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4月20日，中国第一部宪法起草人，著名法学家周鲠生先生逝世。周鲠生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学家，尤其专长于国际公法。他一生服务教育，著书立说；虽然没有以学者身份从政，却利用参与政治献言献策的机会将研究所得应用于实践，促进学理和实务的融合。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他——

一

周鲠生，名览，1889年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贫寒的教书先生家庭，四岁丧母，十岁丧父，随祖父成长，十三岁时考取秀才。后在谭延闿创立的湖南省立第一小学读书，好学不懈，成就名列前茅。但他身体状况不佳，“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靠官费读书，衣不暖体，食不果腹，体质瘦弱，经常晕厥”。周鲠生平时沉默寡言，但性格耿直，关键场合仗义执言不畏权势，在一次学潮中带头抗议学校当局，被开除出校。但谭延闿惜才，批给他留日官费，于是周鲠生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修习政法经济等科目，还在那期间加入了同盟会。

其后，周鲠生从日本回国参加革命，并与黄芳君结婚。他和李剑农、杨端六等人一起在汉口创办《民国日报》，宣传革命民主，因此遭到袁世凯的通缉，他逃到上海，在黄兴的帮助下获得湖南省官费，赴英国留学。在爱丁堡大学，周鲠生获得硕士学位，1919年赴法国巴黎大学继续深造，得法学博士学位。

周鲠生在法国求学期间，逢巴黎和会召开，留法学生组织国际和平促进会，反对将山东权益转让给日本，反对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国际和平促进会开会时常由王世杰或李麟玉主席，周鲠生也参与其中。在中国国内、法国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代表团未在和约上签字，“拒签凡尔赛和约一事，国际和平促进会在巴黎之直接运动发生影响最大”。

(巴黎和会)

二

1921年周鲠生回到中国，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长法制经济部。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声名卓著的机关，编译所广揽人才，大量聘请归国留学生担任编辑，在1921年之际就有人员160名左右。[6]当时编译所的编辑，是以学历定待遇的：

国内大学毕业而有教书经历的，月薪八十元，坐的是三尺长尺半宽的小桌子，加一硬板凳。桌上的墨水是工友用开水壶式的大壶向一个小磁盂注入的。

若是日本明治大学一类学校毕业回国的人，月薪是一百二十元，桌子长到三尺半，宽到二尺，也是硬板凳。如果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者，月薪可到一百五十元，桌子长到四尺，宽到二尺半，藤椅子。桌上有水晶红蓝墨水瓶，另加一个木架子，内分五槅，可以分类存稿。

若是欧美一般大学毕业回国的留学生，月薪可至二百元，桌椅同于日本帝国大学的留学生。如果是英国牛津、剑桥，美国耶鲁、哈佛，而回国后有大学教授经历，那就是各部主任，月薪二百五十元，在待遇上顶了天。桌子上有拉上拉下的盖，除自己坐藤椅外，还有一个便凳子，预备来接洽工作的人坐。

那时巴黎大学是公认的世界第一等学府，周鲠生是巴黎大学的博士，在编译所自然享受最高的待遇。编译所的人员流动比较大，很多留学生之所以来此任职，不过是因为一时没有谋到合适的教职或政府职位。周鲠生也大概是如此，“商务生涯原非所愿”，1922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他到北大任教，他答应邀请，七月辞掉商务印书馆的职务。[9]随后前往北大任政治学系教授，和王世杰、李麟玉、李四光、丁燮林等北大教授一起住在后门(地安门)内东吉祥胡同三号。

时势造才，风云际会，这些学者相会在中国第一个现代学术机关里。当时的北大，经校长蔡元培的改革，延揽人才增聘教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学术氛围非常浓厚，任教者大都一时之选。当时的北大教员分为教授、讲师、助教三种;教授和讲师都授课，惟专任兼任区别，助教不授课，只任助理工作。教授最高待遇每月大洋二百八十元，次之的二百六十元、二百四十元，讲师待遇按每小时五元计算;但因为政局原因，每年可以领到八、九个月的薪水。按当时的物价水平，教授们属于收入颇丰的阶层，出门全是乘坐人力车;当时消费水平低，一个小家庭每月几十元即可以维持。租一个由二十间余间房屋的四合院，租金每月不过二、三十元;每日饭菜钱在一元以内便可以吃的很好;教授们往往雇佣一个厨子，一个男仆或女仆，一个人力车车伕，待遇相当优渥。

当时北大分为三院：第一院为文科，在汉花园沙滩;第二院为理科，在景山东街马神庙四公主府，也就是京师大学堂旧址;第三院为法科，在北河沿译学馆旧址。北大闻名全国，是因为其文科的声势，理科和法科都等而下之。旧时北大，处在北京城的中心，文气四漫，风光旖旎。刘半农曾说，北大之有北河沿，简直可以媲美英国剑桥大学的“剑桥”;再加上临近景山公园、故宫、北海、北京图书馆、东安市场，雕栏玉砌，清风明月，既可一饱口福，又可购物消遣，堪称宜居之地。

在这样的学术环境和生活环境中，周鲠生度过了安稳的几年。在北大政治学系，他讲授“政治及外交史(一)”、“政治及外交史(二)”、“国际联盟”等课程;合开“现代政治”课程，讲授“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还参加“演习”，指导学生关于“国际政治”方面的调查。国际法的课，本来是燕树棠教授讲授，但燕树棠看到周鲠生的讲稿，就甘拜下风，将这门课让给他讲。周鲠生不像那时的很多教授，讲义一成不变，他的讲义随时根据研究所得进行修改和增补，以至于他的讲义被坊间弄去偷印，高价售卖。周鲠生一上课开讲，教室的窗户上都坐满了听讲的人，同学们争坐前排，全神贯注屏息倾听;[15]他授课非常严肃认真，一百多人的课堂不惜花很多时间与气力来点名，给学生的分尤其不肯马虎，他的课堂“时常显得异样的严肃”。

周鲠生注重基础，教育学生初学宜在基础上做工夫，造就一个广博的基础，暂不必求高深的专门研究，若没有一般的基础，所得结果必甚狭隘;所以要研究政治，对于法律、经济、历史都应有相当基础。[17]他曾给学生开列一个最简单的“研究政治与法律学者必读书籍”，其中包括：

The Elements of Politics, by Sidgwick, London

American Commonwealth, by Bryce, Lond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by Mill, London

以上政治学

Law and Public Opinion in England, by Dicey, London

Elements of Jurisprudence, by Holland, London

以上法律学[18]

在北大，除了教书授课，周鲠生积极参加校务。1923年9月他当选为政治学系主任，[19]此外还担任法律学系专门研究导师，指导公法的论文和英文、法文日文的翻译;[20]担任大学评议会评议员、聘任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周鲠生对于北大法科的发展贡献良多。1920年代之初，北大法科尚不成样子，教员中比较有水准的唯王宠惠、罗文幹而已，但这两个人都在政府任职，只能在北大兼职，“直到王雪艇、周鲠生诸君来任教授后，始组成正式的法科，而学生亦渐去猎官的陋习，引起求学的兴会。”

任教北大期间，周鲠生还曾参加广州中山大学的筹备。1924年7月间，应中山大学邹鲁之聘，他和王世杰、石瑛、王星拱、皮宗石一起，从北京前往广州，参加中山大学筹备会。此次会议后以失败告终，大学改良无望，诸人失意而去。

三

1927年1月，因为革命形势的发展，武汉国民政府急需懂外语、能做外交工作的人才;于是，陈友仁给王世杰、周鲠生和陈翰笙拍电报，聘请他们到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当顾问。接到电报后，三人立即准备南下。当时，北京已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控制下，他们三人只好悄悄南下，先坐火车到天津，从天津坐海轮统舱去上海，拜访了著名的女律师郑毓秀;然后换乘江轮，溯长江而上，到达汉口，参加革命政府的工作。

随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周鲠生奔赴南京。1927年10月，中华民国大学院成立，他出任全国教育会议大学院提案预备委员(科学教育组);担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筹备会常务委员，出席院务会议，为新生的最高学术研究机关的制定规则。1928年5月，江苏大学改称国立中央大学，周鲠生在中大任副教授，并担任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系主任。1928年10月，周鲠生与王世杰等四十八人一起被任为立法院委员。

四

1913年教育部在武昌东厂口设立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后经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国立武昌大学的不同阶段，于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攻下武昌后停顿。其后国民政府下令以武昌大学为基础，合并国立武昌商科大学、省立医科大学及其他私立大学，建成一所综合性的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于1927年3月正式开学，“嗣以时局关系，屡起波折，校务废弛达于极点”，终于1927年冬被国民政府大学院勒令停办。

1928年，湖北省教育厅长刘树杞提议在武昌重新办一所大学，得到了各方赞同。国民政府也表示同意，王世杰偕李四光、周鲠生与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商请，准备筹设武汉大学;湖北省对于新大学的性质倾向于省办，但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决定避免地域性定为国立。1928年7月，大学院正式决定筹建国立武汉大学，以刘树杞、王星拱、李四光、周鲠生、麦焕章、黄建中、曾昭安、任凯南等为筹备委员，并成立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以李四光为委员长。[31]李四光在筹备委员会上提议以150万元在武昌郊外另建新校舍，改善环境。

1929年王世杰出任国立武汉大学第一任校长，到任时新校舍建筑费“实际领到的只有20万元，加以省政府已改变，情势变迁，一切都有落空之象”。王氏积极奔走，在行政院院长谭延闿和湖北省主席何雪竹的帮助下，得以解决经费问题;新校舍于1930年3月开始动工，1932年2月雄伟的珞珈山新校舍拔地而起，投入使用;加上制度和师资的完善，武汉大学甫一成立便为国内一流大学。

(周鲠生在武汉大学住过的11号楼)

按照王世杰的说法，武汉作为全国的交通中心、商业中心，虽然近几年未免凋敝，但将来能发展，倘政治安定，人口可增至300万、500万，即可成为中国的芝加哥，所以要在此地建立一所完全的大学，一所包括文、法、理、工、农、医六大学院的大学，不但适应武汉现在的需要，而且要适应将来的需要，保障人才的供给。

作为筹备委员，周鲠生自始即参加了武汉大学的创办;他协助王世杰，奔走联系，解决武大校舍的资金问题。[34]1929年5月，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吴之椿致函周鲠生，聘请他到清华任教，北京大学亦来函催他回去，但他因须去武大，婉言谢绝。1929年9月，周鲠生到武汉大学任教。在武大，他相继担任法学院政治学系主任(1930.9—1935.10)、法律学系主任(1935.10—1937.8)和法科研究所主任(1935.1)，并一度担任教务长(1936.8—1939.9)。抗战爆发后不久，武汉成为前线，武大于1938年3月开始向四川乐山迁移，弦歌不辍，继续办学;周鲠生一家也随校内迁。

武大迁乐山后，内部纷争出现。校长王星拱为人和缓，寡于决断，对于各院长及教务长不能信任，引来周鲠生、杨端六、陈源等人的不满，王世杰后悔地说，“六年前余离武汉大学时，原拟推荐周鲠生继任，皮皓白以王为教务长，周为教授，谓宜推荐王抚五，予不得已允之。抚五为人甚好，然优柔寡断，胸襟亦不豁达，此其短也。”

五

抗战爆发后，王世杰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周鲠生被聘为参事室参事。参事室是军委会委员长的咨询机构，直隶于委员长，它的职责包括：应委员长之咨询，贡献关于政治、外交、经济、财政、教育等重要政策的意见;征集国内外专家的意见与具体方案;承命审查并研究各方呈送之条陈、计划与方案;研究特种问题并规划实行方案;搜集并整理各种足备决策参考的重要材料;其他委员长交办事项。1938年7月，周鲠生曾就形势拟就“外交方略”一件，由王世杰呈送最高当局，该方略包括国际形势的测定和今后的外交方略。

方略认为，从国际现势来说，苏俄不会单独对日出兵，英国将在远东实行妥协外交，美国不会单独干涉远东问题，国联亦无力干涉中日问题。基于以上测定，今后的外交方略应该是在持久抗战的有利局势下，策动一种国际的或联合的干涉行动。这种干涉行动，应当建设在英美合作的基础之上。具体来说，若英国奉行妥协，调解中日，我方应坚决的维持外交根本立场，同时采取合理的态度，保全英国的友谊，使调解失败的责任落在日本身上;同时为了保障持久战，应尽量取得外国物质的援助;竭力促成英美的合作，英美合作成功系乎美国政策动向为多，故对美国方面的外交、人事及活动方法须多改进;催促国联施行制裁，英美如能合作，即可依照盟约对日实行制裁，苏俄自可参加。以上的步骤不妨同时进行。周鲠生还分析说，现今世界列强已经形成专制和民主两大集团势力的对峙，中国的利益和运命，无疑的与世界民主国相连系;德意政策日益有害中国，中国对他们最多采敬远主义，决不能再作有利期望，也不必再多事敷衍。民主集团的实力远在侵略国家之上，中国欲联俄非先打通民主路线不可。总之，中国今后的外交目标“应当是策动一个以英美海军合作为基本条件、在国联制裁之形式下而执行的对日封锁”。要达到这个目标，须在美国方面外交及宣传上大施活动，对于英法也要大做工夫。

抗战爆发后，根据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1938年7月成立国民参政会，实现“在抗战期间，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的目标。其职权包括议决战时政府对内对外重要方针，听取政府施政报告暨向政府提出询问案，向政府提出建议案，还可以组织调查委员会调查政府委托的考察事项。国民参政会自成立到1948年3月结束，共开会四届十三次。参政员分甲、乙、丙、丁四项，甲项代表各省市，乙项代表蒙藏，丙项代表海外侨民，丁项代表文化或经济团体。参政员虽非民选，但多是一时人望，第一届200人，第二届和第三届各240人，第四届第一次和第二次各290人，第四届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362人。周鲠生以丁项资格被遴选为参政员，连任四届。

在国民参政会，周鲠生尽职尽责，提案献策。他曾与五十名参政员一起提请确立民主法治制度以奠定建国基础案，提出中国政治应以民主法治为基础、为建国的原则，建议政府行动应法律化、政府设施应制度化、政府体制应民主化，以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还提出了司法改革案，主张司法经费由国库负担，并被中央法制、财政专门委员会议决通过。1939年9月，根据大会通过的“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案”，周鲠生被议长指定为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委员，并与黄炎培、张君劢一起担任召集人。

1939年10月，周鲠生偕钱端升赴美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七届会议，蒋中正嘱他们留美半年，相机协助外交活动。他和钱端升于10月30日飞抵纽约，与颜惠庆、胡适见面，次日和颜、胡会谈，向他们转达了“中央不在谋平和而在求美国援助”的信息，并将自己在重庆各方所得坚定抗战的印象和蒋中正发表的主张转述给颜、胡两人，坚定他们抗战的决心。颜、胡当日返华盛顿，周鲠生和钱端升在纽约住了几天，11月4日到美京华盛顿，暂住在大使馆。他们两人到美国不久，见识了中国外交上的人事复杂“如此之甚”，均感觉在美并无多少事可为，因此他和钱端升预定于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后在华盛顿小住，再去波士顿、芝加哥等地一游，次年一月便回国，以便赶上第二学期上课。

11月22日，太平洋国际学会在弗吉尼亚海滩开会，会议的总主题是“欧洲战争对远东的影响”，四个圆桌会议分别为：日本的处境与政策;中国的处境与政策;西方列强在远东的地位与政策;调整的方法。此次会议参会者百余人，中国方面出席者有颜惠庆、陈光甫、李国钦、周鲠生、张彭春、钱端升、温源宁、陈炳章、冀朝鼎、戴儒鎏十人。会场气氛尚好，一般美国人对中国抱持同情态度，但是此次会议，日本、苏联、荷兰不出席，除了美国、加拿大，其他各国代表人数既少也不重要，“此次会议实无重要可言”。

会议讨论中日问题甚详，但无具体决议，英国唯美国马首是瞻，美国虽极端同情中国，但不愿卷入战争漩涡，因此对禁运案很踌躇。美国国内分成禁运、折衷、孤立三派，对中日问题并无统一认识。[在这次会议上，周鲠生提交了和郭斌佳合作的论文《1931年以来的中日关系》。

12月2日会议闭会，周鲠生偕钱端升经华盛顿、波士顿、纽黑文到纽约，途中在波士顿住了四天，与Lowell、Pound及Holcombe诸人晤面，还参观了哈佛大学，“哈佛空气对华甚同情，而耶鲁则似乎孤立派有力也”。

钱端升因“觉得在此无事可做，且不便自由活动”，又着急回国上课，所以决定1940年1月18日返国。周鲠生也感觉久留没有必要，钱端升急切返国，他待着也意兴消沉。于是电王世杰，“如最近不接到兄之函电，表示有久留之必要，则亦当定飞机赶于下月初或中旬由金山乘机返国”。钱端升走后，周鲠生也决定回国，并已定2月13日在金山出发的飞机。1月28日，胡适认为他“淡于名利，又有见解”，劝他留下帮自己的忙。这让周鲠生很为难，王世杰也希望他在美稍久住，但就个人来说，感觉多住并无必要，且此闲散而寂寞的生活使他感觉精神良苦，但胡适既有提议，周鲠生便重做打算，请胡适电王世杰告知，看王世杰的意思如何。2月1日，王世杰电周鲠生，“劝其多留美国两月，与胡适之随时商议一切”，于是周鲠生便留在美国。

其后周鲠生为向美借款事焦虑不堪，他认为中国长期抗战最关重要者在于经济支持力。除了美援，还应该吸引美国实业家在中国西南地区对华投资，邀请美国实业家或经济专家赴中国西南作短期考察，与中国政府及实业家、经济专家交换意见。4月12日，周鲠生出席“政治社会学会”大会，会议议题是永久和平的条件，有涉及远东的内容。他在华府、纽约、芝加哥等地奔走，与美国学术界、著作界熟人会谈，探测美国人对于中日战争的态度。

1940年11月20日，王世杰函周鲠生，“请其续留美国与胡适之随时商讨诸事，旅费由宣传部筹寄”。1941年9月，周鲠生本拟定次月回国，王世杰电告暂缓，“盖适之在美，得鲠生随时商量外交问题，颇有益也”。10月30日，胡适电请国内欲留周鲠生在美国再待半年，王世杰和外长郭泰祺复电赞同。1942年8月15日，胡适的驻美大使被免，周鲠生的一项使命也随之结束。

1942年12月4日，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八届会议在加拿大蒙特朗布朗举行，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太平洋的战争与和平”，内容包括太平洋战场的战略问题、战后处置日本问题、建立国际和平机构问题等。中国、美国、英国、自由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国家派员参加会议，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有施肇基、周鲠生、朱世明、方显廷、夏晋麟、徐淑希、李干、李国钦等十人。周鲠生在会上提交了题为《太平洋的永久秩序》的论文。

1943年2月，王世杰曾电周鲠生，盼他于夏季或夏季以前返国，武大需要人襄助主持，此次不知为何，他最终没有回国，在美国一直住到1945年。

1945年1月6日，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九届会议在弗吉尼亚温泉召开，会议的主题是“太平洋之安全及发展”。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等国派员参加，中国政府派出十八人的代表团，包括蒋梦麟、张君劢、胡适、钱端升等，周鲠生也是成员之一，他在这次会上提交了题为《世界新秩序中的远东问题》的论文。

在美期间，除了出席活动，周鲠生并未放弃学术研究，他致力于国际政治的研究，研究了战后国际政治组织问题，拟定了二十余条的“国际联合组织草案”，[68]还出版了专著Winning the Peace in the Pacific，讨论战后和平的各项事宜。

六

1945年6月2日，周鲠生乘飞机回国，经纽芬兰、摩洛哥、埃及等地到印度加尔各答转机，候机五天，于12日深夜回到重庆。到渝后，“为讲演、开会、应酬及会客所忙杀，至以为苦”。

1945年6月26日，行政院决议周鲠生继王星拱任武汉大学校长，7月周鲠生正式接任，“无日不为武大事操心”，8月8日到校宣誓就职。8日下午三点，学生齐集大礼堂，周鲠生做介绍，教育部次长杭立武训话，“学生到得很多，情绪也很好，完全是为欢迎周校长。他一站上去，那老学者的风度不由得令人生敬。”到任不久，周鲠生即于九月初马不停蹄的赶赴重庆，出席全国教育复原会议，十月下旬才返回武大。

抗战胜利，百废待兴，周鲠生就任武大校长后，整天忙的都是行政事务，“除同人之日常生活所需之煤米油盐酱菜茶问题外，尚有更繁重之搬校及建设问题待解决”，推动学术之事尚谈不上，他颇引以为苦，深觉个人言论行动自由、学术研究、生活上自由均受牺牲，不愿久任此职;而且“觉得人力不足，许多事都办得很苦了”。但此时只能迎难而上，他积极谋求校务改进，调整行政机构，改善教职员和学生的生活，增加教学的效能，组织学校复员珞珈山。

当时他的家庭成员都在重庆，一个人在乐山住在同事家里，没有家务琐事分心，可以全身心的忙于学校行政工作，但个人生活实在寂寞。学校逐渐步入轨道，但是问题多有。从校际层面来说，当前的问题是“如何改变空气，振刷精神”;经过八年抗战，“因为教员生活太苦，多数人的精神都消磨在家计私事，很不容易提起急公有为的精神，学校的消沉更不待说”，这种状况他早有预料，故也不觉得失望。从宏观的教育层面，大学制度需待改革;他觉得当初“在北大时候，尽管在军阀政府之肘腋下，可是学校内部行政及教育工作完全是独立的，自由的;大学有学府的尊严，学术有不可以物质标准计度之价值，教授先生们在社会有不可侵犯之无形的权威，更有自尊心。现在呢，学校已经衙门化，校长简直是待同属吏，法令重重的束缚，部中司科人员的吹求，奉公守法的人弄得一筹莫展。”周鲠生在教育复员会议公宴席上，很直率沉痛的向当道者们说：像现在大学的制度，恰和故蔡先生在大学院时所提倡之“行政学术化”的原则相反，现在真是学校衙门化;因之，好的校长做不出事来，不好的校长直是一个坏官僚。但是这个问题也是积重难返，一时改变不了。他希望胡适回国，领导大学校长们，向政府建议作一彻底改革。即使状况不尽人意，周鲠生并不失望，也不悲观，他和胡适都认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问题可以一一解决。

抗战复员，面临几重困难：首先是经费问题;战时武大校舍被占用，胜利时校舍虽然保存完整，但“珞珈山房屋破坏、荆棘纵横、校具设备一空”，教育部总共拨发经费二十九亿三千万元用于旅运及校舍修建，距离实际需要甚远。其次是房屋问题;战后的武大和战前相比，学生增加了三倍，达到2000人，教职员增加了两倍，达到100户以上，原有的宿舍和住宅不敷之用，“学生宿舍由每室2人住4人，也还是挤不下”，教员则需要去东湖中学借住。再次是师资问题;聘请人才因经费、设备等原因，并不容易。

为了顺利复员，周鲠生自1946年2月间起离开乐山，十来个月在乐山、重庆、武汉、南京等地东奔西走，洽商校务。此外，他在重庆，还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宪草审议会;在南京，参加了制宪国大;对于民主的到来期待殷殷。

为了复员珞珈山，武大成立了以杨端六为主任委员的复校委员会，筹划布局迁回武昌的各项事务。从1946年3月开始，武大的器材图书设备和人员分水路和陆路两路东迁，10月31日完成复员工作，在珞珈山举行开学典礼。

在周鲠生的教育理念中，大学的职责首先在于提高学术，造就人才;此外，大学还负有社会使命，要将知识社会化，把优美的文化和高深的知识向社会传播，担负起建设社会文化的责任，大学应该影响社会，做社会改造的动力。[82]周鲠生认为武大的基本任务，主要在学术的发展;“要想维持武大的长久历史，就必须充实学术，就必须加入新的人才，用新的人才来充实学术文化”。此外，在人才培养上要理论与应用并重，扩大武大的规模，从两千人扩展到五千人甚至一万人。他勉励学生“以日进不已之精神，做继往开来之工作”，这大概也是他自己对校长任内的期许。在延聘师资方面，他深受蔡元培的影响，认为大学应兼收并蓄，摒弃门户之见;他在美国时就积极延揽人才，邀请留学生回武大任教，张培刚、吴于廑、韩德培、黄培云等人都是他邀请回国任教武大的。北大校长胡适当面夸奖他，“周先生!你真配当大学校长，你看你身边有这么多年轻教授，你很爱人才。”

周鲠生认为武汉大学不能仅仅满足于一个好的、普通的高等教育机关，要将其建成华中学术文化的中心。经过几年的奋斗，周鲠生领导下的武汉大学成绩显著。武大恢复了抗战裁撤的农学院，新建了医学院，完成文、法、理、工、农、医的六院规模;在东厂口旧校舍开办了医学院附设医院，设有病床250张;学校还添置大量的仪器、设备及图书，比战时和战前都有所提升;教员的受聘人数也在增加，李剑农、燕树棠等教授相继回校任教。

教育的发展，需要充实的经费加上全面安定的环境，周鲠生是这样期望的，但形势却不容他乐观。经过八年抗战，国家和人民都很疲惫，抗战虽胜建国未成，各行各业渐次复苏，似乎昭示了光明的开始，但又笼罩着内战的阴霾。对于周鲠生主政下的武大来说，除了经费困难，亦是多事之秋。受时局的影响，物价上涨人心波动，教育界也不例外。“地不论南北，校不分大小，都在吵闹个不停不歇：不是教员们闹着薪水太小，请愿，罢教，便是学生们动不动开会，游行，罢课!再不然便是校长先生们吵着要涨价。”而武大的罢课风潮，“尤推为其中之佼佼者”，其“不特声势浩大，而且一罢再罢”，让校长周鲠生一筹莫展。

1946年12月，北平沈崇事件发生，各地学生纷纷罢课相应，学生运动愈演愈烈。1947年1月17日，武大学生以补发复员费等理由进行罢课，周鲠生迭次劝导无效，“学生全部罢课，现更转移目标，攻击个人，自维书生本色，应付无方，自应引咎辞职”，于是电教育部请辞，随后停止到校办公;教授会议和校友会纷纷出面斡旋，劝告学生复课。但学生方面坚持三原则：一补发复员费;二先解决同学福利问题，三增聘新教授。[91]教育部慰留周鲠生，并派督学吴兆棠前往武大协助处理学潮。经校友会斡旋，25日左右学潮暂告平息，学生开始复课，周鲠生态度转趋积极，同意留任，27日武大学生复课。之后，校务会议议决开除经济系四年级生徐卓敏，经济系四年级尚未复课，要求校方收回成命，从轻处罚。杨端六坚辞教务长，周鲠生又尚未回校，武大陷入群龙无首状态。

几天不到，风波又起。2月1日，周鲠生回到武大，发表三千言告同学书，内容引起学生反感，“三百余人围集校长住宅，要求收回开除学生成命。教部督学吴兆棠出面训话，亦被哄退。学生群情激昂，并将彼等认为‘奸细’之经济系助教甘士杰、政治系四年级生许日暄拖出罚跪，嗣经理学院长桂质廷、生物系主任张珽趋前解围，一场风波始平。周鲠生已再电教部坚辞。”他忿而离校，5日到南京，再向教育部坚辞，教育部长朱家骅电武大校务会议维持校务，对此事从严处理，整饬校风;并当面慰留周鲠生，请他返汉主持校务。教育部决定对学生从严处理，派高等教育司司长周鸿经赶赴武汉，协助处理。周鸿经表示，已开除学生仍维持原议，至于学生的福利学校应尽力改善。2月22日，蒋中正接见周鲠生，婉劝他返汉主持校务。2月25日，二次学潮平息，学生恢复上课，周鲠生也将返校。教务会议议决处分学生十人，其中五人记大过两次，二人留校察看，二人记大过一次，一人记过一次。

1947年的反内战运动席卷到武汉，武大学生也举行游行示威。6月1日凌晨，武汉警备司令部包围武汉大学，军警与学生发生冲突，学生三人被杀，师生多人受伤被捕，这就是“六一惨案”。周鲠生闻讯后，当天中午即匆忙从南京赶回武汉，进行保释学生、抗议不实报道的工作，并要求追究责任。教育部长朱家骅电武大校务会议负责人，表示慰问，并派教育部次长杭立武与周鲠生专机飞汉，抚恤受伤人员，查明事实真相，协同办理善后事宜。6月3日，蒋中正电周鲠生暨武大全体职员，“悉武汉大学发生不幸事件殊出意外，尤违中正平日爱护武校之素怀，实深感痛惜。刻已电令武汉行辕程主任负责查办，秉公处理，望对伤亡学生代为抚慰为盼”。周鲠生认为，六一惨案“纯属政治问题，惟有用政治方法可获致合理解决。武大作风向主独立与宽大，只要无破坏政府之行动，则师生之安全与自由，学校绝对负责。本期既未任意开除学生，从不藉端解聘教授。”

1948年初，武大再起风潮，约占武大全体学生六分之一的自费生因物价高涨经济困难要求公费待遇，半公费生要求改为全公费，公费生要求改善副食，经自治会系级代表大会决议和一千三百四十余人签名赞成，1月23起罢课三天，并请周校长即日赴京向教育部请愿。同时，讲师助教会也要求提高武汉区待遇等级。周鲠生发表告同学书，劝导全体学生即日复课，并明白表示四项处置办法：(一)商请奖学金委会提早开会审补缺额;(二)助学金以优先分配给自费生为原则;(三)万一助学金一时不易拨到，可由学校先拨一部分，以应付目前困难;(四)自费生请求发给膳食贷金，由学校转请教部，希望学生权衡利害，发挥理智，以待部命。

不仅校内有风潮，武大还面临外来的侵袭。1848年6月，由沙市来汉的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学生数百人，侵占武大医学院附设医院新建病房，侵占一个多月后一度大闹医院，“殴人毁物，横暴之至”，激起医院员工罢工三天。周鲠生向中央及地方呼吁警告若干次，无奈“地方束手无策，教部置若罔闻”;让他连叹“此事骇人听闻，尚不知如何解决。此诚今日办大学教育者之悲哀也”。

如此密集的运动让周鲠生心力交瘁，时势如此，校长真不值得做。作为掌舵者，既要应对繁苛的行政，又要应对频繁的学生运动，工作完全背离了教育家的本职。周鲠生觉得，“当教授易于接近学生，办行政则无形中与同学同事疏远，精神上至感痛苦”。作为教育家，周鲠生虽然不赞同学生涉足政治，牺牲宝贵学习时间去搞运动，但是在自己的学生受难时他都会挺身而出，保护他们。

服务教育和潜心学术多年，周鲠生收获了应得的奖励。1942年8月，教育部在全国各大学及独立学院遴选“部聘教授”，选聘任教十年以上且对于学术文化有特殊贡献的人担任，名额三十人，分二十四个学科，每学科一至两人。周鲠生作为政治学学科的教授，获得选聘。1948年3月27日，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评选出第一届院士八十一人，其中数理组28人，生物组25人，人文组28人，周鲠生以政治学专长，以“研究国际法及外交，主持政治学系多年”的贡献当选为人文组院士。

1948年初，周鲠生在报刊上就当时的政治形势发表了题为《历史要重演吗?》的论文。他以一战后的国际局势为先例，评点当下的国际政局。一战结束后签订凡尔赛和约，给予了德国严苛的惩罚。但战胜国在执行和约时起了分歧，导致凡尔赛和约自始即未获得彻底有效的执行;保守主义的英法政治家只想着以德意势力抵制苏联，却对于德国的军事复兴缺乏省悟;这种姑息终于再次导致欧洲大战。如今，二战已经结束两年，对德对日和约迟迟未订成，其主要原因便是列强对德对日政策存有分歧，各怀打算。本来战胜国的政策是永久防止德日两国侵略势力的复活，但由于美国和苏联的对抗，政策已经变得不一致了。西方民主国家转而有重行考虑对德对日政策的倾向，它们认为将来的危险在于苏联，不应极端削弱德国，而应该扶助民主的德意志复兴。因此，对德和约应该宽大。而在日本问题上，战后日本和中国的对比，使西方民主国家觉得在远东对抗苏联，日本仍是值得重视的势力。总而言之，在西方民主国家有些人士的心目中，对德对日的根本已经不在于如何防止德日的复兴，而在于如何扶持德日以抵制苏联。周鲠生认为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为防止重蹈一战后的覆辙，战胜国应该本着防制德日侵略势力复活的大方针，切实管制两国。即令以后会有侵略国，解决措施也应该是运用联合国的力量，“决不可以为着要抵制一个现存的侵略势力，又来扶植培养另一个潜在的或许更危险的侵略势力”。

周鲠生的言论，引来了老朋友胡适的商榷。胡适在报纸上发表给周鲠生的公开信。信中认为，西方民主国家对德对日的政策并未改变，少数人士的观点不能代表国家政策，而且防制德日的复兴只是防制其武装和侵略势力的复兴，而非扼杀国家发展;苏联在二战前的所为和二战后对中国的所作令人惊叹，铁幕已经笼罩了中国的北方和东北方，不能不说苏联已变成了一个可怕的侵略势力。

周鲠生的观点和胡适的观点并无根本差别，周鲠生虽然也认为“苏联很显然的是今日世界上最可怕的势力”，但觉得人类不可以再遭受一次浩劫，故对苏联以能忍则忍为宜，要以政治方法而非战争应付苏联，应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外培养一种中和的第三势力，作为缓冲。其他民族要扶植，德日这种好战民族也不能不严厉制裁。

抛开具体的细节层面不论，若单从理念上来看的话，这场争论昭示着周鲠生理想主义的合作外交观和胡适现实主义的对抗外交观，在世界形势需要抉择时同时登场。这场争论，固然无损于他们的友情，但在深层次的理念里，或许暗示了他们随着政治现实的变迁终究会分道扬镳的结局。而此时的形势，已是山雨欲来。

(左四周鲠生，左五胡适)

七

1949年武大师生给周鲠生举行祝寿会，抱着不同目的的各方势力同时在场。周鲠生和夫人端坐在台上，各院系代表上台发言，朗诵诗词，赞扬校长的品行学问和开明的政治态度，还演出了一幕话剧，将周鲠生为师生爱戴的大学校长形象搬上舞台。

周鲠生曾对学生自治会的人说，白崇禧告诉他武大有几百个中共党员，他回答说“说那里有几名共产党员还差不多，说武大有几百名共产党员，那根本不可能”。经历过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周鲠生何尝不知道武大共产党员之多，他只是以校长的立场保护学生罢了!随着国共内战的进展，国内局势很快明朗起来。面对人心动荡的局面，周鲠生明确表示，“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迁校”。在这点上，他和老朋友、北大校长胡适的观点是一致的。

此时此刻，周鲠生不仅需要考虑武大，还需要考虑自身;他本来决定国民政府撤离武汉时离开，并已经嘱两个儿子先行赴台，但他自己“系因白崇禧离武汉时，未予彼以预告，以致无法离开武昌”。

1949年5月解放军进入武汉，5月22日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设四个接管部，其中文教接管部部长为潘梓年。6月10日文教接管部部长潘梓年带人接管武汉大学;8月24日成立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邬保良任主任委员，查谦任副主任委员。校务委员会取代原有的行政机关，成为全校最高行政领导机构。周鲠生的武大使命至此终结。

1949年12月5日周鲠生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0年3月28日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1月19被免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职务。

共和国成立后，周鲠生从武汉来到北京，他的主要身份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这项职务自1949年12月开始，直到逝世，期间还一度代理会长职务。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的宗旨主要是“团结全国对国际问题有研究素养或有实际外交经验的人士，根据新的科学方法，研究外交的理论与实践，探讨国际问题，普及国际知识，并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供有关外交的具体意见，以协助实现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外交政策。”他作为学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迎来送往，接待各国来访人员。

1950年4月，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周鲠生被任命为外交部顾问，同时获得任命的还有曾任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此外，他的兼职还有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理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各国议会联盟的人民代表团执行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

1954年，周鲠生参加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提交会议的宪法草案“是真正人民的宪法，是代表人民的意志，符合人民的利益，为人民服务的宪法。它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奠定国家的法制基础，保证国家通过和平道路达到社会主义社会”;“无论从它的实质或形式看，将是国家一个很好的宪法，是一个适合过渡时期国家总任务的需要和人民要求的宪法，虽则不能说绝对不会发现有缺点。”他还认为，“我们的国家行政机关，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质言之，我们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都由出自间接或直接选举的人民代表大会这样的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受它们的监督，并可以由它们罢免。而组成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都受原选举单位或选民的监督，可以由他们罢免。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所谓民主之下，统治的剥削阶级，政府人员和国会议员，骑在人民头上;我们的国家机关负责人员连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内，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勤务员。在我们的国家，人民才真正当家作主。”像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新社会里与时俱进一样，“解放后，周鲠生同志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改造世界观，思想不断进步，于一九五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之后，周鲠生的主要工作领域在国际法实践和外交领域。他任外交部顾问期间，对重要的外交问题按照国际法和中国外交政策，提出处理意见，他的意见一般都会被采纳。周恩来很重视他的意见，重要的外交文件非经他提意见，周恩来不批发。周鲠生在领海宽度、渤海湾作为领湾、恢复联合国席位、印度侵犯边境等问题上，以自己的专业学识，提出建议，影响外交实践。

1964年，周鲠生完成专著《国际法》，该书除了介绍国际公法的一般理论，还论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外交和国际法实践。那时很多成名的学者纷纷表态，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作著述。周鲠生的新著，也是以新立场写作的，其吸收了苏联法学的观点，承认了国际法的阶级性，认为国际法是各个国家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不过与其他学科的著作相比，周鲠生的这本书并没有很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1971年4月20日，周鲠生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二岁。他一生两袖清风，少有积蓄，临终前决定将全部遗产作党费上缴;他的全部藏书赠送给了外交部图书馆。八年后，周鲠生的追悼会在京举行，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政法界知名人士和生前友好等约二百人参加。追悼会由外交部副部长张海峰主持，外交部部长黄华致悼词，悼词说：

周鲠生同志痛恨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十分关心台湾归回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事业。他工作一贯认真负责，对我国的外交和立法工作做出了贡献，学术上很有成就，是一位在国内和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国际法专家。他在晚年还带病坚持工作，写成了约六十万字的《国际法》一书。他为人正直，作风正派，谦虚谨慎，生活俭朴。

悼词说，我们沉痛追悼周鲠生同志，要学习他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周总理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高贵品质，学习他严谨和勤奋治学的精神，要把国际法的研究工作大力发展起来，使国际法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争取建立平等的新的国际秩序和全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的正义斗争服务。

八

周鲠生先生大概很难用一个简单的词或简洁的句子来概括。时人曾如是描述他：

周氏本名览，近年只用外号，除了参政员的名字仍叫作周览以外，很少用他的本名了。据说，“鲠生”之名，乃是因为他曾经吞了一根巨大的鱼骨，死而复生才取的，大概这事实的可靠性不很大，但是这传说倒很有诙谐浪漫的情趣。

周氏生得五短身材，头发稀疏，早年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又在法国巴黎大学取得法学博士学位，是大陆派的权威法学者，国际法尤其娴熟，任何国际上重要事件，他都能回答得出它的发生年月。民初在北大，和王世杰氏合作，充实北大法科，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其后在中央大学和武汉大学教了多年的政治学和法学。著过近代欧洲外交史，国际法大纲等书籍。然而他编的讲义和著的书籍，那种艰深佶屈的字句，会使你头痛非凡。虽然他写得很不错。

周氏的私生活还可以算得上严肃，长年穿上套粗布西装，吃着寒素的小菜，连烟卷也不抽，做事特别起劲，肯负责任。

周鲠生“为人正直、正派，平易近人，毫无架子”，“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他平常谈话，总是轻轻地慢慢地讲，但一到课堂上，却精神抖擞，口若悬河，声音清脆有力，讲得有声有色。

周鲠生进学致知，每月都从工资里拿出一部分钱买书，除了读书工作，他并无其他的嗜好。周鲠生治学，注重语言的学习。他青年时代就掌握日、英、法、德四门外语，老年又自学了俄语;他每天早晨朗读外文原版书，终生不辍。每天晚饭后，略事休息，即开始读书、备课、写文章，直至深夜。因为这般的努力和自律，周鲠生的学术产出颇多，独著专书《万国联盟》(1922)、《法律》(1923)、《近时国际政治小史》(《最近国际政治小史》，1923)、《近代欧洲外交史》(1927)、《解放运动中之对外问题》(1927)、《不平等条约十讲》(1928)、《革命的外交》(1928)、《国际法大纲》(1929)、《国际政治概论》(1930)、《现代国际法问题》(1931)、《近代欧洲政治史》(1933)、《国际公法之新发展》(1934)、《非常时期之外交》(1937)、《战时外交问题》(1938)、Winning the Peace in the Pacific(1944)、《现代英美国际法的思想动向》(1963)、《国际法》(1976)，与他人的合著多部，刊发于报刊杂志的论文和评论几百篇。从这庞大数量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周鲠生用功之大，治学之勤。

周鲠生的一生，主要贡献概有三项：第一，作为政治学家，他培育了中国政治学和国际法学的几代人才，“从1922年以来，凡是我国学习和研究国际法的人，大都直接或间接受过他的教益和影响，无不是他的及门弟子或私淑弟子”。第二，作为政治学家，以公法理论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为政治和外交提供诸多因应之道。第三，作为政治学系领导者和武汉大学校长，提升北大法科和武大法科的实力，并将武大建设成为六院齐全的综合大学。

责编：廖慧文

来源：三会学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