬犬腹者，骨骼犹存;有作鼠窝者，腹脏俱尽。间有亲人识认收葬者，百中一二。”这场浩劫，绝不亚于清兵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时李璘为知县，收拾残局，入城后即组织人力掩埋尸体。乾隆刊《湘潭县志》载有《李璘传》说：“方兵灾后，尸枕籍满道，人率僵仆死，璘煮糜存活者，募工掩死者。”光绪刊《湘潭县志·李璘传》载：“璘代视事，境内荒芜，道墐相望。而军符督饷益急。璘叹曰：‘无民其可敛乎?’即募资收掩胔骼，且为粥食饿者。条上户口逃亡之数，为绝荒簿，请免征。”

古代医家认为：“时行疫疠，非常有之病……多发于兵荒之后，发则一方之内，沿门合境，老幼皆然，此大疫也。至于大疫，则一时详一时之证，一方用一方之法，难可预为拟议也。”意思是指兵荒与饥荒之时，路上无人料理的死尸堆积，构成一方之“戾气”，形成传染源。明清间医家周扬俊说：“大疫之沿门合境，传染相同者，允在兵荒之后，尸浊秽气，充斥道路，人在气交，感之而病，气无所异，人病亦同。所以月俴于孟春掩骼埋胔，不敢或后者”。又说：“或因天之风雨不时，地之湿浊蒸动，又因胔骼掩埋不厚，遂使大陵积尸之气，随天地之升降者，飘泊远近，人在气中，无可逃避，感之而病而死，于是更增一种病气尸气，流行其间，复相渐染，至久弥甚矣。故从来疫疠行于兵荒之后居多，不但人厕中气先弱也，良由所积之秽气特甚耳……天下秽恶之气，至疫则为毒极矣，人犯之者，三焦混淆，内外无间，不分表里。”灾荒时期积尸盈野而造成戾气、病气、尸气是致病的传染源：“种种恶秽，上溷苍天清净之气，下败水土物产之气，人受之者，亲上亲下，病从其类，有必然之势……蒸气中原杂诸秽，益以病气尸气，无分老少，触之即同一病状矣。”

湘潭逃难居民陆续返回，一场特大瘟疫肆虐城乡。光绪刊《湘潭县志》说：顺治六年(1649)清军与南明军激战于湘潭，“正月大疫。时兵过，杀戮方盛，余疹成疫者，有一门殄绝者。”《湘上痴脱难杂录》记载更为详尽：“湘中人烟甫集，瘟疫又行，一乡传染一乡，十人病倒九人，无药无医，甚至一门瘟绝，竟无人收拾。或有一村轻减，亦皆闭门不出。路少人行，室无烟火，虎豹成群，饿狗成队。屠戮不足其辜，瘟疫更加其惨。城市之人，早间谈笑，午后发热，晚即狂言，天明视之，鼠亦食其几处矣。盖病对时(指一昼夜)而亡者，十之二三;三日而亡者，十之五六。有三日内外发狂，跳入河中死者。”“屠戮之骸不及尽，疠疫之尸又遍河干，恰逢四五月大水，积尸漂去多半。”《湘上痴脱难杂录》系目前仅存的当年现场亲历的纪录。

湘潭两遭劫难，尸横遍野，城区尸骨草草掩埋，掩土甚薄，历时未久又暴骨于野。城市一片萧条。到顺治十一年(1654)“城中居民及当驿道左右者，流亡不敢归，往往数十里无行人。城厢户不满千”。 湘潭人王岱作《猛虎行》描述虎患的严重：

己丑之岁屠潭州， 白骨如雪成山丘。

蓬蒿百里行人绝， 猛虎寄穴城西头。

日斜往往闻哮吼， 居人闭宅还悲愁。

城西可怜灌园子， 破屋荒郊少邻里。

猛虎直入攫居人， 踞榻沿床露牙齿。

攫者子妇凡十人， 一半伤残一半死。

杀戮太过至人烟稀少，竟有虎居于城西食人。光绪刊《湘潭县志》有“康熙元年(1662)，有虎夜入城”的记载，可见荒凉之至。周岁永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所作《白骨冢序》对此作了描述：“星沙十二城，吾潭之盛甲诸邑。匪惟甲诸邑也，湖南七郡亦莫之。而罹兵灾之惨，亦惟潭为最。”“兵戈之后，继以凶年，饥疫荐至。竟有今宵娱聚，明日强半不堪问者，行尸走魊。其时之望族、绅士鲜有焉。以故佩玉鸣珂，鹑衣百结矣;峻宇雕墙，町曛鹿场矣;连天阡陌，满目蓬蒿矣。举尸填城堑，血染湘江，惨不下于明初，死者十之八九。迄今潭城内外，犹瓦砾龃龉。荆棘纵横，土满之患，悉为昔时屠者资也。门第人物者，无有也，居民星落，市堪走马。”

是年七月，安徽人黄希倩(克念)、程青来(奭)来湘潭经商，周岁永的《白骨冢序》说他们“游于城，纵观于野，见若骼、若骴、若颅，颠倒于道路，枕籍于沟壑者不下亿万计。此绅耶、士耶、农工耶、商贾耶，老若少而男若妇耶，合富贵、贫贱、亲疏、远近而同为此枯骨耶。”两位商人顿起恻隐之心，“不忍任其暴而无所归也”。恰好有五位僧人愿意协助捡拾白骨予以埋葬。光绪刊《湘潭县志·五僧传》说：“当明末寇乱大兵经过，叛藩窃踞，城中屠戮无虚岁，白骨填路，犬狼搏人食之，商民无敢返城，独佛寺可居，(僧)节中避兵南岳，五僧留城，自负筐帚，拾骼扫胔。”随后僧人节中回县城，“助五僧拓空地，经历十余年，所掩瘗无量计”。

从顺治六年八月至次年二月，历时一百九十日，五僧共拾获枯骨数千石，作墓三百余冢，埋于二圣寺故址。于墓旁立有《湘燐化碧碑》。碑记说，顺治“六年正月，万骑自长潜渡，屠其城，尸坟起垣，檐平，会守帅提馁卒至，剥尸衣而暴露之”。八年(1651)僧节中从南岳返湘潭，率徒智觉、智芳，徒孙慧德、慧慈再捡枯骨，历三年又拾遗骸埋成四十八冢，并在附近筑寺住僧以维护。

明朝时有“小南京”美誉的湘潭经过这场兵燹加瘟疫的浩劫变成一片瓦砾场和白骨堆。

注释：

1 转引自梁其姿：《疾病与方土之关系：元至清间医界的看法》,载李建民主编：《生命与医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第377-379页。

2 陈嘉榆修，王闿运纂：《湘潭县志》卷9《五行第九·疫》，凊光绪十五年刻本。

3 卞宝第、李瀚章等修，曾国荃、郭嵩焘等纂：《湖南通志》，卷244《祥异志》，清光绪十一年刻本。

4 以上未注出处者均转引自周磊：《湘潭历史考述》，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7-180页

(作者系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省政府参事)

责编：廖慧文

来源：文史拾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