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昌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青年运动与工人运动领袖，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在29年的短暂生涯中，他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粤海南疆，京畿幽燕，在青年运动、工人运动、党的建设和革命军队建设等诸方面都有独特的建树和重大的贡献。他的事业如此令人称颂，那么他人生的另一重要方面即感情上又谱写了怎样一段感人至深的华章呢?

在武汉：初识好感

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贺昌被党组织派往武汉任共青团湖北区委书记。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中国革命阴霾密布，武汉形势也日益紧张。然而，贺昌仍然根据党的指示，大力发展团组织。他经常深入到基层团组织和青年中间，参加团组织召开的各种集会，利用各种场合向团员和青年进行时势和思想教育。

4月27日到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举行。贺昌出席了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其间，贺昌与代表们交流思想，讨论革命形势和斗争策略。与陈独秀等的主张不同，贺昌与毛泽东、瞿秋白都认为：共产党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采取果断行动，向蒋介石施加压力，以战斗代替退却，争取国民党左派。大会最后通过的决议提出了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但没有提出具体措施，明显地流露出对汪精卫和唐生智控制的武汉国民政府的幻想。

就在这时，在武汉总工会举办的周末晚会上，贺昌初次结识了时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宛希俨的爱人黄慕兰。黄慕兰聪颖美丽、开朗活跃，既善于雄辩又泼辣干练，在当时的社交舞台上算得上一位引人注目的女性。

黄慕兰，湖南浏阳人，1907年7月出生。1919年在长沙周南女校读书时就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5年，为脱离包办婚姻家庭，她单身一人出走参加了革命。1926年任国民党武汉市特别市党部妇女部秘书，并与中共早期党的领导人之一宛希俨结为夫妻。同年秋，加入了共青团，11月又由共青团提名加入党组织。在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第二次党代会上，黄慕兰当选为执委兼妇女部长。与此同时，还兼任《民国日报》副刊编辑、妇女协会筹备主任、女子放足委员会主任委员，经常协助国民党左派人士宋庆龄、何香凝开展工作。由于黄慕兰参加领导了武汉三镇20万群众庆祝“三八国际妇女劳动节”游行活动并频频组织各类妇女活动，因此，她在武汉女界红极一时，堪称女中英杰。

黄慕兰后来回忆说：“我和贺昌是在武汉初次见面的。1927年，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在一次入团仪式大会上，贺昌代表团中央出席并讲话。他的讲话简单明了，给我的印象很深。”“在我担任汉口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长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虽然没有和我个别接触，但对我的工作是完全了解并大力支持的。那时他20来岁，风度翩翩，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贺昌与黄慕兰一见如故，便很自然、大方地聊起来。贺昌对黄慕兰出色的工作大加赞赏。他说：“慕兰同志，我来武汉后就听说你是女界英豪。特别是领导武汉20万群众庆祝‘三八国际妇女劳动节’游行活动，搞得很好，很成功，是我们搞青运工作者学习的榜样。”黄慕兰谦虚地说：“这没什么值得一提的，这仅仅是开始，革命还有许多重要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我做得还很少。”

接着，二人交换了对革命形势的看法。黄慕兰打心眼里为贺昌对形势的敏锐认识所折服。

就这样，初次的相识，给彼此的心里都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印象。

5月间，武汉形势日益严峻起来。夏斗寅、许克祥先后叛变。即使在这样恶化的局势下，贺昌也丝毫没有松懈地为党工作。新的共青团湖北省委在他的领导下，加强了对以武汉为中心的学生运动的组织领导，在各地广泛建立学联组织，加快学生运动的发展，宣传揭露蒋介石、汪精卫屠杀压制工农运动的罪行。并于5月、6月两个月内，将团员人数由原先的8000名大幅度发展到20000名。

一次，贺昌见到黄慕兰，不无担忧地说：“夏斗寅、许克祥叛变，杀的都是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现在形势更加严重，你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你是个很红的党员，应当注意隐蔽自己。”

黄慕兰感谢贺昌对她的关心和提醒，说：“我已经做好了隐蔽或转移的准备。”

短暂的见面之后，贺昌与黄慕兰就又各奔东西，分头投入自己的工作中去了。

不久，汪精卫集团公开“分共”、“反共”，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大肆逮捕与屠杀。1927年7月12日，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训令对中共中央进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和张太雷5人组成临时委员会，停止了陈独秀的中央总书记职务，发表了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宣言，并要求中共武汉党团组织转入地下或转移别处。随后，遵照临时中央常委会的决定，贺昌与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等先后离开武汉，前往九江等地，积极策划武装起义。黄慕兰也离开武汉，随丈夫宛希俨来到江西。

在上海：喜结良缘

1928年，宛希俨在江西不幸牺牲。黄慕兰被调到上海任中央政治局秘书兼机要交通员。同年，贺昌也被调回上海党中央工作。

黄慕兰后来回忆说：“我在党中央机关工作时，又碰到了在武汉时就已认识的贺昌同志。他是山西人，只比我大半岁，在党的五大上，他和关向应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记得我和宛希俨在武汉结婚后，在总工会举行的星期六文娱晚会上，曾听过他的讲话，后来在党、团活动的政治报告会上，也听过他的演讲。他才华横溢，很受大家的钦佩。他也知道我在武汉工作过，这次在上海又见面后，他首先提到，希俨的牺牲是党的重大损失，并劝慰我不要过于悲伤??那时，他虽是中央委员，但并不在党中央机关工作，而是经常受中央的委派，去湖南、湖北等省视察各地工作，来上海出席中央召开的会议时，就住在旅馆里。”

贺昌到上海后，住在孟渊饭店(后改名为申江饭店)。黄慕兰作为党的机要工作人员，经常送文件到贺昌的房间。革命工作的需要，使两人接触逐渐多了起来，彼此也越来越了解对方。

贺昌看到黄慕兰身体比较虚弱，精神略显憔悴，知道她一定还在为丈夫的牺牲而难过，便找个适当的机会劝慰道：“宛希俨是个好同志，但人死是不能复生的，你不要过度悲伤，务须节哀。”

黄慕兰伤感地说：“我也想通过努力工作来摆脱悲痛，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惋惜希俨的才华，总是觉得他不应该牺牲得那么早。如果他没有牺牲，很可能也会调到上海来，我们一起工作，共同生活??我日夜思念他，人也愈显憔悴消瘦。他是那么好的一个同志啊，竟然突然撒手离我而去......”

贺昌连忙宽慰她说：“你不应该总是那样悲伤，甚至沮丧，你应该清楚自己是一个经得起各种考验的共产党员，你这样下去会伤身子，也有可能会消磨革命意志的。”

黄慕兰低垂着头说：“我的革命意志是坚定的，就是对希俨的牺牲太悲伤了。”

贺昌有些心痛地注视着黄慕兰说：“虽然你的工作是积极努力的，但不应当总是带着一种悲伤的情绪。我们都曾经宣誓入党，竭诚表示愿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我们也都明白革命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甚至是残酷的，不可能一帆风顺。因此，要牢记列宁同志的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战胜敌人的武器，就是组织、组织、再组织，学习、学习、再学习，战斗、战斗、再战斗!我们不应遇挫折而消沉，而要迎着困难上，坚信革命必将胜利，坚定地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对革命工作，对自己的身心都有好处。”

为了增强说服效果，贺昌还联系苏联妇女奋发自强的具体事例，来鼓励黄慕兰摆脱消沉情绪，及早振作起来，努力工作。

黄慕兰听了贺昌这番推心置腹的话后，茅塞顿开，眼前豁然开朗了。从此，她不仅精神日渐振作，脸上也现出了往日灿然的笑容。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贺昌越来越觉得自己对黄慕兰的感情与日俱增，欲罢不能。而且，他也隐约觉察到黄慕兰对自己也由原来相互间的尊重信任，而逐渐产生了倾慕之情。

终于，有一天，贺昌以男子汉的勇敢和率真，再次找黄慕兰单独谈话，倾吐了自己的爱慕心声。他单刀直入地问黄慕兰：“慕兰同志，你看，我是否有可能和希俨同志一样，和你结成革命伴侣呢?”

黄慕兰略作沉吟，随即也很爽快地点点头，微红着脸，低下头说：“这事容我向组织上汇报后再来决定如何?”

贺昌抑制住激动的心情，诚恳地说：“就应该如此慎重对待的，我等待着你的答复。”

黄慕兰回去做一番考虑之后，便去找周恩来将贺昌求婚一事作了汇报。

周恩来听了非常高兴，满意地笑着说：“很好，贺昌同志是值得你爱的，我同意你们结合。”

黄慕兰从周恩来办公室出来，直奔孟渊饭店。轻轻推开房门，只见贺昌正在那里聚精会神地思考问题。黄慕兰蹑手蹑脚地走到他背后，带着喜悦朗声呼唤：“贺委员同志......”

贺昌从沉思中蓦然惊醒，急忙转过身站了起来，给她让座、倒茶。黄慕兰沉住气，在贺昌办公桌前坐定，半天也不说一句话。

贺昌盯着黄慕兰仔细端详一会儿，聪明的他已经从她故作镇静的神态中猜测出了事情的答案。但是，他也故意装作不知情的样子，不紧不慢地问道：“慕兰，你今天有什么喜事要向我说呢?让我猜一猜，是不是咱们的事组织上批准了?”

黄慕兰知道瞒不过他，就笑吟吟地说：“是的，周恩来还夸了你一通呢。”

贺昌问：“那咱们什么时候举行婚礼呢?”

“还是你来决定吧!不过，我们在白区工作能举行仪式吗?”

“仪式恐怕是不能举行了，可是就这样简单地搬到一起住就算结婚，那就有些对不起你了。”

黄慕兰爽朗一笑，说：“这有什么，共产党人嘛。不讲究形式，要注重实质才好呀。”

1928年年底，贺昌与黄慕兰喜结连理。没有豪华的宴席，没有高档家具，两个志同道合的情侣把铺盖搬往一起，就算有了他们的新家。

结婚之日，周恩来、李立三、刘少奇、陈潭秋、李富春、邓小平、关向应、邓颖超、蔡畅等许多与他们同甘苦共患难的同志都纷纷向一对新人祝贺......

于两地：成为永别

新婚一过，贺昌就告别新娘返赴香港，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全神贯注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他主要负责领导广东、广西两省党的工作，担任了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此时，上海的工人也在酝酿罢工斗争，党中央动员机关干部到基层去发动群众，并在实际斗争中经受考验。

黄慕兰则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要求到工厂去锻炼。得到批准后，她被派往浦西区棉十三厂当学徒工。

1929年五六月间，黄慕兰来到香港担任南方局的秘书兼交通员。夫妻俩终于可以暂时告别天各一方的分离生活。

这年冬天，共产国际有一笔经费通过越南支部汇到南方局，要转交给中国支部。南方局在香港代收后，贺昌便考虑物色一位可靠合适的人选转送上海中央。思来想去觉着黄慕兰合适，因她既对上海情况熟悉又是南方局的交通员，况且挺着大肚子更不易引起别人的怀疑。

贺昌把他的决定告诉黄慕兰后，她爽快答应了。她化装成贵妇人模样，穿起大衣，戴上帽子，带着一个樟木箱，并让拎箱子的同志扮作她的佣人，乘坐法国“皇后号”轮船，坐上头等舱前往上海。抵达上海后，李富春派了小汽车来到码头接头。待迅速顺利交接完毕，黄慕兰又换穿上平常衣服，和“佣人”一起买了普通舱票返回香港。

回港后，贺昌赞扬黄慕兰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贺昌说：“慕兰你在敌人的牢里经得起考验，这次又能扮成贵妇人顺利地把经费护送到上海安全交给中央，能上能下，真是好样的。”

1930年3月3日，贺昌的儿子降生了。贺昌夫妇给爱子取名为贺平。儿子一出世，他就让接替他任南方局书记的卢彪夫妇抱走。原来，孩子出生前，贺昌就已接到中央调他到设在天津的顺直省委任书记的调令。当时贺昌思忖：妻子怀孕时曾坐牢，缺乏营养，患了严重胃病;孩子又太小，一起去天津，长途跋涉，旅途劳顿，恐怕遭罪得很。可是，若把母子留在香港，没人照顾又放心不下。他便瞒着妻子悄悄与柯麟和卢彪事先商量，决定把孩子送给卢彪夫妇做儿子。卢彪夫妇欣然接受了。

黄慕兰刚生产完就要与儿子分离，思想上怎么也想不通。因为她与宛希俨生了第一个儿子后，当即就被送回宛希俨老家让人抚养了，现在又要将亲骨肉送给人，她当然极难割舍。贺昌耐心做妻子的思想工作。??

1930年3月底，贺昌夫妇到达天津。黄慕兰仍然做秘书兼机要交通员的工作。夫妇俩住在天津法租界黄家花园，有妻子在身边，贺昌更加精神百倍地工作。

这年8月，中共中央成立北方局，贺昌担任书记。六届三中全会上，贺昌当选为中央委员。北方局撤销后，贺昌夫妇再次回到上海。

然而，“党指挥到哪里就到哪里去”，是每一个革命者都毫无选择无条件服从的信条，更何况贺昌那样对工作永不愿停歇、总是开足马力而对党无限赤胆忠诚的人。

1931年6月的一天，贺昌告别了黄慕兰前往江西工作。然而，这一去竟然成了与黄慕兰的永别!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他，不幸于1935年春，在赣南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中英勇牺牲。

责编：朱晓华

来源：《中华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