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仲贤，1904年2月出生于长沙县铜官镇(今望城县)一个小工业家庭，1923年考入讲武学堂，1924年5月第一次国共合作创办了黄埔学校，袁仲贤又考入黄埔学校第一期步科第六大队。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三十年如一日，为人民军队的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以及国家的外交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处理“紫石英”号重大事件表现出外交才能，开启了袁仲贤日后数年的外交生涯

抗日战争结束后，袁仲贤奉命留在山东，担任华东军区副参谋长。淮海战役后，华东野战军改为第三野战军，袁仲贤调任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政治委员。

1949年4月19日，陈士榘司令员、袁仲贤政委率领的第八兵团挺进南京，担负解放南京的任务。4月20日上午，第八兵团司令部正在召开渡江作战会议，忽然接到特种兵纵队炮兵第三团(配属八兵团)的报告：一艘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不顾人民解放军警告，强行溯江而上，横行无忌地行驶在解放军所控制的禁区三江营江面，与解放军发生炮战。该舰指挥台、后炮塔中弹，舰身被多处打穿，航向失控，搁浅在镇江附近的江面上。该舰已升起了白旗，舰上几十名水兵弃船登陆。

大战在即，英国军舰竟公然率先挑衅，企图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正在主持会议的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政委袁仲贤迅速交换了意见，命令前沿部队密切观察敌人动静，随时准备战斗。下午1时半，三江营又传来了炮声。一艘英国海军驱逐舰(伴侣号)奉命增援受创的英舰，它气势汹汹地赶来三江营，与解放军特炮团展开激烈炮战。英舰中弹5发，也击毁我野炮二门，不少解放军指战员伤亡。正当英舰自鸣得意时，遭到特炮三团榴弹炮连的迎头痛击，击穿其联装主炮，舰长罗伯逊中校负伤，于是掉头逃往下游。

20日晚，英国远东舰队副总司令梅登海军中将率“伦敦”号巡洋舰和“黑天鹅”号快速舰全速驰援。21日晨，“伦敦”号和“黑天鹅”号驶过江阴，向人民解放军控制的江面搜索前进。

人民解放军一次又一次发出信号，警告英舰撤离。但英舰置若罔闻，第三次炮战迅速展开。顿时炮弹如雨，烟柱冲天。在人民解放军的猛烈炮火下，两艘英舰均遭重创。“伦敦”号指挥塔被一发105榴弹击中，舰长卡扎勒负伤，梅登的洁白将军服也被炮弹的碎片撕裂，英军30余人伤亡。梅登深知再打下去会败得更惨，只好命令撤离，率舰向长江口外逃去。

21日傍晚，长江涨潮，英舰“紫石英”号浮起，驶入镇江以东谏壁附近夹江，企图乘夜逃跑，但为时已晚。人民解放军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的千里江面上，已发起了渡江战役。陈士榘、袁仲贤率领的第八兵团，作为东突击集团的右翼，从龙窝口至永安洲地段突击渡江，于22日占扬中县。23日，第八兵团乘胜攻占镇江、南京，并争取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部在南京以东江面起义。

这次长江炮战，打出了中国人民的威风，轰动了世界。美国、法国、苏联、瑞士、加拿大等国的报纸，都在显要位置发表了这一消息。第八兵团攻克镇江后，第三野战军总部确定袁仲贤留在镇江，兼任镇江前线司令员，负责处理该地区的军政事宜。鉴于“紫石英”号英舰仍滞留在镇江以东的江面上，所以由袁仲贤直接领导处理这一事件，并指派特种兵纵队炮兵第三团政治委员康矛召以上校身份出面进行谈判。

5月18日，康矛召致函新任“紫石英”号舰长克仁斯少校，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镇江前线司令部对于英国海军军舰于4月20日侵犯中国人民解放军阵地之暴行及其所应负之责任，决定经由谈判解决”。

5月23日，克仁斯要求向镇江前线司令员袁仲贤将军亲交英国远东舰队总司令布朗特海军上将的一份电报。24日，克仁斯来到镇江前线司令部，把火漆封口的信件交给袁仲贤司令员。布朗特在信中极力为其军舰侵犯中国内河并炮击人民解放军阵地的行为辩解，并威胁不准其安全驶离会产生最严重的国际后果。还诡称此事已由英国大使在南京开始谈判，而对其舰入侵造成的后果与责任，避而不谈。

袁仲贤当即指出：“英国军舰侵犯中国内河及闯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阵地的行为，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原谅的。所谓在南京已开始的谈判完全不正确。在英舰未履行其应负的责任之前，我不准备讨论其安全驶离的问题。关于英舰应履行的责任问题，可与我们的代表康矛召上校商谈。”

随后，康矛召向克仁斯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英方就侵入中国内河和炮击中国人民解放军阵地一事履行下述责任：1、承认英国军舰上述行为是错误的，并向中国人民解放军道歉;2、赔偿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当地人民所受之损失;3、我方准备在英方履行上述责任之后，即与英方讨论肇事英舰及其人员撤离长江的办法;4、本备忘录所列各项请即转报英国远东舰队总司令。

但英方对此缺乏诚意，采取避重就轻、借故推托的手法，致使两个多月过去了，谈判没有什么进展。

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有许多重大的事情要处理，为早日解决问题，以利日后中英友好，中央指示“不宜在这种主要表现为军事性的谈判中长期僵持”，决定作出一定让步。

6月20日，袁仲贤约见了克仁斯，郑重表明，如果英方以适当方式承认基本错误则我方可考虑放行“紫石英”号驶离，道歉、赔偿等其他问题留待以后谈判解决。

英国远东舰队总司令布朗特对此表示欢迎，并于6月25日致电袁仲贤：1、正式请求照准“紫石英”号安全下驶;2、承认英国皇家海军“紫石英”号未获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意而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前线地带;3、深信阁下对所致双方伤亡，将会感本人之深切遗憾;4、本照会不妨碍上级当局以后举行继续谈判，本人谨向阁下保证英国方面将不反对举行此项谈判。

7月13日，袁仲贤致函布朗特，敦促其正式授予英方代表以举行谈判和签署协议之权;并附寄中方代表证书副书，要求具有同等身份的英方代表速来谈判。

7月28日，布朗特致信袁仲贤，提出了一个附件作为双方签署的换文稿，文稿的主要内容是：1、准许英国皇家军舰“紫石英”号安全下驶长江出海;2、承认“紫石英”号未得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意，于1949年4月20日进入前线地带为招致误会基本原因。“伦敦”号、“伴侣”号及“黑天鹅”号亦均未得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意而进入前线地区;3、双方上级今后要求进行任何调查或谈判，英国方面皆不反对。

布朗特还提出，如不能基于此达成协议，则他愿乘一艘驱逐舰上溯长江，还请袁将军允许一架飞机将他的授权书送往南京。

英方的态度似有转变。其实这是布朗特为麻痹中方而施放的烟幕。当7月29日康矛召奉命赴南京商讨时，“紫石英”号英舰却在7月30日晚潜逃。

至此，“紫石英”号事件告一段落。但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英舰的“扬子江事件”，标志着英国炮舰政策在中国的终结。袁仲贤在这一涉外重大事件中表现的外交才能，开启了他日后数年的外交生涯。

在处理“紫石英”事件期间，袁仲贤先后担任了镇江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南京警备区政治委员。1949年7月初，任南京警备区司令员兼政委，第三野战军参谋长。

毛泽东说：“新中国也要办外交了……靠你们去实践，在实践中培养新一代的外交队伍。”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与此同时，南京也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和庆祝大会。作为三野参谋长、南京警备司令员的袁仲贤，陪同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二野政委邓小平，二野司令员、南京市市长刘伯承，检阅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解放军精锐部队。

1949年11月，袁仲贤到刚刚组建的外交部报到。建国伊始，外交工作十分繁重，但外交人才十分缺乏。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另起炉灶”的方针，中央决定组成以军队干部为骨干的外交队伍。经过层层筛选，中央选调了一批兵团级干部出任第一批大使。

在外交部招待所，袁仲贤遇见了前来报到的黄镇、耿飚、姬鹏飞、王幼平等人。他们有的是彼此熟悉的战友，有的还是第一次见面。黄镇兴奋地握着袁仲贤的手说：“袁参谋长，你和英国人打交道好几个月，干外交是老资格，给我们介绍介绍经验吧。”

袁仲贤知道黄镇所提的是“紫石英”事件，便爽朗地回答说：“不打不相识，不谈也不相识，老虎的屁股摸一摸，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外交工作十分重视。1949年12月底，毛泽东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了袁仲贤等人。袁仲贤在20多年前由毛泽东介绍入团，此后一直未能见面。当听到袁仲贤报名时，毛泽东端详片刻，连声说：“认得，认得，原来是老乡啊。”

周恩来在旁插话说：“他还是黄埔的呢，是陈赓的同学。”

毛泽东、周恩来先后就外交工作与袁仲贤等人进行了谈话。

毛泽东说：“你们都是打仗的，同蒋介石打了十几年，你们没有逃跑，蒋介石反倒逃跑了。现在派你们出国搞外交工作，你们也不会跑掉。新中国也要办外交了，但是不能搞国民党那一套。我们要另起炉灶，要完全靠自己，靠你们去实践，在实践中培养新一代的外交队伍。”

为了使这批将军们尽快熟悉外交事务，周恩来指示外交部，特地为他们举办了外交业务知识学习班。在学习班开始时，周恩来亲临讲话，阐明了新中国外交政策、外交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勉励他们当好国家代表和友谊的使者。他说：“现在你们脱了军装搞外交，外交是政治斗争，武仗不打了，文仗还要打。你们大多是到社会主义国家当大使，要多做友好工作。外交工作授权有限，要注意多请示汇报，一定要加强组织纪律性。要组织学习驻在国语言，注意学习驻在国的长处。”

外交部先后请了国内的著名学者、专家，如张美如、王铁崖、何思敬、张志让、胡济邦、阎宝航等到学习班讲授国际法、外交文书和外交礼仪等。还请苏联、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等驻华大使介绍本国情况、使馆工作情况以及外交工作体会，由毛岸英充当翻译。

1950年3月，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鲁登科要向毛泽东递交国书，周恩来特地安排袁仲贤等将要出任大使的将军到中南海从隐蔽处进行观摩。仪式结束后，周恩来对袁仲贤等人说：“怎么样?都看见了吧?你们赴任后，要向驻在国外交部了解递交国书的程序，要尊重人家的安排，客随主便，入乡随俗嘛。”

待周恩来走后，袁仲贤出了个主意：“干脆，趁热打铁，我们就在这里学习一遍怎么样?”

将军们果真认认真真地操练起来，气氛十分活跃。

成为印度首任大使，为实现两国总理互访立下汗马功劳

1950年4月，袁仲贤被任命为驻印度首任大使。

印度是1947年才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而获得独立的亚洲大国。1949年除夕，印度继缅甸之后宣布承认新中国。并率先派代表于1950年1月到达北京，同中国代表进行建交谈判。4月1日，中印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次建交的程序和协议遂成为中国谈判建交的基本模式，适用于此后愿意同我国建交的国家。

1950年8月，袁仲贤大使一行40余人离开北京，前往印度赴任。9月9日抵达印度第一大城市加尔各答，受到西孟加拉邦政府官员、印度许多团体的代表和青年、工人、学生以及当地华侨1000余人的热烈欢迎。9月13日，袁仲贤一行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第二天，便受到了印度总理兼外长尼赫鲁的接见。袁仲贤向尼赫鲁转达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致意。

9月18日，袁仲贤向印度总统普拉沙德递交了国书。这天早上，他主持了大使馆开馆仪式，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递交国书仪式结束后，由印度总统设午宴款待。在步入宴会厅的过道中，突然出现一个意外的情况，当时有两名美国人站在一旁等候。普拉沙德总统向袁大使一一介绍，其中一名是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他们被邀请参加午宴。考虑到中、美两国正处于敌对状态，袁仲贤面露不悦之色，只是略略点头。席间，普拉沙德与之谈论和平问题，意在表明他们反对战争，有引我表态之意。袁仲贤始终未置一词，席间亦很少用餐，以这种特殊方式表示了对东道主这一安排的不满。

宴会结束后，印方安排合影，袁仲贤示意申健参赞出面向印方提出不愿与递交国书无关的人士合影。这使两位美国人颇为尴尬，只好起身告辞。袁仲贤在这种场合表现出的不卑不亢的态度，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袁仲贤一行除了迫切的外交事务，便是集中全力筹办国庆招待会。他为此特地开了动员会，号召使馆全体人员发挥主动和团结一致的精神，把完成这一活动当作使馆的首要政治任务，要举办一个能体现新中国精神面貌、隆重、大型的国庆招待会。

经过近半个月的紧张筹备工作，10月1日晚上7点半，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内热闹非凡，印度政府各部门官员、印度知名人士、各界代表以及当地华侨、与我有外交关系或友好国家使领馆的外交官，约1000余人，参加了由袁仲贤大使主持的第一次国庆招待会。尼赫鲁总理携英迪拉·甘地也破例前来参加，使会场气氛达到高潮。招待会大厅里，摆放着由国内带来的供陈列的名贵工艺品，琳琅满目;各式茶点、糕点、啤酒和各种饮料，供应不绝。招待会一端摆满了新中国开国纪念册，另一端于晚上9点半放映《新中国的诞生》纪录片。来宾们无不对使馆在短时间内能举办如此宏大、精致、丰盛的招待会表示惊讶，称赞这是了不起的盛举。

在袁仲贤担任驻印度大使任内，中印实现了两国总理互访，形成友好高潮。1954年6月25日至28日，周恩来总理利用日内瓦关于印支问题国际会议的休会间隙，应邀对新德里作正式访问。中国总理的第一次访问，受到了尼赫鲁总理和10多万印度人民的热烈欢迎，“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印中人民是兄弟)的欢呼声响彻印度上空。

周恩来访印期间，袁仲贤始终陪伴在他身边，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中印两国总理在短短的几天里进行了6次长时间的会谈，双方同意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印两国关系的准则，写入中印联合声明。尼赫鲁总理还欣然接受周恩来总理的意见，把五项原则作为中印两国的共同倡议，扩大到东南亚，由此在国际外交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印方的接待日程中，曾临时加进了访问克什米尔的项目。印方接待人员解释说，那里是尼赫鲁的诞生地，风光明媚，气候宜人，是旅游憩息胜地。周恩来对克什米尔的历史背景十分了解。由于历史原因，克什米尔一直是印度同巴基斯坦争执的焦点，双方各占一半，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不介入，主张由印、巴双方协商解决的原则立场。所以，袁仲贤就印方的日程发表意见，认为中方不宜以访问的方式介入印巴这一争端，得到周恩来的肯定。于是，袁仲贤当即交代申健参赞以周恩来总理这次访问时间短促，难以到边远地区参观为由，婉谢了印方访问克什米尔的安排。

3个月后，尼赫鲁总理由英迪拉·甘地等人陪同，于1954年10月19日至30日对中国进行了为期12天的正式访问。袁仲贤全程陪同。尼赫鲁作为新中国接待的第一位外国政府首脑，受到了北京10多万群众的热烈欢迎。

毛泽东主席亲切会见了尼赫鲁，周恩来总理与他进行了多次会谈。

袁仲贤陪同尼赫鲁访华返回后，立即投入与尼泊尔建交的活动之中。1955年7月，袁仲贤以特命全权首席代表的身份，同康矛召、毕朔望两位代表一道赴加德满都与尼泊尔商讨中尼建交事宜。双方经过谈判，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于8月1日达成协议，正式建交。同日，毛泽东主席任命袁仲贤为首任驻尼泊尔大使。3日，袁仲贤大使向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沙阿·德瓦递交了国书，出色地完成了他外交生涯中的最后一次外交使命。

1956年初，袁仲贤奉调回国。回国后，袁仲贤就任外交部副部长，成为继张闻天和姬鹏飞之后第三位调任此职的驻外使节。但此时袁仲贤已绝症缠身。早在1954年回国陪尼赫鲁访华之前，医生就发现他的右肺上叶有一小块阴影。为了工作，袁仲贤未加重视，照常工作和活动。直到1956年5月，袁仲贤赴莫斯科就医，复查胸腔疾病，才发现肺癌细胞已大面积扩散，无法切除。

1956年国庆后，袁仲贤的病情迅速恶化。1957年2月16日，与世长辞，终年53岁。

责编：朱晓华

来源：《中华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