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常德有两人

  常德日报   2017-09-04 09:29:55

文丨毛先金

在中共党史上,曾有个“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特殊团体,这是1929年6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绝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对当时以“百分之百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自居的王明及其追随者的讥讽和嘲笑。“二十八个半”只是特定时空和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些人学成归国后,大多先后认识和改正了错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功勋,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杨尚昆等成为我党重要人物。

比较通行的说法,“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以下29个人:

王明、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何克全(凯丰)、杨尚昆、夏曦、孟庆树(绪)、王保(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子纯)、孙济民(际明)、杜作祥、宋潘(盘)民、陈原(源)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肖特甫、殷鉴、袁家镛、徐以(一)新。

另外,作为当事人的盛忠亮,开列有另一份“二十八个”名单:

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陈昌浩、沈泽民、凯丰、杨尚昆、盛岳、夏曦、肖特甫、李竹声、殷鉴、陈原道、何子述、孟庆树(王明妻)、张琴秋(沈泽民妻)、杜作祥(陈昌浩妻)、李元杰、王保礼、王盛荣、王云程、袁家镛、孙济民、宋泮民、汪盛荻、朱阿根、朱子纯(女)。

无论哪个名单,都有两个常德人。一个是石门县的盛忠亮,一个是澧县的汪盛荻。但很遗憾,他们都走到了共产党的反面,尽管他们也为国家和人民办了一些事情。

石门人盛忠亮

盛忠亮(1907—2007)又名盛岳。1907年8月27日出生于湖南省石门县维新热水溪。1922年于石门县立中学毕业后考进北京国立法政大学,因思想进步,被选为学生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参加五卅运动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总部设在北京的全国学联中共支部书记。

1923—1926年间,盛曾在北京法政大学读书,从事学生运动,任中共北京地委宣传部秘书。1926年底到1932年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工作。1932年底回中国后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担任中共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长,1934年李竹声被捕后接任上海局书记,1934年10月被捕叛变,后当了中统特务,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社会科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的1943年,他将家眷安置在石门热水溪的小山村,离妻别子,奔赴战场,任驻印远征军特别党部少将书记长。他协同郑洞国将军转战印缅战场3年之久,为盟军在东南亚战区的胜利作了不少工作。抗战胜利后,曾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任欧洲司司长,出任乌拉圭、伊拉克大使。大陆解放前夕逃往台湾后移居美国。

盛忠亮通晓俄、英、法多国语言文字。移居美国后用英文著《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全书共十五章,记述了中山大学从筹办到结束的全过程,以及该校的体制、教学内容和方法、学生的食宿和业余生活,描写了该校与国民党、共产党和苏共的关系,写了冯玉祥、宋庆龄访苏的情况,还写了中山大学反托派斗争和有关“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问题以及中共“六大”的有关情况等等。现在最流行的28个半的名单就是出自他的这本书。1970年,由美国纽约派拉贡书局独家出版,1980年,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将该书译成中文,供作党史参考资料,2004年北京东方出版社正式出版,收入现代稀见史料书系,共8册。

2007年3月29日,盛忠亮在美国去世。

盛忠亮远居海外,但仍情系家乡教育。从2000年起,在石门设立“盛氏女儿文教基金会”,长子盛孝威任董事长,每年资助困难大学生完成学业,困难小学女生从小学三年级读到高中三年级。2015年下学期资助中学生30名、大学生13名共158000元。

澧县人汪盛荻

汪盛荻,又名汪辉,从苏联回国后担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是江苏省委书记王明的得力助手,后因叛徒出卖而变节。1949年配合程潜为湖南和平解放做了不少工作,1950年被错误处决,1983年平反。关于汪盛荻的情况,现查到丁玲在《丁玲自述》第三卷中谈到了汪辉劝她变节的那段记叙——(1933年5月,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此时拘禁在南京。)

十七号上午,我还躺在床上的时候,听到一个人在室内与冯达说话,是一个熟人的声音。慢慢我听清楚了,原来是曾到过我家不少次的原共产党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汪盛荻。我一时不明白:这个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他现在是什么身份?我脑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敲打!慢慢我明白了,呵!他一定是叛变了,他是来劝降的!真可耻,真可恶!我简直没有勇气去看一个神圣的共产党员失身成为这么一只可鄙的走狗。他走到帐子外边,不敢直呼我的名字,只说:“起来,起来吧!我们可以谈谈!”

“哼!有什么可谈的!”我不理他,仍旧睡着,只希望他赶快走开。我怕见龌龊的东西,他真龌龊!

他不走,我只得起床;我一眼也不望他。他对冯达说:“我那年一被捕就提出要见陈立夫,我和他是中学同学。他能不照顾吗?”听到这话,冯达怎么想,我不知道,我只感到忍无可忍。

汪盛荻终于对我说了三点。他说:“第一,你是共产党员,你无法抵赖。我已经向国民党讲了。”我回答他:“我不是共产党员。你凭什么瞎说?!你有什么证据?!我只是左联的盟员。”

他说:“第二,你不要幻想宋庆龄、蔡元培能救你。”我答:“我根本不作任何希望。”

他又说:“第三,胡也频被捕是共产党内有人告密。”我答:“胡也频是被国民党枪杀的。”

他不再说话了,可是也不走,赖在这里挨着。我坐在里间,冯达也坐在里间。他就在外间同看守闲聊,还在这里吃中午饭。吃饭时我问他:“你怎么还不走?你不是有人照顾吗?为什么要在这里陪我吃牢饭?”他不高兴地看看我,无可奈何,只低头吃饭。

第二天,是十八号,汪盛荻又来了,他想再同我谈话,我不理他。他又挨到吃中午饭。我有点看出来了,便说:“你是不是向人夸下海口了?你昨天来时还有点神气;今天,你已经明白了,你是交不了差的,可又不敢不来。唉!脖子上套了一个圈,是吗?”我哈哈大笑。他不敢发脾气,勉强吃完这顿饭,很快就走了。十九号上午,他没有再来。我问看守:“今天那只狗怎么没来?”3个看守都笑了,说:“他来有什么用?我们都跟上峰讲了。”我心里真有点痛快。

责编:朱晓华

来源:常德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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