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国务院批准，建设部于2000年设立了梁思成建筑奖。2014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梁思成建筑奖交由中国建筑学会主办。2015年，在中国科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指导下，并受国际建协(UIA)鼎力支持，梁思成建筑奖于第八届(2016)将评选范围扩大至国际，成为面向世界的重要建筑奖项。

第九届(2018) 梁思成建筑奖评选委员会由宋春华担任主席，13名评委包括矶崎新等3位国际著名建筑师、张锦秋等6 位中国工程院院士、2位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以及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修龙；UIA、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派出3名观察员参与并见证了评选全过程，体现出梁思成建筑奖的国际视野和权威地位。最终，庄惟敏( 中国，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曼哈德· 冯· 格康(Meinhard von Gerkan，德国，gmp 冯 · 格康、玛格及合伙人建筑师事务所) 荣获大奖。

本刊就两位获奖者在建筑领域的独立思考以及几十年不间断的实践探索进行了特别专访，以飨读者。

第九届梁思成建筑奖获奖者专访

| 庄惟敏 | 1962年出生于中国上海；1992年获得清华大学博士学位；现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教授，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总建筑师，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建协理事、职业实践委员会联席主席，堪培拉协议轮值主席。

| 冯·格康 | 1935年出生于拉脱维亚里加；1964年获得德国布伦瑞克工业大学硕士学位；1965年与福尔克温· 玛格共同创立gmp 建筑师事务所；曾任布伦瑞克大学建筑设计研究所所长(1974-2002) ；2007年创立建筑文化学院(aac) 并任院长；汉堡高等自由艺术学院教授。

庄惟敏： 以建筑策划的理性思考作为创作起点

庄惟敏 │ ZHUANG Weimin

| AJ | 首先祝贺您获得第九届梁思成建筑奖。梁思成建筑奖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建筑学会授予建筑师的最高荣誉奖，可否先请您谈谈获奖的感想？

| 庄惟敏 | 梁思成奖是中国建筑师的最高奖，现在又成为UIA 的一个重要奖项，能够获奖我感觉自己非常幸运。这种幸运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1980年我考入清华攻读建筑，大建设就是这个时代的大背景，当时坚定地去学建筑，除了出于自己对美术、制作的喜爱外，更重要的是和这个时代有关；第二，我赶上了一个好机会，进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这样一所国内建筑的最高学府，有着由梁思成先生开创的严谨学风、根植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又面向西方开放的优良传统，后来又能留校教书育人，教学相长，对我有非常大的提升；第三个幸运就是在毕业后赶上了海南的建设热潮，我毕业分配到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刚参加工作就去了清华设计院的海南分院，第一时间就被扔到一个庞大的建筑市场中摸爬滚打，这段经历对我特别有帮助，也坚定了自己要做一名实践型职业建筑师的想法；第四个幸运是国际交流的机会，2005年我接替许安之先生代表中国建筑学会参加国际建协职业实践委员会作联席主席，到现在已有十几年了，我特别体会到中国建筑师要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要让他们更多地了解中国建筑师的工作，而这都得益于我们打开国门才拥有这些国际交流的机会；第五个幸运在于我得到了众多尊师学长、同事同僚无私的帮助、慷慨的共享，当然也有犀利的批评，在中国当代建筑师圈子里其实一直有这样一种氛围，比如我参加的东北大学校园、玉树和北川灾后重建这些集群设计，每一位建筑师既是设计者、又是批评家，我们一起讨论、取长补短，使我收益非常大；最后的幸运在于我遇到了一批好的甲方、丙方，没有好的业主不可能成就好的作品，没有好的施工单位不可能让图纸顺利地变成建筑。这些都是我感觉自己非常幸运的地方。

▲ 玉树藏族自治州行政中心

| AJ | 您这一代建筑师接受建筑教育和开展建筑实践的历程，刚好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短时间内各种建筑思潮的高度冲击，以及快速城镇化的发展建设过程，导致这一代建筑师身处在多种设计风格的流变之中，您是怎样逐渐确立了自己的设计理念或设计方法？

| 庄惟敏 | 这其实也是我不断拷问自己的一个问题——设计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实风格这个词对我来讲一直都比较远，我并没有希望自己形成某种风格，倒是理性的设计、逻辑的表达，以及科学的创作，变成了自己回答上述问题的关键词。我慢慢地开始倾向于在这个大建设背景下，去寻找富有逻辑的答案，或者说科学的解释。但建筑又是艺术和科学的融合，单纯讲科学性显然和今天大的建筑思潮不搭，艺术的创作往往更能感染人。在这个过程中我接触并开始研究建筑策划，这使我体会到艺术化的创作并不能完全排斥科学的存在，理性、逻辑的判断和设计，对于更为普适的大众化的建筑反而具有更深刻的意义，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实现感性的创作。这样一种理念让我慢慢偏重于把策划的理性思考作为自己创作的起点，比如，奥运会场馆设计强调赛后利用转变的理性过程，国家电网电力科技馆项目强调将基础设施与公共空间结合，基于为社会、为环境服务这样一种理性的思考。应该说我是以更加偏重于回答理性、逻辑的质问而进行建筑创作的。

▲ 国家电网电力科技馆

| AJ | 我们知道您是在日本留学期间接触到了建筑策划，而最初的建筑策划理论似乎源于美国，您回国后致力于这项研究，提出要建立和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建筑策划与后评估理论体系，可否请您讲讲我国建筑行业哪些现实情况使我们无法直接沿用其他国家的策划理论？

| 庄惟敏 | 我其实也是阴差阳错地接触到了建筑策划。当时申请去日本进行博士生联合培养，日本大学里专门有这个学科方向，叫建筑计画，我的导师服部岑生先生正好是日本建筑计画界非常重要的学者。我跟随他学习后发觉建筑计画很有趣，而且它能解决长期困扰我的关于“建筑为什么这样做”的问题。但“建筑计画”和我们现在所说的“建筑策划”并不完全一样，它更多是从环境行为学的角度研究人的行为和比较细节的建筑空间设计，偏重于建筑的空间和细节，特别是室内的研究。日本对建筑计画的研究从1930年代就已开始，现在也被很多国内学者引入了中国。

在我开始研究之后发现，1959年美国建筑师威廉· 佩纳在《建筑实录》杂志上曾发表一篇文章《建筑分析：一个好设计的开始》，这是一份影响很大的研究报告，佩纳也被认为是建筑策划理论的鼻祖。他和他的学生之后又一起编著了《问题搜寻法》(Problem Thinking) 一书，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建筑策划体系。他们提出的“programming”指的就是前期策划研究。当我了解了这套体系，就感到它确确实实是我们国家正缺乏的。因为我们太多时候都是在计划经济背景下“大干快上”，前期用可行性研究代替策划，造成只有题目没有细节，很多建筑设计缺少理论依据，设计任务书出现重大偏差。已经有专家学者提出这属于“题目出错了”，还不是设计的问题。

说到为什么不能直接照搬日本或美国的理论体系，主要源于几个原因：第一，我们的城镇化进程和建设速度太快，很多因素缺乏过滤，问题未经分类而混杂在一起，解决问题的方式和逻辑都不很清晰；第二，建设流程不一样，比如我们没有策划环节、任务书审查环节，又存在各种人为因素的干预，而在国外其实都是有严格的法律规定的，设计任务书不经审查是不允许往下进行设计的。因建设机制不同所以无法照搬，必须要建立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建筑策划理论体系。

▲ 延安大学新校区

| AJ | 您可否就具体的项目来谈谈如何以建筑策划理论引领实践？例如您设计的北京奥运会柔道跆拳道馆, 在奥运后10年来运行收益很好，哪些基于建筑策划的空间生成和转换方法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庄惟敏 | 奥运会对于中国建筑师来讲是一个机遇，但奥运场馆建筑的赛后利用从来都是一个世界性难题，难点就在于15天奥运会之后它们是否能持续好用。这样的反面案例太多了，比如雅典奥运会、亚特兰大奥运会，很多场馆都拆掉了，或者干脆成为废墟。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是个盈利的范例，但它没有一个新建场馆，全部都是老场馆改造。这里我们可以参考的精髓是什么？我认为就是能否用前期策划定位你的设计理念。

北京奥运会在大学里的新建场馆共4个，北京科技大学的柔道跆拳道馆是其中之一。这个设计从开始我们就以策划为切入点，提出的定位是“立足学校长远使用，满足奥运”。国际奥委会单项联合会主席最初其实并不完全赞同，但当我们完整陈述了建筑策划的理念、提出以此为出发点的设计方案时，评委是非常认可的。因为根据奥运大纲两本厚厚的任务书，建筑满足15天的奥运会要求没有问题，但如何保证它在奥运之后不成为业主财政的窟窿，同时还能持续地为学校使用，这是我们策划的切入点，相当于调整了以奥运大纲为基础的任务书，在其中附加了很多内容。

比如，分时分区转换的问题。我们的内场布局并没有简单按任务书来做，根据奥运大纲，柔道、跆拳道比赛内场不需要很大，但我们做了一个60m×40m的内场，在满足大纲的柔道、跆拳道比赛的同时，赛后还可以容纳几十块羽毛球或网球场地，面向学生开放，通过可推拉的活动看台调整内场面积。奥运大纲要求8000个座位，但对高校体育馆的一般研究表明5000个座位是适当的，这主要是考虑到综合性大学全年级集会进行开学、毕业典礼的要求。所以我们设计了观众固定座席4080个，同时租用3932席临时看台——它完全是用钢管搭建的脚手架，座位是租来的，赛后可以顺利移除。观众座席共8012个，从一开始就准备在奥运会后要进行便捷的改造，既满足奥运会柔道、跆拳道比赛及残奥会轮椅橄榄球、轮椅篮球比赛的要求，也符合高校综合体育馆的规模设置。搭建临时看台的地方赛后做成两个11m净高的球类馆，相当于在一个屋檐下做了3个场地——这些空间都是从一开始就策划好的。再比如，学校想借此机会建个游泳馆，但奥运会并不需要；国际比赛倒是需要有个热身馆，赛后学校又不需要。所以我们把热身馆和游泳馆结合起来，一期做好游泳馆的泳池，把水放干后在上面搭建奥运会的热身场地。关于赛时赛后转变还包括很多细节，比如天窗。奥运会场馆一般不要天窗，因为要避免炫光，所有天窗都要遮蔽。但为什么我们还坚持做天窗？也是出于策划的原因，为了保证赛后在不开灯或少开灯的情况下，满足学校教学、会议、演出、训练的使用要求。有趣的是，北京奥运会在大学里的4个新建场馆都是由高校设计院的建筑师中标完成的，而且都做了天窗，说明大家对于高校使用比较了解，有这个共识。这个场馆确实效益非常好，奥运会投入使用10年来，每年年收入千万元、净盈利300~400万元，这对一个学校来讲特别不容易，算是一个建筑策划的成功案例。

▲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北京奥运会柔道跆拳道馆) 赛后利用

| AJ | 使用后评估与前策划一起形成了一个闭环流程，它们两者是怎样一种相互作用关系？在学报2019年3期超高层建筑专题中，您关于CBD-Z1B大厦的文章中也提到设计是基于20余栋超高层建筑的使用后调研和分析。您可否讲讲如何通过后评估的研究推导和影响建筑设计？

| 庄惟敏 | 后评估在西方出现也是比较早的，美国建筑师、建筑理论家沃尔夫冈· 普莱瑟最早提出了POE (Post Occupancy Evaluation)的概念，后来他又出版了另一本相关的专著《Building Performance Evaluation》，这两者都主要聚焦在建筑性能上。经过长期的研究和借鉴，并对照我国的国情，我们感觉这件事不仅要聚焦在性能，还要聚焦在使用者的行为特征上，就有了前策划-后评估的整体设想。使用后评估会反过来对前期设计任务书有一定优化，也成了我们坚持这套理论体系的最基本的出发点。

现在我们基本将问题搜寻的思路应用在所有设计里：先是问题域的建立，之后是数据库和数据分析，在数据分析后研发空间策划技术，其中包括设计任务书风险评估技术、空间生成的多因子变量分析技术等。我们设计完成的北京CBD-Z1B大厦就是运用前策划-后评估理论的一个尝试。高层建筑国外已经有很多经典案例，但在我国高层建筑怎么做，我们认为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理念问题。通过问题搜寻的前期研究，我们定义了这个项目的关键点，就是有造价的限定。基于这个出发点，我们做了20余栋高层建筑调查，包括核心筒的设置方式、结构体系、电梯数量、核心筒大小与空间比例关系等。以此初步确定标准层及核心筒的面积介于2500m²~3000m²之间，研究策划的要点还包括层高、核心筒优化、外立面以及地下空间配比等。该项目建成后，评估分析其空间使用效率很高，且建筑造价是北京CBD核心区里最低的，这也是得益于使用后评估和前期策划整体的理念。

| AJ | 您担任国际建协职业实践委员会(UIA-Professional Practice Commission，简称UIA-PPC) 主席已有十多年，这个委员会主要研究全球职业建筑师执业规则。您认为我国建筑师执业规则与其他国家的差异主要在哪些方面？哪些是您认为亟待改进的地方？

| 庄惟敏 | 国际建协职业实践委员会的发起人其实是中国建筑师，时任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张钦楠先生。1990年代，UIA 讨论建筑师在其他国家执业、合作需要有个共同的规则，在张钦楠先生和美国建筑师协会的詹姆斯· 席勒共同倡导下，国际建协于1994年设立了职业实践委员会，由中国建筑学会的张钦楠和美国建筑师协会的詹姆斯· 席勒共同管理，执行委员会日常工作。在1994-1996年期间，委员会制订出第一版《UIA 建筑实践的职业主义推荐国际标准认同书》，并在1996年7 月的西班牙巴塞罗那国际建协第20次代表大会上通过。自此，该认同书被确立为国际建协工作的指导性文件。职业实践委员会现在是UIA 四大委员会之一，专门研究执业实践规则、标准、项目的获取、取费、知识产权纠纷、职业道德等，已经推出了17项政策、13项推荐导则，来界定全球建筑师的职业实践。我在这里感触最深的是，在计划经济背景下我国建筑师还不能叫做独立执业，也缺少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所具备的职业精神。我们往往走两个极端，一方面按照计划经济政府下达的命令去做，另一方面又太过市场化、全按业主的要求做。国际建协非常强调职业主义精神，要求建筑师除了收取设计费为业主服务之外，还应该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应该承担你的专业责任，这是我们以往不太在意的。而且很多执业规则我们也还不是特别清楚，其实国际建协的17 项政策都有界定。所以从事设计实践建筑师的设计水平是一方面，国际化程度还在于是否能遵守或参照这些规则。

| AJ | 除了建筑师的身份外，您还担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同时也是全球建筑职业教育互认的堪培拉协议轮值主席。最近几年，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国内院校在QS建筑排名上表现优秀，您认为其后的原因是什么，是否表示我们的建筑教育已经到了这个水平？基于您对全球建筑教育的了解，您认为当前建筑教育中哪些方面是应该特别需要加强的？

| 庄惟敏 | 其实QS排名的优秀主要是得益于国家的大背景和清华大学的影响。它是一种学术声誉评价，很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校友和业界的反馈。依托中国现在快速城镇化的进程，建筑师们都想来中国实践，自然合作的机会多，有了业界声誉；这也得益于清华是国内顶级的大学。所以我个人并不觉得我们的建筑教育已经到了这个水平。当然排到这个位置会有更多机会和可能性同国外最顶级的大学进行交流，这是这件事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如果说现在教育的差距，我感觉建筑学是一个将艺术和科学融合、同时又需要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的学科，但我们有时候太过于急功近利地去认识它。学校把它作为招生中最强有力的专业，学生也要把自己的分数和最热门的专业建立起某种联系，但没有认识到建筑学的特殊背景和要求。也可以说我们对建筑教育的宣传普及不够，造成很多同学学到一半学不下去了。对建筑学的认知是大学职业教育的重要前提，这一点我认为还要加强。

另外，我们要将建筑学当成一个复杂的综合的工科和文科的聚合体系来学，而不是简单地通过补充一些绘画和艺术学的知识能学的。在国际建筑学名校里越来越体现出这种趋势，比如把建筑学和建造、工业化、大数据结合起来。建筑这个词汇可能也要带有更多内涵，具有更多、更广的视野。这对教育体系带来的变化可能是根本性的，也就是基础课要学什么。最近几年我们结合清华大类招生做了些尝试，比如一二年级宽口径平台设计课，以及三年级设计课的开放教学等。但矛盾在于堪培拉协议中是要通过知识点的考核认定学位的有效性，所以我们也不能很随意地去改变或调整。但我想未来调整是必然的，肯定有人率先来做这件事，比如我们在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做了未来人居平台这样的尝试，也是希望有所创新和探索。

冯· 格康： 统一性与多样性中的交互和谐

冯·格康 │ Meinhard von Gerkan

| AJ | 首先祝贺您获得第九届梁思成建筑奖。梁思成建筑奖从上届开始走向了国际，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建筑学会授予建筑师的最高荣誉奖，可否先请您谈谈获奖的感想以及您对这个奖项的认知？

| 冯· 格康 | 我知道梁思成与他的妻子林徽因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他们作为文物保护的先锋一直致力于历史建筑遗存的保护工作，使得这些宝贵的遗产存留至今。梁思成也曾游走于各种文化之间，他在哈佛和宾夕法尼亚大学都学习过，将毕生精力倾注于中国和国际建筑师的文化交流事业中。中国和德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是我一直以来的重要课题。作为今年梁思成建筑奖的国际获奖者，这个奖项是对我们在中国多年建筑实践的肯定，因此这项荣誉对我也有着更深的含义。

| AJ | 从您1998年赢得北京德国学校竞赛开始，gmp在中国的建筑实践已经有20多年之久，建成项目140个，其中很多是大型项目，包括像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这样重要的国家级项目。可以说，gmp是中国建筑市场向外国建筑师开放合作后在中国实践最为成功的国外事务所之一。请问目前整个事务所有多大比重的精力投入在中国项目中？中国项目与您在德国或其他地方的项目相比，有哪些特点吸引您？您认为又是gmp 的哪些特质或是哪些机遇，促成了其在中国建筑市场的成功？

| 冯· 格康 | gmp 在全球共建成470个项目，其中140个在中国，占比近1/3。

我最初是被中国的传统建筑所吸引。它们不仅在亚洲，而是在世界上都享有盛名。我们事务所遇到的挑战也正在于此：我们一直以来的目标都是通过当代的建筑手段来反映中国建筑的独立性，并为其找到一种符合时代并同样独立的建筑语汇。此外，我们在中国参与竞赛投标取得的胜利，也驱使并激励我们不断完成各种建筑设计任务。

对最后这个问题我不好妄自下结论，但还是可以从几个方面提出一些分析，我想应该可以从中得到一个统一的答案。我们的中国业主给予了我们相当高的自由度，在设计上进行新的尝试、寻找新的解决方案。这一自由涉及我们设计理念的各个领域：建筑解决方案的简洁性，从个体结构与材料性发展而来的形式法则，我们一直看重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平衡，以及我们致力于从设计任务的特殊性出发，为每一栋独特的建筑创造出独一无二的个性。

| AJ | 您的设计策略总是很理性的。比如gmp早期最重要的项目柏林泰格尔机场，闭合六边形的平面方案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旅客的登机行程。这在当时的机场设计领域是具有革命性的创新，而这种创新完全基于理性的分析，并不是形式上的考虑。您曾说过“合理性是建筑设计的宗旨”。可否请您以具体的项目谈谈您所说的“合理性”包含哪些方面的考量？是否可以理解为，您认为合理性永远重要于所谓形式上的突破？

▲ 柏林泰格尔机场

| 冯· 格康 | 对于这个问题，我可以从gmp诸多项目中举例说明。比如我们设计建成的3座剧院建筑——青岛大剧院、天津大剧院和重庆大剧院。这3个剧院从内到外的合理性都源于建筑与自然的互动。它们都作为举足轻重的体量插入到城市结构中，其重要性都是通过入口路径来凸显的。在这3个剧院中，人们都通过宽大而隆重的台阶，从周边自然环境中进入建筑的公共空间。不论是建筑在自然环境中自成一体的个性，还是通过大台阶营造的路径，都体现了建筑的合理性。

▲ 天津大剧院

▲ 青岛大剧院

关于建筑的合理性与形式及风格之间可能的对立关系，对我而言从来都不是主次的关系。在一个新的设计过程中，我们最大的挑战往往在于如何将合理性、形式与风格紧密地结合起来。因此我们的设计原则可以高度概括为：面对每一个设计任务都要创造出“统一性和多样性，以及统一性之中的多样性之间”的交互和谐。

| AJ | 您曾将gmp的设计哲学归纳为四点——简洁性、多样统一性、独特性、条理分明的秩序。简洁、理性、精确通常是我们认为的德国建筑的特点，而中国的建筑文化则比较注重象征性，很多业主会偏爱图像化的设计语言和理念解读，这看起来似乎有些冲突。gmp在中国这20年的实践是否能一以贯之地坚持自己的设计哲学？或是也会在某些具体的项目中有所调整呢？

| 冯· 格康 | 作为建筑师本人，我无法用更简洁、精确的词汇来描述我们50多年来的建筑实践工作了。从我们在中国进行建筑设计开始，重视建筑语言的象征性这一中国特色就是一个现实。因此，在诸多建成项目中，我们一直不断努力用我们对建筑的理解来阐释这一倾向性并将其建造实施。然而，我们的设计理念从来都不是僵化死板的教条，而是来自我们与业主之间共同的对话。在这里我想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临港新城的航海博物馆，它展现了一只帆船的超尺度形式，并因此包含了近乎最大化的关于航海的象征意味；第二个例子是重庆大剧院，如同一艘灯火通明的巨轮漂浮在城市中，这座剧院也因此成为了游客心中重庆的象征—— 一艘从重庆沿长江一路驶向上海的巨轮。

▲ 临港新城航海博物馆

▲ 重庆大剧院

我所提出的“对话式设计”的理念，就目前我们作为建筑师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的成就来看，没有被更换或修改的理由。同时，我们作为一家来自欧洲的大型建筑师事务所，也有必要开创一条新的道路，并在实践中对其进行检验。

| AJ | “对话式设计”是您一直倡导的设计理念，我们理解这种对话也涉及在设计过程中与业主和建设方在观点和理念上的沟通，满足客户要求以及可能的方案调整。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项目应该是gmp中国实践中最重要的项目之一，在天安门广场这样重要的地段改造“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必然要协调来自多方的意见，方案也经历过很大改动，可否请您借这个具体项目的实现过程向我们介绍下设计是如何应对来自各方的意见进行调整的？

▲ 中国国家博物馆

| 冯· 格康 | 当时我们参加的是一个中国和国际建筑师都参与的匿名竞赛。多数评委投票给我们的方案，这一胜利对我们来讲是巨大的荣誉。

基于评委的决定，接下来的对话则是变化莫测的，时而融洽、时而冲突。我对此的理解是，争论的核心问题一方面是关于老博物馆拆除部分的历史延续性，另一方面则是我们的建筑理念。在长久的讨论过后，我们公司内部提出了一系列修改方案，最终成功形成今天的实施方案。我们最大程度保留老博物馆的想法，也有幸得到了贯彻。

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在“对话式设计”这一信条之下一次成功交流的结果。这种交流不仅发生在业主和建筑师之间，也发生于两种迥然不同的建筑文化——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之间。对我来讲，这个项目是在当下斗争不断的国际政治社会体系中一个极为成功的跨文化合作范例。

| AJ | gmp众多的中国项目位于不同地域，您能否就具体项目谈谈面对不同地域文化习俗和环境条件的设计应对策略？

| 冯· 格康 | 我们确实通过大量在中国和亚洲的建筑项目回应了各种不同文化、气候和地理条件。接下来我想通过几个实例来具体说明。

在上海的SOHO复兴广场项目中，我们按照业主的心愿，实现了一个小尺度的商业综合体建筑，其富于表现力的形式体量蕴含着对这个城市典型的独特长条形肌理——“里弄”的回忆。这一位于市中心的项目凭借其建筑类型与充满亲密性的公共空间，为当地人和游客都创造了一种具有历史体验的环境氛围。

▲ 上海SOHO 复兴广场

另一个在中国并不常见的项目是三馆一体的长春科技文化中心。这一地区常年的低温气候迫使我们必须寻找一个能够抵抗严寒的气候学建筑解决方案。最后落成的文化中心有着极为封闭的外墙，与外部几乎隔绝，内向的特征证实了这一设计初衷。

▲ 长春科技文化中心

在进行深圳宝安体育场设计时，如何将我最喜爱的竹子结合到建筑表达中是一个主要的诉求。参照这种中国典型的建筑材料，我们使用32m高的涂层细钢柱代替真正的竹子来承载屋顶的结构荷载。最后的结果令人十分惊喜，尽管在建构上并不诚实。现在，市民们都称之为“竹林体育场”。

▲ 深圳宝安体育场

| AJ | 德国建筑的建造品质一向很高，而且gmp对构造一直很在意，比如柏林火车站站台顶棚上2000多片方形玻璃，每一片大小都不一样，据说最小的差别只有1mm。请问gmp中国项目在深化设计和施工方面的体验如何？是否能达到在德国的建筑标准？会通过哪些手段来保证对施工的监督管理？或者您认为差距和问题在于哪些环节？

| 冯· 格康 | 首先我们对此有信心，我们头脑中构思的并能够得到业主认可的设计方案，最终都能基本按照方案进行实施。我们也知道，世界上几乎不会有另一个国家会比中国更加迅速和顺畅地领会到城市建筑的愿景及物质表现。因此，与中国业主的合作在我们内部一直享有极高优先权。

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主要描述的是一种过去的状态。我们尤其乐于听到中方合作设计单位提出需求，将我们较高标准的工业水平做出适应中国国情的调整。时至今日的经验都已证明，中方合作设计单位会很快追赶上并超越我们。

我们与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华东建筑设计总院、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上海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等中方合作单位共同合作了20年之久。没有这些合作，我们在中国的项目无从谈起。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这些合作伙伴。在施工图设计阶段，我们也与合作院共同设计节点细部、解决技术问题。我们3个中国分公司都有工程监理人员，定期去工地考察、把控施工质量。我们对工地施工现场的密集而广泛的控制，令很多业主都感到惊讶。

中国建筑业仍旧存在着巨大的提升空间。不少建成的构造节点仍然是错的。建筑外表皮不密闭，导致能耗增大。施工企业面临工期压力往往牺牲施工质量。建筑师做设计的时间太有限，在工地上几乎没有话语权，面对低价中标机制不得不接受较差的产品。目前也缺少建筑师现场服务的合理付费标准，因此建筑师在施工图设计后往往直接进入了下一个新项目，而不是去紧密地监控建筑施工。

| AJ | 我们也很想听听您对中国这些年城市发展和建筑实践的看法，您能感受到这20年来有某些层面的变化吗？对未来您有哪些方面的建议？

| 冯· 格康 | 谈到中国的发展，我认为很多方面都有着积极的变化。建筑的施工水平不断提高，很多施工企业愈加专业，已经可以与欧洲标准相提并论。中国建筑项目进程的惊人速度既令人赞叹，也有很多无奈。在德国人们常说：好东西需要时间。我的建议是，遇到重要决策和设计阶段时，多花些时间去寻找一个成熟的解决方案。

当然人们会问我，如果是我会怎么做。我认为不仅在中国，在德国的建筑行业也有很多方面亟待改革。在整个亚洲，包括日本，我都看到了在城市规划方面整体协调性上的不足，即将城市空间视作一个整体并调整其中的建筑设计。我确信，道路、广场和公园对城市品质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建筑则作为限定空间的元素为实现这一目标而服务。

< 访谈／孙凌波； 冯·格康访谈文字德译中／郑珊珊>

（正文完。原文刊载于《建筑学报》2019年9期，总第612期。）

责编：王铭俊

来源： 建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