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底，跟着考古专家在湘江边的窑址旁采集陶瓷残片。

残片里有四系罐的口沿，碗碟的底座，盏的残部，壶的流……任凭捡拾再多，都凑不出一个完整的器物。仿佛历史抖落的碎片，却怎么也还原不出完整的现场。

碗、盏、碟、罐、壶等，早在千年前便进入上至庙堂下至寻常百姓家中，成为中国古老的生活容器，直到今天，我们依然用它们吃饭、喝茶、盛物……陶瓷的生命为何如此坚韧？

陶瓷是人类和自然的灵感碰撞。它们来自泥土，在与水交融之后，经过匠人之手，用无数道工序打磨成型，再由山中柴火焚烧数日，在一千多度的窑炉里锻造，最后锤炼出有筋骨、有性格的陶瓷。虽然都是手工时代常见的产物，取材于自然，但不同地域的水土结合匠人们的手作，让窑堆里的陶瓷带上明显的地域性，它们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五行，是中国人的天地智慧。窑堆里烧造的陶瓷最懂“五行”，用金、木、水、火、土锤炼出造型各异的器皿。它们也最能代表中国。有时粗粝如鲁莽的汉子，有时娇弱如温柔女子。在生活日常里，带着火的炽热、土的坚韧和水的温柔，和人类一起酿出人生百味。

和中国人一样，它们也是包容性极强的。在它们的造型和纹理上，有当地人的生活，有异域的文化，它们在时光隧道里融合着进化着。每一件器物里，既藏着一个地方一个时代的文明，也藏着它们与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交往。它们有时素面朝天，有时又花团锦簇，每一寸肌理都饱含当年的审美和情感。

站在被荆棘草木缠绕的窑址上，吹着来自湘江和原野的凉风，不禁想到，陶瓷和中国的英文都是“china”，只是首字母大小写不同。我们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历史的现场，残缺而完整。

晋永宁二年青瓷马，1958年长沙市金盆岭9号墓出土。

衡山窑出土的执壶。

窑址，一个文明的容器，历史、地理、文化、交通、风物、习俗等无所不容。当你从杂乱的植被着手，到土层，再到窑址本身，一层层剖开时，它的信息是海量的。

我们捡起一块残片，那是来自遥远的东汉;我们抚摸一个匣钵，它可能出土于两晋时期的窑堆;我们端详一个粉上釉彩绘花碗，它也许来自衡山窑……

湘江流域，有着漫长的制瓷文明，不同时期的窑址密布。它们一直寂寂无闻，直到长沙窑、衡州窑、云集窑、醴陵沩山窑、允山玉井窑等先后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期，岳州窑、衡山窑又进入第八批“国保”名单。这个曾被中国陶瓷史遗忘的角落，为什么突然涌现出这么多“国保”窑址呢?

长沙窑白釉红彩执壶。

石渚出土的长沙窑彩绘瓷碗。

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自东汉以来，湘江流域就是中国南方瓷器的重要产区。为什么这么多窑址选择沿湘江分布呢?

窑堆选在湘江两岸布局，其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就是易得的原材料和方便的水路交通。烧造瓷器，需要大量的瓷土供应。在湘江两岸分布很多台地，这些台地大多都是江水常年冲刷两岸，淤积起来的泥堆。这些泥堆经年累月地沉积后，演变成细腻的膏泥，这种泥土就是适宜烧造陶瓷的瓷土。岳州窑选址湘阴，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里有丰富细腻的白泥，这是一种优质的瓷土，产出的瓷器胎色灰白，胎体薄而细腻。它是岳州窑窑火延续千年的保障。而宋元时期兴盛的衡山窑大源窑址也选择在洣水的一级台地上布局，也有就地取材的考虑。台地上堆积起来的膏泥虽然没有湘阴白泥那般优质，但这些瓷土也相对细腻，且因为有沉积，可以保障它扩大生产规模。

除了原材料的重要性，还有适宜建造龙窑的天然地势。中国南方窑的形制基本都是烧柴火的龙窑，它的建造需要有适宜的坡度，这样才能保证窑炉前后端受热均匀，烧造的器物成品率高。而湘江两岸多为低矮的山丘、河流相结合的地形地貌，植被覆盖率高，且木材资源丰富。它不仅为建造龙窑提供了天然有坡度的地势，也为窑炉在烧造瓷器过程中提供了大量的木材燃料。

不管是岳州窑、长沙窑、衡州窑还是云集窑、衡山窑，它们都选择临湘江建窑，看重的是它的交通运输条件。分布在湘阴的岳州窑大多集中在湘江右岸，这里处于湘江入洞庭湖的交汇口，方便的水路运输，可以让岳州窑瓷器通江达海。长沙窑窑址也在湘江边，那里江面宽阔，可停留数艘船只，这也是它能销往海外的重要因素。衡州窑、云集窑窑址也都临江而建，虽然它们没能像长沙窑那般参与外销，但是大量的内销也依靠湘江送达。

湘江作为湖南最主要的水路运输线路外，也是一条文化、经济传播线路。这些窑要获取外面的信息，掌握先进的烧造技术，很多时候也需要通过湘江这个媒介。岳州窑进入兴盛期时，产品行销长江中下游和南北方地区，占领了大部分市场。它成为当时青瓷技术的佼佼者的消息也通过湘江传递出去，进而引起朝廷的重视，不仅为南朝宫廷烧制早期的“贡瓷”，它制作青瓷的技术也通过湘江、长江等文化廊道西传或北传，进而影响北方早期青瓷的发展。而历史上的北人南迁，文化融合，也通过湘江这个媒介实现，岳州窑、长沙窑接收到这些外来文化，通过内部吸收来改变自己的创作风格。

衡山窑出土的彩绘碗。

衡山窑出土的执壶。

衡山窑出土的钵。组图提供/张兴国

东汉青竹寺窑青瓷，篦画连弧纹青色釉下酱彩碗。

为何这几个窑脱颖而出

湘江流域不同时期的窑址如此密集分布，为什么只有这几个窑脱颖而出呢?

窑址要在中国陶瓷史上留名，并非易事，除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外，更多依赖好产品和技术革新。

岳州窑作为中国南方青瓷生产中心之一，它的窑火一直从东汉延续到隋唐，这些窑业遗存构建了湘江流域甚至长江中游汉唐时期的青瓷发展脉络。它是最先烧制成熟青瓷的窑址之一，质量可与浙江越窑媲美。东汉晚期，它采用口沿刮釉、相互叠烧的方式提高产量，也是目前我国所发现最早的芒口瓷。到东晋时期，岳州窑在烧造工艺上又出现了筒形匣钵，它也是目前所知最早使用匣钵技术的窑口。除了这些技术革新，岳州窑马王墈窑址还出土有多件“太官”、“上府”铭文的南朝晚期青瓷碗，这些高档青瓷碗的出现，也能反映出中国“官窑”制度从地方官府设“官窑”烧制“贡瓷”向中央“官窑”乃至御窑发展。

而兴盛于唐代的长沙窑，除了承续岳州窑的制瓷工艺，它最引人注目的是瓷器的装饰。它打破陶瓷界“南青北白”的格局，创出釉下彩(有争议，有人认为是釉上彩)装饰工艺，并在装饰上大量引入绘画、书法、诗歌等反应唐代社会面貌的艺术元素。长沙窑的瓷土质量不及岳州窑，它善于扬长避短，在瓷胎上模印贴花。这时期的长沙窑还出现了“私人定制”，它出土的“道林寺”扑满、“岳麓寺茶碗”等是为寺庙定制的产品，它融合佛教、伊斯兰等外域文化，实现了瓷器的海外销售。

但岳州窑、长沙窑后，湘江流域的制瓷文明开始逐渐由下游转移到中游。到北宋时期，湘江中游的衡州窑成为湘江流域的一枝独秀。“它是湘江流域青瓷传统最后的繁荣期，技术体系影响了桂北、湘中、湘西等广大区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兴国说。衡州窑之后，宋元时期兴起的衡山窑以“粉上彩釉绘花”技术成为同时期的佼佼者，它大胆用彩，掀起了继长沙窑后的第二次用彩高峰。而明清时期的醴陵沩山窑生产青白瓷，首创釉下五彩，它的这个创举也成为中国陶瓷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

湘江流域的窑址密布，不同时期的窑址遗存有着不同的窑业技术，都能反映当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即使它们中的大多数仍在历史中沉寂，但这些窑址遗存一起串起了湖南的文明史。

鸣谢：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兴国，馆员杨宁波

岳州窑青瓷，青釉系纽印花莲纹壶(隋)。

素胎胡人牵骆驼俑。图/卢七星

东汉青竹寺窑青瓷，篦画纹高足酒鏂。

撰文潇湘晨报记者伍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