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张”之 “朱”

“朱张”之 “朱”，即朱熹，是南宋时期的著名理学家、教育家。他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宋代理学经过朱熹的综合与总结，才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规模与体系，深刻影响学术思想七百余年的发展。朱熹与张栻、吕祖谦讲学为友，并称“东南三贤”。

朱熹与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与朱熹存在着一种不可割断的历史联系，主要由两件事形成：

一是被学术史上传为佳话的“朱张会讲”。其开启了理学中闽学和湖湘学的交融汇合。

一方面，朱学即闽学影响了湖南文化的发展，促使了朱学在湖南的传播。另一方面，湖湘学也影响了朱熹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促成了闽学的发展。

二是朱熹知潭州时兴学岳麓和更建书院。他制定的一系列兴学岳麓的措施，直接推动了岳麓书院以后千年的历史发展。

这两件事，都是岳麓书院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都曾对岳麓书院的历史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

朱熹像

朱张会讲

“朱张会讲”乃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什么原因促成了朱熹的湖南之行呢?根据朱熹《中和旧说序》的记载，朱熹此行有他明确的目的。

朱熹的老师李侗死后，他在学术上遇到了对《中庸》之义不解的疑难，从而萌动了湖南之行的念头。

当时，朱熹在中庸之义问题上最感困惑的是师说不一，也就是说，在已发未发问题上，二程(程颢、程颐)和其门生弟子间的观点并不是一致的，且程颐本人解释是前后不一贯的。

正当朱熹苦无人指点迷津时，适闻张栻得衡山胡氏(胡宏)学，使他萌发了对张栻“往从而问焉”的愿望。

一言以蔽之，与张栻切磋学术乃是促成朱熹湖南之行的根本原因。仅此而言，从一个侧面也表明了湖湘学在朱熹心中的地位和影响。

除此之外，作为湖湘学派基地的岳麓书院在学术教育界的影响，可能也是促成朱熹湖南之行的原因之一。岳麓书院的历史与湖湘学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岳麓之名闻天下而成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曾是湖湘学派活动的基地。当时士子们“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可见，当时学者以从学湖湘岳麓为荣。

被朱熹所称道和尊敬的胡宏屡拒朝廷征召，无意仕途，而他却上书不与其为伍的秦桧自求当岳麓书院的山长，虽未果，但朱熹对此情形不是不知道的。无疑在他接受湖湘学的过程中必然对岳麓书院有所了解，岳麓为诸学子所向往，朱熹当然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

事实证明，朱熹对岳麓书院是有感情的，后来他知潭州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兴学岳麓，刚赴任便在《潭州到任谢表》中提出：“学兼岳麓，修明远自前贤，而壤达洞庭镇”，表示“假之师帅之职，责以治教之功”。

这种对岳麓书院的关心，是跟他与湖湘学者长期联系与交往有密切联系的。因此，朱熹湖南之行，既是“往从而问”张栻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也是出于他想访问岳麓书院并进行学术交流之目的。

按照当时朱熹的安排，他与张栻会讲岳麓本应在乾道二年(1166)夏进行，是年湖南安抚史刘珙曾遣人迎接朱熹赴潭州相会，但因天气炎热未能成行，延到次年才如愿。

"湖南之行，劝止者多，然其说不一。独吾友(石子重)之言为当，然亦有未定处。后来刘帅(刘珙)遣到人时已热，遂辍行。" (《朱子文集》卷三十九)

御制朱子全书序

朱熹与张栻“讲究此道”虽然早已进行，但像此专与张栻岳麓切磋学术，进行会讲则还是第一次。朱熹在潭州(长沙)停留二个月，受到了张栻的热情接待，讨论了理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总之，朱、张岳麓会讲，是结成朱熹与岳麓书院之特殊关系的一件大事。

兴学岳麓

绍熙四年，朱熹出任潭州荆湖南路安抚史。在任期间，朱熹除“降武备，戢奸吏，抑豪民”外，把兴学作为从政的大事，在“本州州学之外，复置岳麓”。

岳麓书院本是朱熹与张栻会讲之所，当年在此讲学，重来旧地，自有一种特殊感情。此时的岳麓很不景气，已非昔日可比，“比年以来，师道陵夷，讲论废息，士气不振，议者惜之”。

朱熹当年到岳麓是一个白衣书生，而今是身穿朝服的重臣，面对书院的不振，他确有能力整顿。朱熹到职潭州便提出《潭州委教授措置岳麓书院牒》，采取了一系列兴学岳麓的措施。

第一条措施便是聘请讲书职事与学录。聘请朱子门人贡士黎贵臣充当书院讲书职事，另又聘请张栻门生郑一之为学录，掌管学规和辅助教授。其次，朱熹亲自执教，亲自督课。

朱熹“治郡事甚劳，夜则与诸生讲论，随问而答，略无倦色。多训以切己务实，毋厌卑近而慕高远。恳侧至到，闻者感动。”(《朱子年谱)卷四上)

据记载：

“甲寅(1194)八月三日，盖卿以书见先生于长沙郡斋，请随诸生遇晚听讲，是晚请教者七十余人。”(《朱子语类》卷一百六十)

《潭州委教授措置岳麓书院牒》

不仅如此，朱熹还亲自到岳麓书院督课，检查学生学习情况。

有一天，朱熹“至岳麓书院抽签，子请两士人讲(大学)语意，皆不分明。先生遽止之。乃谕诸生曰：前人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与讲学，非止为科举计。某自到官，甚欲与诸公相与讲明，一江之隔，又多不暇，意谓诸公必皆留意，今日所说，反不如州学，又安用此赘疣。明白烦教授诸职事，共商量一规程，将来参定，发下两学，共讲磨此事。若只如此不留心，听其所之，学者本是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岂有固而留之之理。”(《朱子语类》卷一〇六)

身为管辖六十多个州县安抚史的朱熹对学生如此负责的精神，实属难得。实际上，朱熹是不挂名的岳麓书院的山长，也是不挂名的岳麓书院的教师。

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重订学规，虽“屡欲寻访湖学旧规，尚此未获”(《朱子语类》卷一〇六)，于是把他制定的白鹿洞学规揭示岳麓，以此规训学生，被称之为“朱子书院教条”，影响岳麓书院长达千年。

除此以外，朱熹还为岳麓书院别置额员，增其廪给。原刘珙重建岳麓时，定养士额二十人。朱熹别置额外学生十人，以满足不由课试而入者;给来院的学生以膏火费，并以安居;所廪给经费若田租不足，还从官费拨给。

根据材料的记载，朱熹还更建了岳麓书院：

“绍熙四年(1193)，诏除文公为湖南安抚，累辞不允。越明年五月至镇。……是刘公(珙)所创书院，岁久寝圮，公修复之，更建于爽嵦之地，规划一新焉。”(杨茂元《重修岳麓书院记》)

总之，朱熹从聘请书职事、学录和亲自执政、督课乃至谋划更建岳麓，都对岳麓书院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岳麓书院的历史中包括了朱熹的一份业绩。

（本文原载自陈谷嘉编：《岳麓书院名人传》，湖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略有删改。）

责编：朱晓华

来源：“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