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姜成刚

吴健近照　(摄影：姜成刚)

吴健，本名邬贻楣，曾用名吴健纯，著名烈士夏明翰的外甥女。1914年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于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七七事变后自山西奔赴延安，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卫处工作;抗战胜利后奔赴东北，先后在松江省(今黑龙江省)、辽南行署、东北局、大连工学院(今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工学院(今东北大学)、鲁迅美术学院等单位工作。

在近年来热播的谍战剧里，经常有共产党人假扮夫妻从事秘密工作，甚至打入国民党军政内部谋取情报，为中国革命立下功勋的情节。而对于吴健老人以及她所结识的革命同伴来说，那却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只不过在他们艰苦卓绝的革命生涯里，那仅仅是一个片断。

北平市委机关的“夫妻档”

1936年6月6日，22岁的吴健纯(吴健曾用名)怀着无比的兴奋和激动，在经过长久的寻找联络之后，终于秘密加入了党组织。当时，组织上派来一个人与她谈话，分配她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与这名同志假扮夫妻，在北平组建一个“家庭”，掩护地下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这个比吴健纯大5岁的同志，叫李葆华。“他看起来很老实，不愿显示自己。”时隔77年后，2013年6月8日，吴健向记者回忆起这名 “同志丈夫”时，作了这样一句简洁的评价。

吴健纯当时只知道李葆华是以北平市委书记的身份来与她一起工作的，并不晓得太多来历。她后来才知道，李葆华是李大钊的长子。李大钊于1927年4月28日遇害后，已经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李葆华经沈尹默、周作人等人暗中辗转协助，逃亡日本。他在日本东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回国。1936年5月，李葆华奉命调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

1927年4月，李大钊被捕后，李葆华(右)被周作人藏在家中。图为李葆华和周作人之子周丰一合影(据《环球人物》资料图片)

在李葆华面前，入党未几的吴健纯显然缺乏太多革命斗争经验。她的主要身份是北平市委的文书和交通员，协助李葆华开展党的地下工作。这项工作秘密而重大，吴健纯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安排，所以，“一切都听从李葆华的指挥，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这一时期，北平地下党组织内部对于当时开展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出现意见分歧，有人甚至提出要使青年学生运动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在1936年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日军在北平周边迅速增兵，并从东、北、南三个方向对北平形成包围，又伺机挑起事端制造紧张气氛。在局势日渐危急的关头，为加强对北平抗日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派彭真到北平做工作。据赵晋《彭真同志七七事变在北京》一文记述，彭真秘密来到北平后，一面找李葆华等人深入了解情况，一面直接领导北平、天津等地抗日救亡运动。

从此，吴健纯开始为李葆华和彭真传递信息。

吴健纯和李葆华找了一处房子，作为北平市委机关的活动地点。“这个房子不好找，既要隐蔽，又要交通条件好，情况紧急时便于疏散逃走。我们找了好久才找到，之后两个人就像夫妻一样地出外活动。好多人开会就到我们那里去。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的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都到我们那里去。”吴健回忆说。

“他们开会时，我给他们放哨。拎个篮子出去买点什么东西呀，看看有什么可疑的人在周围没有。有时候要与人接头，李葆华就派我去。他告诉我今天把这个条子，送到北京图书馆去，或是哪个公园去，有人手里拿着什么东西，穿什么衣服，有什么暗号特征，都交代给我。我手里也拿点东西，双方见面时就像本来就认得一样。作为女同志，我出去跟别人约会呀什么的，比较秘密一点，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好在那段时间还没有遇到过什么危险，我们做得还比较好。”

“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和天津的党员和进步群众陆续撤往山西，吴健纯也于当年7月随李葆华赴山西工作，后经组织推荐，赴延安学习，并在延安保卫处等部门工作。

边区政府保卫处里的年轻人

吴健纯到延安后，改名吴健。当时的延安是全国各地热血青年心中的圣地，聚集了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出于培养革命干部、加强延安地区保卫工作的需要，吴健和其他一批年轻人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卫处工作。

“保卫处工作要求最严格的一条，就是所有的事情都不要对外人讲。年轻人相互之间都不能说自己是哪个处的。”吴健说。

边区政府保卫处当时承担着锄奸、肃特、警卫、情报、侦察、审讯、看守、治安等多方面重大职责。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不再进行公开围剿，但秘密破坏和特务渗透活动一直没有停止。因此，反特除奸的任务极为繁重。

“那时边区政府保卫处里有很多厉害角色，处长叫周兴，审讯科最厉害的叫谭政文。还有侦查科的王范、布鲁。”吴健提到的这些名字，都是当年延安边区响当当的保卫人员。比如周兴，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红军，坐镇边区政府保卫处，周恩来曾送绰号“周半城”。保卫处的“厉害角色”们机智英勇，破获了多起特务渗透和反动武装图谋暴动等重大案件，有力保卫了边区安宁，重创了国民党特务对边区的破坏活动

吴健按照组织要求，广泛参与保卫处里各项保卫业务的学习和训练。因为秘密工作的特殊经历，吴健后来邂逅中共早期极具传奇色彩的地下党人项与年(即原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之父、建国后曾担任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的梁明德同志)，两人有了更多的共同话题。

邂逅传奇特工项与年

吴健从延安调到陕北绥德地委工作后，结识了项与年。当时项与年使用的是另一个名字：梁明德。这个名字掩去了他此前多年奔波于海外和国统区所从事的革命工作，而一直领导中共特科工作的周恩来，却深知梁明德之于中国革命的特殊贡献。

1934年10月，蒋介石调集大军，部署第五次围剿红军“铁桶计划”，中央红军和苏区面临巨大危险。“铁桶计划”被革命老前辈、国民党内进步人士、时任江西德安区专员兼保安剿共司令的莫雄获悉。莫雄迅速将情报交给早已潜伏的中共特科人员刘哑佛、项与年等人。之后，项与年穿越国民党重重封锁，历尽艰辛，将情报送到瑞金交给周恩来。其间，项与年不惜用石头砸掉四颗门牙乔装乞丐通过封锁线。这份绝密情报促使中央军委果断决策向西突围，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

莫雄(左)与梁明德(项与年)于1956年10月2日在北京颐和园合影(资料图片)

“他把情报用密码写进了一本四角号码字典里，别人都看不懂，只有他自己明白。他化装成一个小学教师，通过封锁线。我都想不出来他是怎么把情报搞到字典里的!他这个人聪明啊!在这一点上我很佩服他的。可以这样说，他是革命功臣，不然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就可能得不到胜利的。”吴健对记者说。

红军开始长征后，项与年于长征途中按组织要求又返回上海继续从事地下工作，直至身份暴露后去往延安，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一段时间后赴绥德任职。

谈到初识梁明德的印象，吴健满怀钦佩地对记者说：“他这个人很会与人交往，待人接物都很有一手的，从不会失礼。这可能与他做秘密工作有关系吧。他文化水平不高，但记忆力特好，人很聪明，能把一切事情都摆布得很好。”

曾与梁明德两度共事的习仲勋这样评价梁明德，“他是一个见多识广、襟怀坦白、善与人同的同志”，“长期的地下斗争，把项与年塑造成一个机智勇敢、沉着坚定、不事张扬、不怕任何困难的共产主义战士”(据习仲勋同志1996年7月为项与年在连城县朋口文地村墓地撰写的碑文)。1938年梁明德到延安后，曾任关中分区党委常委和绥德地委常委兼统战部长。那时，习仲勋担任关中分区党委书记和绥德地委书记，两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在吴健眼里，梁明德是一个“挺老实的老干部”。当时梁明德孤身一人，无人照顾，而吴健又遭遇感情挫折，于是通过一位边区首长介绍，吴健与梁明德走到了一起。1945年10月，按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吴健和梁明德与其他大批干部被派往东北。

梁明德和革命斗争年代里千千万万的共产党人一样，为了革命事业舍生忘死，抛妻别子，与家人音信不通，亦无从知道亲人生死。他的儿子即是后来担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由于改名换姓，父子俩一度离散20多年。直到解放后，已在辽宁任职的梁明德托人辗转寻找，由此还引出一段已在福建任职的项南，受人之托寻找“革命后代”也就是他自己的传奇故事。

吴健与梁明德没有自己的孩子，他们离开陕北时收养了一名烈士遗孤。此后他们还收养过警卫员家的孩子、贫困矿工家的孩子、战友的孩子，多年来对孩子们视如己出。谈及这份养育之情，吴健对记者说：“我年轻时学幼儿师范教育，自己又没有小孩，所以对小孩有一种无形中的喜欢，觉得小孩子可爱。”近年来一直在身边像女儿一样照顾吴健起居的单姐告诉记者：“吴老心地特别善良，她就是见不得别人的难处。她工作过的单位好多人都不忘她的好处。”

忠烈风骨的后继者

出生于1914年的吴健，神情健朗，和霭达观，她欣然接受记者采访，笑谈革命风云，努力地走回记忆深处。谈及影响她走上革命道路的家族往事，她的记忆总会不经意地绕回到那首曾唤起无数志士仁人投身革命、慷慨悲壮的就义诗：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诗作者夏明翰，中国革命史上这个光辉的名字，令吴健眼中充满无限的怀念，那是她的三舅。吴健母亲夏明玮出身于衡阳清末官宦之家。夏明翰是夏明玮的三弟。

吴健记忆中的三舅，“很和蔼、好学”。大约是在1927年夏天，三舅从衡阳老家到长沙的大姐夏明玮家。在吴健眼里，那时的三舅很忙，有时住在她家里，还抽空教她的大哥邬依庄读书识字，讲解道理。后来吴健知道，那一时期夏明翰是与何叔衡、毛泽东等人一起从事革命活动。她的家也是当时共产党人活动的一个地点。

夏明翰就义前，曾在狱中给大姐写过一封信：

“我一生无遗憾，认定了共产主义这个为人类翻身解放造幸福的真理，就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

夏明翰于1928年3月20日就义时，年仅28岁。而夏家为了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不止夏明翰一人：

在夏明翰牺牲前一个月，1928年2月28日，七弟夏明霹因准备衡阳年关暴动被捕，英勇就义时未满20岁;在夏明翰牺牲第二天，3月21日，五弟夏明震在郴州反革命暴乱中英勇牺牲，年仅21岁;当年6月，四妹夏明衡在领导湘南妇女运动中英勇就义，年仅26岁。

两年后，1930年，夏明翰外甥也即吴健的大哥邬依庄在参加红军队伍执行任务时牺牲，年仅19岁。

夏明翰就义时，14岁的吴健还只是不谙世事的小女孩。她还不能完全明白舅舅和四姨他们前仆后继所为何事。但是母亲夏明玮的逃亡却让她真切地感受到家庭破碎后的艰难。

“我母亲很聪明的，在她的那个大家庭里，原本是不让女孩子读书的。但舅舅们跟先生学书之后，就回来教我母亲，母亲看过什么唐诗宋词的，都能记在脑子里。我们都没有她聪明。”吴健忆及这位非凡的母亲时，眼神间流露出无比钦佩与怀恋的温情。

图为吴健(左)与母亲夏明玮(中)、大姐邬贻训(右)合影 (资料图片)

夏明玮与弟弟妹妹一样接受进步思想。吴健回忆说，母亲在大革命时期曾参与组织妇女活动，两次遭到当局囚禁。大革命失败后，母亲为躲避抓捕只身逃往北平，后在表兄弟帮助下，谋得清华大学附属中学语文教员的工作，后来吴健离家北上，即是投靠母亲。

夏家子女能够如此绝决地投身大时代的革命洪流，这与他们的母亲大人陈云凤早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陈云凤出身清末书香门第，能诗善文，见识高远。她所嫁的夏家，也是清末官宦之家。陈云凤积极支持子女学习新知追求进步。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56岁的陈云凤参与迎接北伐军，还参加北伐军在衡阳创办的政治讲习所，并把吴健母亲夏明玮和大哥邬依庄带进讲习所学习。据说1944年衡阳沦陷后，陈云凤以75岁高龄之躯，为抗日将士奔走募捐，凛然以对日寇，有“潇湘女杰”之称。

有此一位慷慨豪迈的外祖母，有此一家舍生取义的亲族，少女时代的吴健耳濡目染，已在不知不觉中承袭了夏家的忠烈风骨，这种影响令她在青年时代义无反顾地去追寻进步，走上革命道路。

终于找到了共产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在那时那地宏大的历史画卷里，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走在时代潮头。“那时就感觉到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就想找一个出路，个人的出路，革命的出路。”吴健对记者说。

自母亲离家北上以后，吴健的父亲另娶，哥哥也离家参加红军，剩下吴健姐妹三人与祖父母相依为命，生活艰难。窘困的生计和对未来的迷惘，使渐渐长大的吴健毅然决定离家出走，追随母亲北上。在1932年六七月间，吴健来到北平，经母亲托人帮助，进入北平幼稚师范学校，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

吴健所在的北平幼稚师范学校，是由民国年间国内著名的慈善机构香山慈幼院所办。香山慈幼院的创办者乃是辛亥革命后出任中华民国政府总理的熊希龄，熊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慈善教育大家。香山慈幼院在1920年开院初期，李大钊曾应熊希龄之邀，与蒋梦麟、胡适等人担任慈幼院评议会的评议员。李大钊就义后，长子李葆华逃亡，熊希龄慨然接收李大钊二子李光华、三子李欣华，到香山慈幼院栖身，以“正生”身份免费入读。因此之故，这所本以免费接收受灾穷苦孤儿为主的特殊学校里藏龙卧虎，也时有革命子弟就学入读。

吴健说，香山慈幼院倡导“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济世办学思想，令她受教颇多。她想像不到的是，在后来的革命道路上，机缘巧合，她居然会与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有过一段共同战斗的岁月。

在北平幼稚师范学校期间，吴健与北平进步青年学生一道密切关注时局的发展，想方设法追寻思想和精神的向导。她们暗中观察清华大学的进步学生，寻找指引她们加入共产党的牵线人。

“那时候入党要找啊!”吴健动情地对记者说，“我们想办法找党组织。你还不能跟别人明说，你知道他是共产党员还是什么人啊?碰到不好的人给你出卖了怎么办?后来清华大学就有一个人来教我们学新文字，就是拼音文字。学着学着，我们就感觉到这个人有点像共产党，或许他能有办法帮我们找到共产党。我们就跟他谈，说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进步的人士，来给我们讲一些进步的思想。我们也很想加入到共产党。

这个人听完后，沉默了好久。他说：你们这个要求很好，但是我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我也可以给你们找。我说那也行啊，你看哪个人能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就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打扮得像个做买卖的生意人，实际上他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党员，故意穿个长袍。他来了就跟我们谈，说入党不能够集体入，你们只能一个一个地来。他还说我也不是党员，不过你们这个愿望我可以找人给你们解决。”

吴健回忆说，这个人找来一个清华大学的学生，要求她们再发展别的学生入党，算是党组织交给她们的一项任务，也是组织对她们的考验。后来吴健才知道，这个人叫牛荫冠，时任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是学生社团的领袖人物。此人出身山西兴县富绅大户，其父牛友兰是抗战时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牛荫冠工作能力很强，建国后主抓制造了中国第一台航空发动机，是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奠基者。

经牛荫冠介绍，吴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这样，我终于找到了共产党。1936年6月6日，我转为正式党员，这是永生难忘的日子!”

吴健近照 (摄影：姜成刚)

吴老对记者说：“那时候我们没有政权呐，现在政权在我们手里了。牺牲了多少人才夺得这个政权，这是不容易的啊!现在党对我们这批老干部真是很负责，照顾我们，我们懂得感恩的。我就是希望我们中国越来越好，希望我们国家越来越发展、发达。希望年轻人一切都听从党的分配，党要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去干。一定要把我们的中国搞得更好!”

后记

吴健和梁明德于1945年抗战胜利后到松江省(今黑龙江省)延寿县开展革命工作，梁明德任延寿县县委书记兼县长，吴健在公安部门工作。

吴健于1946年任松江省省委书记张秀山秘书，1947年任辽南行署干部科科长，1949年初调至东北局组织部任秘书科科长。1951年后，历任大连工学院(今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工学院(今东北大学)、沈阳师范学院、鲁迅美术学院党委书记等职。1961年任辽宁省教育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

“文化大革命”期间，吴健被打为“走资派”，带着老母亲夏明玮和大姐邬贻训，下放到朝阳喀左县接受“劳动改造”，直到1977年才得以平反。梁明德亦遭受迫害，被下放盘锦，受尽折磨，后被送往福建老家连城县。1978年10月，梁明德在连城去世，享年82岁。

(作者注：本文主要依据吴健老口述，并参考相关史料撰写，欢迎网友指正，感谢辽宁省金秋医院协助采访)

责编：朱晓华

来源：中华先锋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