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刘 忠 郑欣荣

“西安事变”是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过渡的“时局转变枢纽”。本文根据当年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核心成员的回忆整理而成，再现了事件的酝酿变化与经过，真实地展现湖南桂阳人李木庵在西安事变中不可磨灭的贡献。

智控西北军宪兵营，为西安事变埋下火种

一九三五年初，工农红军即将到达陕北，全国军政中心移向西安。受上海党组织派遣，地下党员徐彬如、谢华、李木庵等到西安开展工作。李木庵是我党公认的有学识、有经验、有才干的共产党员，他说，到西安的工作比在沛县的工作重要许多倍，陕北、西安是重要的地方，原地方党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了，我们要在西安下功夫，重建党组织，把西安建为基地。

李木庵到达西安后，通过西北军宪兵营地下党关系，担任宪兵营招收和政治教官。他把在江苏沛县培养的革命力量，包括他的儿子、侄子、地下党员谢晋生等全部转移到西安，安排谢晋生任宪兵营中校副营长，谢华任文化教官。宪兵营担任西安的城防卫戍，士兵都是西安的中小学生，先由杨虎城兼任营长，后改为地下党员金闵生任营长，谢晋生是实际的负责人。李木庵等在宪兵营进行抗日救国教育，吸收党员，实际上掌控了这个宪兵营。在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下，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成立(简称“西北特支”)，谢华(任书记)、徐彬如、李木庵为核心成员。“特支”以宪兵营为掩护，秘密开展对西北军及杨虎城本人的统战工作。

西北特支先从学生工作着手，进行西北地区的群众救亡活动。很快，西北抗日救亡分会达二十三个。在这个基础上，“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简称“西救会”。李木庵对内是西北特支委员，对外是“西救会”的总务部长，从事抗日救国群众运动的组织和宣传。他亲自到学校、工厂、郊区发动群众参加各行业的救国会。其中的传单、宣言以及全国各地的联系文稿几乎都出自他一人之手。他还和学生一起参加游行示威，暗中指导群众，在群众中威信很高。以致在西安社会舆论形成了“徐、李、谢”的空气氛围。

由于“西北特支”在西安的上层工作做到好，当时的军、政界名流纷纷加入“西救会”。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杨虎城领导的西北军对这些群众运动从不曾有过干涉，而是暗中支持和保护，杨虎城将军还间接给“西救会”提供了抗日宣传费。

一九三六年中旬，时任“剿总司令”的蒋介石调来“宪兵第一团”，意图接受西安防务。西北特支请张、杨商议，划了西城交蒋的宪兵团，东城仍留给西北军的宪兵营，并签订协议，互不干扰。共产党都从东城出进，彼此心照不宣。

“西北特支”的工作引起了毛主席的重视，因为党中央也在找人做杨虎城和西北军的工作。有了“西北特支”和“西救会”基础，毛主席很快派他的秘书长张文彬到西安负责西北军中党的工作，成为陕北工农红军与西安军政之间的一道重要的联络枢纽。

推动全民抗日热潮，为西安事变打下群众基础

东北救亡会(简称东救会)是以旅陕东北同乡和东北军人为基础成立的，在张学良保护下取得了公开的权利。后来，李木庵跟“东救会”的负责人宋黎接上了头，并保持来往。

“西救”和“东救”把西安地区的救亡活动汇合起来，把反内战斗争引向广泛而纵深的程度。“九一八”六周年纪念日，“西救”、“东救”发动群众举行大会，刊发宣言，呼吁停止内战，驳斥国民党的唯武器论，并游行示威。

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先生逝世。李木庵提出，鲁迅是大文豪，我们非追悼不可!十九日，“西救会”发起在民众教育馆召开追悼鲁迅大会。这是一次很大的斗争，参会者大八千余人。国民党特务企图阻止破坏。李木庵联络当时的名流南汉寰、王炳南来到会场，请几个年长的开明绅士主持大会，张学良、杨虎城送来挽联，国民党陕西省主席邵力子也送来挽联。国民党特务无可奈何，自己撤走了。

北伐时期，“坚守西安”是杨虎城将军的军事生涯的一大杰作，召开纪念大会是民心所向。如果在纪念坚守西安的大会上，宣传抗日救国，宣传反对内战，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纪念大会时，正是日寇已攻绥远东部，距陕北较近，形势紧张之时。“西救”的徐彬如、李木庵发动群众有备而来，“东救”也参加了，李木庵与“东救”的宋黎请张、杨发表了讲话。李木庵等安排人员散发传单，与“东救”联合发布宣言，主张国共两党速将内战军队开赴绥远前线，共同御敌。整个西安形成一片民气激昂的局面。

发动“一二九”请愿大会，促成“西安事变”

面对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南京蒋介石政府以张、杨有通共嫌疑，又痛恨学生干涉国事，迁怒于张、杨的纵容，已有撤换张、杨，削夺其兵权之意。

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的党员闻此消息，急筹对策。特支中在军界任职提议，要挽救非常时局，可以使用非常举动(捉蒋)。徐彬如、李木庵等核心成员就事件成败利害慎重地进行考虑、分析，根据利弊权衡取其重的原则，李木庵代表“西救会”向“东救会”宋黎等人进言，提议采取非常举动。由“东救会”向张学良的亲信进言，传达于张，并晓以大义。

十二月初，蒋介石携带军政大员十余人来到陕西，驻扎临潼。张、杨对采取“非常举动”仍不敢决断，还准备交卸职务，形势非常紧张。

十二月九日，是北平学生救亡运动的一个纪念日。“西救会”选择此日发动群众示威游行，意在迫使蒋介石面对群众。

由于当时的恐怖传言很多，主要是惧怕蒋介石的武力镇压。有些人为避免意外，提出不搞群众集合。十二月八日，徐如彬、李木庵等秘密召开代表会议，阐明西北特支的观点。会上，学生代表挺身而出，排除异议，终使西北特支作出示威决定。

纪念大会在在西安召开，各界学生、群众分别向“西北剿总”、陕西省政府绥靖公署请愿。在陕西省政府见到主席邵力子时，邵的言行反而激怒了学生，于是，有人提出去临潼向蒋委员长请愿。当时，已是下午四、五点了，万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去临潼肯定会遭受迫害，在十里铺，蒋介石已经布置了军队、马队，架设了机关枪，走在前面的学生交通队已经被扣留。张学良很是担忧，他赶到灞桥，阻止请愿队伍。请愿群众凄惨、悲壮的哭喊不仅感动了张学良的天良，也激增了他的勇气。他举起拳头说：“我没有忘记祖宗的坟墓，没有忘记家乡，一周后，一定有事实给你们看!”群众相信了他，李木庵等人率队回城。这是一次最令人难忘的请愿大会，震动了全国。促成了张、杨对蒋介石的兵谏，爆发了西安事变。

临危不惧，机智应对西安事变后的危险

“一二九”请愿之后，李木庵看到革命斗争的希望，他急速与“西救会”骨干接头，统筹具体事宜。安排谢晋生带领宪兵营负责消灭城内反动势力。十二月十二日夜里，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宪兵营也在西安成功地完成了任务，接管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第二天，李木庵写了一块很大的标语“西北抗日救国总会”，贴到了陕西省党部的门牌上，与童陆生，还有基层派来的工作人员一起办公，指导西北抗日救国运动，收集宣言和传单。北京、上海来了很多人学习取经。李木庵一面安排来人的食宿，一面举行茶会，介绍当地抗日救亡形势和经验。

有人看到蒋介石坐飞机回了南京，不少的学生跑到“西救会”去质问，为什么放了蒋介石?总会请各分会负责人开会，徐彬如做了耐心细致答复。会上有的人想不通，拍打桌椅发泄，会场外各地拍来质问的电报堆满桌子，李木庵沉着应对，配合做工作。

西安事变后，南京军队进驻西安，政治气候大变。徐如彬、谢华等西北特支委员撤到三原县，“西救会”仅李木庵一人在主持工作。把西北军宪兵营的地下党员和“西救会”的进步学生送到延安学习;一部分人发放路费回家。顾祝同到西安后，两次传讯李木庵。由于他沉着应对，始终承应是民间组织、群众运动。顾祝同又派人搜走了“西救会”全部文件，也没有查出什么，只好作罢。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西北特支”撤销。李木庵回到湖南桂阳，后辗转到了延安。“西救会”也从此停止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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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桂阳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