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大学大礼堂大量利用圆形、曲线元素，是柳士英教授独特的 表现手法之一，人们称之为“柳氏圆圈”。

组图丨记者辜鹏博

9月24日，湖南大学建筑学院，柳小春对父亲充满怀念。

始建于1952年的湖南大学大礼堂由柳士英教授设计，至今仍是校园重要标志建筑之一。 老照片由柳小春柳道行、徐翼虎提供。

1950年，柳士英全家福，女儿柳小春坐在前排右一，右二为柳道行。

1928年，柳士英结婚照。

1924年2月16日，春节刚过，元宵未至，上海滩还沉浸在浓浓的过年氛围中。上海九江路14号“华海建筑事务所”合伙人——31岁的柳士英与学长王克生，在大东酒店设立春宴。席前，柳士英致辞：盖一国之建筑物，实表现一国之国民性。回顾吾，暮气沉沉，一种颓靡不振之精神，时映现于建筑。(据1924年2月17日上海《申报》)

柳士英这番慷慨激昂的演说，好似声讨中国传统建筑的檄文：他批判中国官衙式住宅、便厕式弄堂、监狱式围墙，道德鄙陋、知识缺乏。“故欲增进吾国在世界上至地位，应从事于艺术运动、生活改良，是中国之文化，得尽量发挥之机会。”这次讲话中闪烁的思想火花，照亮了柳士英此后的建筑人生。

撰文丨记者 储文静

1934年，柳士英辞别故土，携全家到湖南大学土木系执教，直至1973年病逝，期间未曾离开。

在这漫长的40年中，柳士英的设计和规划，奠定了这所大学未来的面貌。在这里，他留下了盖着琉璃瓦的宫殿式厕所，和从未有围墙的校园。

“北梁南柳”，这位与梁思成齐名的建筑大师，苏州城市规划的缔造者，却被历史的尘埃堙没。

直到现在，依然鲜有人知，他是首位把西方建筑科学教育引进中国的建筑学家。他于1923年创建的中国最早的建筑科，比梁思成早了5年。

选择：从戎装岁月到建筑生涯

2015年秋分，一半明媚一半萧瑟。湖南大学建筑学院里，一束阳光从高高的玻璃窗上打下来，在铁锈红的墙面和灰青色的地砖上留下一抹奇异的亮。柳士英的小女儿、79岁的湖南农业大学教授柳小春反复抚摸着大厅里父亲的铜塑浮雕像：“我想我的父亲了。”竟然像一个孩子般哭了起来。

柳小春有七姊妹，在父亲病重住院时轮流照顾父亲。1973年7月15日，柳士英离世的那一日，守护在他病床前的，正是柳小春。她还记得那一刻，已经中风两年多的父亲突然睁开了眼睛，双手用力地紧握她的手。等柳小春把手抽出来时，父亲已经断了气。“我后来想，父亲那一刻的睁眼，应该就是大家常说的‘回光返照’吧。”柳小春说。

在柳小春眼里，父亲柳士英是儒雅的学者，更是英俊的美男子。“他那种味道真是说不出来，是学者，又跟我们现在的学者不一样，课堂上也好，平时生活中也好，一口江苏话讲得软软的，几多好听。”

翻看柳小春手中的老照片，照片上的男子：气宇轩昂，既英气逼人，又带着几分柔美沉静。

老相册里，一张照片引起了记者的注意，照片摄于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一位少年身着戎装、头戴军帽，眼神里带着几分坚毅和倔强。“这是谁?”记者问。“这就是我爸爸啊!”柳小春语气中带着骄傲和激动。

原来，柳士英曾有过一番叱咤风云的军旅生涯。15岁考入江南陆军学堂，后追随兄长、同盟会员柳伯英参加辛亥革命，光复苏州。18岁时，柳士英担任北伐先遣团先锋营营长，率兵会攻南京，革命失败逃亡日本。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他暂停学业，参加“留日学生回国请愿代表团”，在上海主办《救国日报》，组织学生罢课;当他亲眼见到反动军阀镇压革命，兄长柳伯英惨遭杀害后，他义愤填膺，在追悼会上高呼：“柳伯英没有死，他回来了，他还要为苏州民众做事!”

在漫长的救国道路中摸索，柳士英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他在日本流亡期间，考上了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求学中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建筑业的落后，立志要做一名建筑师，为发展中国建筑事业作出努力。他曾经写道：“我是将此作为我终生尽瘁的事业。”

转折：从自营事务所到高校办学

“建筑学界有‘北梁南柳’的说法，北梁，指的是梁思成;南柳，说的就是我父亲柳士英。虽然现在父亲的知名度不及梁思成，但当时他创建中国高校第一个建筑专科时，却比梁思成早了5年。”柳士英的小儿子柳道行一直在收集父亲的资料，他的记录本上密密麻麻书写着与父亲有关的年谱和纪事。

1920年，柳士英从日本毕业回到上海。然而，在当时的租界里，设计业务是洋人的天下，柳士英连工作都很难找到。

留学归来，自以为学有所长，可以得到国家的重视和社会的欢迎，谁知道当时确实四处碰壁。柳士英决定自己创业。他与留日同学王克生、刘敦桢、朱士圭等联合创立了华海建筑事务所。

时隔多年，柳士英在自己的回忆录提纲中还清晰地记下了事务所接下的第一个工程：杭州武林制纸厂，一个82尺跨度的钢架主厂房，外加一个100多尺高的烟囱、蓄水池及办公楼。

在当时那个年代，创业对于柳士英这几个年轻人来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柳士英晚年在回忆文章《忆旧怀新》中写道：“满以为只要凭自己两只手就可以自由生活，但在当时外国人横行的国土上，究竟是谁的自由呢?”柳士英在困境下孤军奋斗，终以失败告终。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柳士英这一次的个人失败，却为中国建筑史书写了新的一页。

1923年，柳士英一边在上海执行建筑业务，一边转向教育工作。他回到故乡苏州，在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内创设建筑科，培养我国建筑学专门人才。据现有史料研究，这是我国学校中最早开设的一个建筑科，是我国近代建筑教育之开端。

当时，柳士英创建建筑科，目标是培养全面懂得建筑工程的人才。在课程设计上，也与柳士英在日本的学制一致，以建筑学为主，适当加强其他课程。专业课有建筑设计、建筑史、建筑构造、结构、测量、美术课等。柳士英任教建筑构造、设计、历史等课程。

1927年，学校合并，其第三、四两届并入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原东南大学)，成为中央大学工学院建筑系第一、二届。(据张鏞森《关于中大建筑系创建的回忆》，载《建筑师》24期)。

而梁思成于1924～1928年留美，1928年回国，在东北大学创建了本科学制的建筑学系，并任系主任。

安定：在湖大找到最后归属

9月24日午后，记者和柳小春在湖南大学校园。从书院往东走，是大礼堂和图书馆，再往东，是工程馆(现为北楼)和学生七舍。漫步湖大，只在几棵老香樟的树荫变幻中，便已从古典走到现代。

1934年，柳士英受好友刘敦桢的推举，在当时湖南大学工学院院长唐艺菁先生的邀请下，来到湖南大学土木系任教。

在此之前，柳士英本打算在故乡苏州安居乐业。1928年苏州设市，柳士英先担任市政筹备的总工程师，后来专管市工务。柳士英在职的三十个月，为苏州的现代城市规划、古城旧区改造和发展打下基础，成为苏州城最重要的缔造者之一。

这一次的举家迁徙，对于柳士英来说，也是一次归心之旅。晚年时柳士英曾回忆：“十几年来，时而工，时而教，说明了当时社会的不稳定和个人事业没有一个方向，动荡不安，人无恒心，直到1934年我来湖大才安定下来。”

“解放后，父亲是湖南大学的一号工资，270元。我们七兄妹读书，全靠父亲一个人收入。”柳小春回忆。

对于女儿柳小春和儿子柳道行来说，在湖南大学集贤村二号度过的时光，是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光阴。

集贤村二号建在山坡上，房址是柳士英亲自选定的，土房也是先生亲手设计，柳士英与夫人范丽生居前室，卧室兼作书房，后室子女居住。阳台前上盖瓦顶，可避雨，台前空地种植芭蕉数株，橘树几棵，疏落有致。

“当我们穿过校园，绕过荷塘，沿着林荫小道爬上山坡，展现在眼前的一幢土筑墙的小平房。同学们都很惊讶，原来柳先生住的不是校长小楼，也不是教授小院，倒像普普通通一农舍。”很多年后，柳士英弟子邬扬明还记得先生这个土房子的家，一如先生朴实无华的作风和品质。

风格：浪漫“柳氏圆圈”

“父亲生性浪漫，爱画画，我们住在集贤村二号时，常常我一起床，就看到父亲已经在阳台上画了很久的画了。有时候，大冬天的早上看不到父亲，他是跑去湘江边画雪景去了。”

让柳小春印象最深的是，父亲柳士英不特意花钱买颜料，有时候拿一支木炭画，有时候用笔蘸着锅煤灰画，有时候就用煤油灯的黑烟子作画。“只需两三笔，一栋楼、一个人、几棵树，样子就出来了。”

柳士英的浪漫，不难在他的作品中寻找踪迹。据说，2011年，一位德国现代建筑师访问湖南大学。当路过一幢砖红色楼房时，他瞪大眼睛惊呼：“啊，门德尔松!”令同行者一头雾水。门德尔松是一名建筑学家，为20世纪德国表现主义的代表人物。他最著名的设计是爱因斯坦天文台，利用具有动感和塑性的建筑形态，表现出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高深莫测。

让这位德国建筑师联想到门德尔松的这栋砖红色楼房，名曰工程馆(现湖大北楼)，是柳士英1946年设计的得意之作。墙面、窗檐、窗台，一个又一个的圆弧似乎无处不在。

不仅在工程馆，在湖大的早期建筑中，圆圈也是出现最多的一个符号，因多为柳士英设计，故老湖大人称之为“柳氏圆圈”。据柳士英的学生回忆，当年先生曾强调说，建筑上的所有线条都应有所交待，从哪里出来，到哪里进去，要找到归宿之处。当一条流动的线条最后绕着一个圆圈结束的时候，它就仿佛进入了一个无限的循环，代表着旋转和流动。

如今，细细品读湖大经典建筑，依旧可以看到这些颇有情趣的柳氏圆圈：女生宿舍门厅的圆窗，隐现庭院的一株红杏，含蓄诱人;学生宿舍的圆窗，组成线条的收束，别具韵味;大礼堂更是以圆圈为母题，舞台的圆形框饰、扶梯的圆球装饰、舞台上部三组圆圈的边饰，外圆窗的花饰线条等等，都体现着柳士英“刚柔并济、动静结合”的设计匠心。

大礼堂是柳士英的重要代表作，柳士英晚年撰写回忆录提纲，就曾花费大量笔墨解析过这个作品。

大礼堂建成于1953年，不仅外观宏伟华美，而且因内部采用了当时廉价的木结构屋架，所以造价低廉。层层叠叠的屋檐，错落有致，在中国传统重檐歇山顶所营造的古韵之间，开有一扇特别的圆窗。重檐与圆窗，一个是中国古典主义，一个是西方现代主义，柳士英却创造性地将二者结合在一起。

柳士英在回忆录中如是说：大礼堂是湖南大学第一个新型建筑物，也是我第一次的尝试作品。总的来讲这个设计意图是革新的，式样是不够熟练的，不入于杨，不入于墨，有我的个性，亦中亦外，亦古亦今，是我的全貌。

不能不提的一个插曲，是大礼堂边一栋建筑，圆弧形的拱门、碧绿的琉璃瓦屋顶，在当时那个年代里，谁能想到这古韵十足的建筑竟然是厕所。如此“豪华”的厕所，也因此在后来的“反浪费”中招致批判。

柳道行说起这些往事时，不无唏嘘。我却突然联想起，柳士英在1924年那次春宴上的致辞。先生用他的一生在践行对中国建筑的革命。

责编：朱晓华

来源：潇湘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