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地下党的神秘力量首度揭秘：一旦湖南地下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还有一支应变力量

（1951年春长沙，刘晴波、陆方与女儿刘抗美。）    

（1946年春重庆，刘晴波中央大学毕业照。）

（1947年上海，刘晴波<左>以教师职业作掩护从事地下工作。）

新中国成立前，活跃在湖南的中共地下情报队伍中，除了周里领导的湖南省工委、直属中央的周竹安秘密电台之外，还曾有一支鲜为人知的地下党力量：长沙特别支部。它最初由湖北省工委领导，后归属武汉地下市委、中共中央上海局、华中局，直到1949年7月才与长沙市工委合并。因为这支地下党力量的身份严格保密，其成员差点被自己的同志误认为是“红旗特务”，其来龙去脉也一直成为历史的谜案。

长沙特别支部书记刘晴波的儿子刘士明先生，历经数十年坚持不懈地史料搜集、寻访，终于完成了父亲临终前的遗愿：弄清楚长沙特支的历史脉胳。本报“不能忘却的记忆”推出后，刘士明先生特别与本报“记忆”版联系，首度讲述了这支神秘地下党的完整历史，以及父亲刘晴波的战斗历程。

壹

与父亲“斗嘴抬杠”，考取全县第一名

刘晴波1919年出生在山东菏泽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小学毕业后，父亲让他回家种地，他却坚持要上中学，与父亲大吵一架。村长和小学校长上门相劝，父亲放下狠话，如果能考上全县榜眼（第三名），砸锅卖铁也让他上学，否则老老实实回家种地。孩子反问：此话当真？当真！立字为据。父亲答道。刘晴波当场写了一张契约，考试发榜后，他名列全县第一名。父亲为兑现承诺，狠心卖掉2亩薄地，送他上了菏泽一中。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愿做亡国奴的刘晴波和一群流亡学生从山东歩行数千里到达四川绵阳，就读于国立六中。1940年，刘晴波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由刘晴波等人组织的学生运动引起反动当局的仇视，1940年12月，特务先后3次深夜纵火焚烧六中校舍，诬蔑是共产党搞破坏，逮捕进步学生30多人，制造了轰动一时的“绵阳国立六中纵火案。”刘晴波等人侥幸逃亡到重庆，与地下党组织暂时失去联系。

贰

靠捡来的学生证，一举考取北大等三所名校

1941年，刘晴波与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青年组负责人刘光取得了联系。刘光指示他考大学。当时大学录取率只有10％，刘晴波只读了一年高中，何况他也没有学生证报考。 一天傍晚，复习得头晕眼花的他上街放松，脚下鬼使神差踢飞一样东西，定睛一看，竟是一本高中学生证，证件主人也姓刘，叫刘宪贞。他便凭这个学生证报考，因成绩优秀， 同时被燕京大学、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四川大学录取。

后来，刘光指示他到当时全国最高学府、敌人力量最强的中央大学读书。刘晴波很快成了中大学生运动的核心成员，创建了周恩来命名的秘密学运组织——“据点”，组织发动了震惊中外的“1·25学生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刘晴波有时看到电视里播放谍战剧，还会跟儿子刘士明讲起在“据点”从事秘密运动的经历，比如怎么贴传单，白天先看好墙上有什么广告，半夜三更把广告单揭下来，再把传单掩藏在广告单下贴上去，到早上八九点钟，把广告单一扯，露出传单，马上走人。

叁

遭到特务逮捕，穿着短裤翻墙脱险

1946年，刘晴波奉中央重庆局(南方局演变而来)负责人钱瑛的指示来到上海，任国统区全国地下学联党组成员，同年9月重新入党，其公开身份是上海储能中学的教员。  1948年4月，重庆特务头子徐远举启动所谓“红旗特务计划”，派遣受过专业训练、伪装成进步青年的特务打入地下党，致使中共重庆市工委遭到敌特毁灭性破坏，江姐等一大批地下党员被捕，也有叛徒供出了原在重庆从事学运工作的刘晴波。

5月的一天，上海警备司令部派4名宪兵到储能中学抓人。校长暗中让人通知正在宿舍睡午觉的刘晴波，他穿着短裤、背心，立即翻墙脱险。上海局遂将刘晴波派往湘、鄂、赣三省从事国统区地下学运华中区的工作。

这段遇险经历，刘晴波一直没跟儿子讲过。直至1989年，刘士明出差去上海，刘晴波告诉儿子一定要到储能中学看看，去找他的老战友。那个老战友告诉了刘士明他父亲差点被捕的故事。刘晴波后来笑着对儿子说：“当时差一点就被捕了，今后也就不会有你，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最惊险的经历。”

肆

拍照片准备好牺牲   订婚宴是一碗杨裕兴阳春面

1949年1月，钱瑛要刘晴波赴香港，并介绍他与长沙特支第一任书记陈克东见面，要刘晴波接手长沙特支工作，由上海局直接领导。钱瑛交代他，不能与湖南省工委有任何联系。一旦湖南地下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作为应变力量，还有一支直属地下党可以继续战斗。这是重庆市工委被破坏后吸取的教训。钱瑛还将程潜之子程博乾的联系方式交给了他。刘晴波据此与程博乾取得联系，并派人通过程博乾与程潜商谈和平起义大计。电视剧《黎明前的暗战》中多次还原了这一真实的历史情节。

之后，刘晴波特意跑到一间照相馆拍了一张7寸的照片。多年后刘士明问父亲，为什么要照相？刘晴波回答，“我当时有不好的感觉，因为钱瑛的话讲得很重，她说要独立开展地下活动。我想为自己留下一张照片，做好牺牲的准备。”

上海局朱语今通知地下党员陆方由长沙赴香港，掩护刘晴波（化名王益林）启程。两人在长沙假扮夫妻开展工作，共同的革命理想和朝夕相处的生活，使他们产生了爱情的火花。 1949年7月中旬的一天晚上，陆方约她在湘雅医学院读书的弟弟陆守曾，到杨裕兴面馆与刘晴波见面。她对弟弟说：“这位就是你未来的姐夫。” 他们每人吃了一碗阳春面，就算是订婚宴了。

伍

身份严格保密   被误认为是“红旗特务”

在刘晴波领导下，特支工作空前活跃，特务始终未能侦察到这支地下党的存在，但长沙市工委的地下党，却频频发现一些无法确定身份的人在长沙从事地下工作，引起了不少误会。

湘雅医院的兰维廉是最早发现长沙特支活动行踪的人。一天，一位身着旗袍、烫发的富家小姐突然约兰维廉见面。其实这位富家小姐就是陆方。此前，刘晴波派陆方暗中调查了解，认为可以吸收兰维廉参加特支工作，于是约他谈话。兰维廉此时已是湘雅医院地下党支部书记，由于不是一个系统，两个人对彼此的真实身份一无所知。兰维廉觉得殊为可疑，当天就向上级领导汇报了情况。

紧接着，湖大地下党员也发现了特支成员的活动。市工委书记沈立人也赶紧报告了湖南省工委书记周里，周里立即派人去香港，拟澄清这些疑似“红旗特务”神秘人物的身份。钱瑛听后回答：“上海局的事，长沙党组织不要管。”这句话实际是在暗示来人，但他没有听明白，回长沙后误传：“上海局在长沙没有另外的党组织。”就这样，湖南省工委、长沙市工委与长沙特支几方面地下党工作上交叉、踫撞，相互“暗战”数月之久。

陆

举行记者招待会痛斥敌人，差点遭特务暗杀

1949年6月底，钱瑛派人到长沙向湖南省工委书记周里传达上级指示，刘晴波他们“红旗特务”的误会才被消除。7月1日，根据湖南省工委书记周里的指示，长沙市工委与长沙特支两支地下党力量合并。合并时，长沙特支共有党员六十多人，还组建了湘北挺进队等六支武装力量。8月1日，周里决定以长沙特支党员为主，成立“长沙市各界迎接解放联合会”（简称“迎解联”）领导机构，刘晴波任党组书记兼主席团秘书长。没想到几天后，刘晴波差点遭到特务暗杀。

8月3日，已经起义的宪兵10团驻长沙的刘元凯营长，将军统局毛人凤派来的一名特务毛健钧扣留。陈明仁知道后反对。我方为顾全大局，同意将毛健钧释放。 毛被释放后，调动3架敌机由衡阳起飞轰炸长沙，并在“迎解联”办公地点投下1枚炸弹，所幸无人员伤亡。刘晴波立即指示“迎解联”发言人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愤怒痛斥敌人的罪行。当晚，刘晴波返回火后街途中在一条巷子里突遭潜伏特务行刺。特务连开3枪，刘晴波险些中枪，警卫人员开枪还击，特务仓皇逃跑，刘晴波才得以脱险。

长沙坡子街火宫殿北侧的火后街8号，当年曾是军阀毛秉文的一栋公馆， 也是长沙特支领导机关所在地。解放后，这里也成为中共长沙市委机关最早所在地。现在，这栋建筑已不复存在，连一张照片也没留下，长沙特支的历史也一度尘封数十年。2011年10月9日，刘士明先生接受本报“记忆”版采访，首度披露了长沙特支的完整历史，并特别向本报提供了至今健在的8名长沙特支成员名单。

■文/刘玉锋（参考资料：刘士明《黎明前的暗战》中的长沙特支揭秘 ；刘晴波《解放前夕中共长沙地下党若干情况》等）

相关链接

长沙特支历史

1947年12月，为策应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刘邓大军，中共中央上海局向湖北省工委下达了“积极开辟大江两岸地下工作，准备配合大军三月渡江”的指示。湖北省工委委员陈克东根据湖北省工委“执行大江两岸计划，沿鄂湘线展开工作”的指示，在长沙成立了特别支部，由湖北省工委领导。陈克东兼任书记，岳建中、宋绍尧任委员。

1948年7月，上海局决定改组湖北地下党，撤销湖北省工委，成立了武汉地下市委，长沙特支改由武汉地下市委领导。市委委员陈克东仍兼长沙特支书记。

1949年1月，上海局决定：长沙特支脱离武汉地下市委系统，由上海局直接领导。刘晴波1月在香港接手长沙特支工作，1月中下旬赴长沙任特支书记，张立武（岳建中）、林南任委员。

1949年5月，长沙特支随上海局钱瑛系统转入中共中央华中局。

1949年7月1日，根据湖南省工委书记周里的指示，长沙特支与长沙市工委合并。

父亲在我生日那天去世留给我未完成的遗愿

口述者：刘士明，刘晴波的小儿子，现居长沙人民东路

口述时间：10月9日

那年我18岁，第一次听前辈们讲过去的事情

1972年9月，我父亲刘晴波从零陵福田“五·七”干校回长沙休假，接到一封从西安来的信。信是朱语今伯伯寄来的。朱语今是原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的负责人之一。他说许多当年在重庆地下党战斗过的战友，都约在北京相聚，望父亲也去北京。

父亲因故无法动身，着我代他去。父亲当年国立六中的同学杨竹剑伯伯，还专程来我家送我60元钱作路费。 顺利抵京后，我嚷着要去长城当一回好汉。原复旦大学地下党负责人许鲁野叔叔弄了一辆大卡车开赴八达岭，大人小孩坐了一车。大人们讲往事小孩子听。那年我18岁，第一次听前辈们讲那过去的事情，充满了欲知更多故事的好奇。

“长沙特支我不清楚的历史，托付给你代我去完成”

1994年，长沙地下党斗争纪实的大型回忆录——《长岛黎明》出版，细读父亲有关特支的短文《解放前夕中共长沙地下党若干情况》，我不明白为什么1947年是武汉地下党派陈克东到长沙负责组建特支工作？为什么不由湖南省工委直接负责？父亲回答：“1949年我在香港接手特支工作时，陈克东只说了特支成立于1947年，为何成立，他没说我也没问，你的问题我也不清楚。”

父亲承诺他一定会弄清楚，并写一本回忆录留给后人。但父亲是毕业于中央大学历史系的学者，写书编书一直很忙。直到有一天，父亲突然病倒，在病床前，他拉着我的手说：“孩子，我不能实现留一本回忆录给你的承诺了，长沙特支1949年以前我不清楚的历史，托付给你代我去完成。”父亲在我生日的那天去世了，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嘱咐。

几十位老地下党员，没有人知晓长沙特支组建的来龙去脉

由于种种原因，我与父亲当年的战友中断了联系。直到2008年，我突然收到从北京寄来的两本书《红岩儿女》，这是父亲当年在重庆时的4位战友编写的，他们都是年近90的老人。这两本书再次强烈地激发了我的探寻之路。

几经周折，我找到特支书记陈克东的女儿，才知道陈克东已去世。他女儿说：父亲从没说过长沙的事，也没写过特支的文章。我又去开封寻找特支党员刘绵。朋友说：那个单位早就拆掉了。我不甘心，又去湘潭寻找特支党员张学萃。他的老伴钟玉贞说， 他已去世多年……艰辛、遗憾、失望，我一度决定放弃。几经周折，我找到了长沙特支的黄建平、程哲萱夫妇。  特支委员林南、郑小叶夫妇还从北京寄钱资助我研究，亲笔写了《关于中共长沙特支的情况》。90岁的特支地下党员王蔚琛伯伯等一批当事人，给我提供了许多健在党员的电话，讲述了当年“红旗特务” 的故事。远在开封的刘绵伯伯辗转得知我寻找他的消息，也寄来了回忆录《足迹》……

遗憾的是，我所访问过的几十位老地下党员，竟无一人知晓长沙特支组建的来龙去脉。

《黎明前的暗战》的启示

十几年过去了，由于湖南、长沙历来出版的党史，无一字记载特支早期历史，关于长沙特支的研究依然没有什么进展。有一天我看到电视剧《黎明前的暗战》最后一集，长沙地下党3大负责人，省工委书记周里、市工委书记沈立人、长沙特支书记刘晴波一起迎接解放军进城，一时思绪万千，夜不能寐，随手拿出一本父亲作序的《长沙工人运动大事记》翻阅，看到“中共武汉地下市委成员陈克东……组成中共长沙特支”这句时，突然猛醒：既然陈克东来自中共武汉地下市委，应该从湖北省、武汉市党史资料中找线索！

我连夜翻箱倒柜，找到一本《武汉地下斗争回忆录》。湖北省工委书记曾惇在书中详述了为策应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刘邓大军，湖北省地下工委派省工委委员陈克东组建中共长沙特别支部的经过！我十分兴奋，马上四处购买了湖北省、武汉市、中共中央上海局的一大摞党史资料，潜心研究3个多月，最终理清了长沙特支的历史，了却了数十年的心愿，也完成了父亲托付给我的遗愿。

新近刚联系上的原湖北省工委委员、武汉市工委书记刘实伯伯也给我回了信；90岁高龄的原武汉地下市委文教组长童式一伯伯为我写了《长沙特支的战斗历程》。他俩都肯定了我的研究。

（本文原载2011年10月16日《三湘都市报》副刊·记忆版）

责编：吴名慧

来源：三湘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