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老鬼

家庭合影，后排从左至右为马波、马徐然、马豁然，前排杨沫(左)、马建民。

1989年，老鬼和母亲的合影。

1995年12月11日，那个曾经激起无数年轻人革命热情的杨沫离开了这个世界。

“三妹来了没有……小波什么时候回来?”在弥留之际的杨沫，褪去了革命者、作家的社会身份，只是一位母亲。

写一本卢梭式的《忏悔录》是杨沫的遗愿，老鬼在杨沫去世十周年之后写了《我的母亲杨沫》，努力呈现一个真实的杨沫，她是敢爱敢恨的革命者林道静，是带病坚持创作的作家，也是对子女们冷酷自私的母亲。

“母亲75岁之后返璞归真，还原成一个完整正常的慈母，我们真正母子一场。”儿子老鬼是在不惑之年之后才享受到母爱的。这个爱恨都极端的男人，记住了当年母亲的冷酷无情，更难忘怀母亲晚年的温情，因“失而复得”的母爱，对母亲爱得更加深沉。撰文/本报记者唐兵兵

“母爱会遗传，缺少母爱也会遗传”

在母亲去世以后，老鬼试图从各种角度去剖析母亲对孩子的冷漠。“母爱会遗传，缺少母爱也会遗传。”像是一种本能的辩护，也像是自己对于母亲的忏悔。

杨沫的父亲杨震华，湖南湘阴县东山里人，师范学校毕业以后考入京师大学堂，修商科，毕业后被分配到户部任职，不久辞官回乡办教育。辛亥革命后，再次赴京，开办了新华商业讲习所，教授新的商业财会知识。办教育募集到不少资金，在热河省滦平县(今河北滦平县)买了不少土地，成了大地主。

母亲丁凤仪出身湖南平江县书香门第，曾在长沙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相貌出众，上过洋学堂，1904年，求亲的人踏破了丁家的门槛。续弦的杨震华捷足先登，买通了丁凤仪的佣人，深夜潜入丁的闺房深情告白，迫于礼教，17岁的丁凤仪嫁给了32岁的杨震华。

1914年，杨沫出生时，杨家已经迁往北京。有钱之后，杨震华整日游荡在娱乐场所、妓院，娶了姨太太。管不了丈夫的丁凤仪，索性沉迷于打牌、看戏，各自寻欢，无心照看孩子。

放学回到家的杨沫，总是难得看到母亲在家，即使在家，也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杨沫得了痢疾，拉肚子拉得面黄肌瘦，丁凤仪依旧不闻不问。有一天晚上，七八岁的杨沫在梦中惊醒，看到母亲要外出，她独自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感觉害怕，哭着跳下床，追上母亲，想要跟母亲一起出去，丁凤仪转身就是两个耳光，“滚回去，睡觉!”这一幕，杨沫总也无法忘记。

“父母不和，他们各自寻欢作乐，不管儿女。我幼年时虽然生活在这个大学校长的书香之家，家中有时有几个佣人，他们还管我叫着大小姐，可是，幼小的我，过的是一种什么生活啊!数九寒天，我穿着露着脚后跟的破袜破鞋，脚后跟生着冻疮，流着脓血。浑身长满虱子，成天和街头捡煤渣的孩子一起玩……”杨沫在后来的文章里写道。

1931年，为了缓解家庭的困境，母亲逼杨沫嫁给一个军官，断绝了她在学校的经济来源。

倔强的杨沫逃离家庭，到香河县教书，认识了张中行，并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后来与张中行“道不同”而分离，跟革命者马建民一起，走入了火热的革命里，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女性。只是，母亲和冰冷家庭留给她的，挥之不去，“敏感、多疑、忧郁、不重亲情。”

“细胞是有记忆的”

杨沫生过五个孩子，第一个早夭，其他四个里，唯一一直留在父母身边的是老鬼的二姐。杨沫尊崇卢梭——把生下的孩子都送到婆婆家。

“母亲怀我的时候，两次想要打掉;生我时，又流血过多，差点死掉。”老鬼一度觉得，他跟母亲的矛盾是从他出生之前就注定了的，“细胞是有记忆的”。老鬼生下来一个月就被送到了河北深泽奶奶家，姑姑带着他到四岁，1951年，老鬼才被接到北京。

来到北京的老鬼，和父母不亲密。杨沫觉得孩子顽皮粗野，被姑姑惯坏了，狠狠打过两回，“很惧怕父母”。跟父母在一起，老鬼总是拘谨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挨打。他想念乡下的奶奶和姑姑，一直觉得那才是家，小便也一定要冲着老家的方向。

在老鬼的记忆里，从来没有在父母怀里撒过娇，从来没有被父母抱过、亲过，母亲偶尔叫一声“波儿”都能让他欣喜好几天。生病了也从来没有得到过关怀，“我小时候患肠粘连，肚子痛得满地打滚，母亲都不当回事。哥哥肚子痛，被母亲说装病，贪生怕死，无病呻吟。”在这个走过了战争岁月，长期处于病痛折磨的母亲眼里，一切病痛似乎都是可以精神战胜的。

老鬼一度以不讲卫生为荣，崇尚暴力和战争。看不惯母亲养花养草、欣赏字画、抹香水、穿高跟鞋的“资产阶级”情调，上课讲到母亲的《林道静在狱中》都觉得难为情。

15岁时，老鬼写了入团申请书，为表决心，割破手指写了血书，割得太深，血流不止。回到家，被父母骂了一顿，“骂这是封建江湖的一套。”父亲气不过，对他拳打脚踢。老鬼觉得委屈，写信给周总理，揭发父亲在家搞法西斯独裁，家长制统治。

“文革”开始后，杨沫夫妻挨了整，老鬼多年的怨恨终于爆发，决心离家出走，做“千秋雄鬼”。“大义灭亲”，带着红卫兵抢砸了自己的家，将姐姐绑起来，抢走了家里的钱，去越南抗美援越，“母亲气得那天午饭多吃了一个窝头。”老鬼最终没去成越南，辗转回了北京，父母对他的行踪不闻不问。

1968年，老鬼下乡到内蒙古，1970年，他被打成“反革命”。此时的杨沫也正经历着“坦白交代”的逼迫，无暇顾及儿子，更重要的是，她相信组织，一度认为老鬼罪有应得。不多的信里，是要老鬼好好改造，老鬼觉得自己像个孤儿。在一些老干部陆续被打成“反革命”之后，杨沫才觉醒过来，开始四处努力，终于摘掉了老鬼“反革命”的帽子。

经历了“文革”的老鬼，“思想180度大转弯，觉得母亲思想太过正统保守，文章里都写光明面。”老鬼开始写《血色黄昏》一部自传体小说，父母知道后，坚决反对，偷了他的手稿。老鬼去信讨要，言语激烈，父母与他断绝一切关系。这时的老鬼在大同当工人，过春节时无家可归，“尝尽了有父母却当孤儿的滋味。”80年代，老鬼成家之后，都很少跟父母来往。

“下辈子还做她的儿子”

1986年，老鬼的《血色黄昏》出版，引起了巨大反响，老鬼没有送给母亲，杨沫向老鬼的姐姐马徐然抱怨：“小波出了书，怎么也没说送我一本。”老鬼觉得母亲曾经激烈反对过这本书，而且母亲出版不久的书反响平平，怕刺激母亲。“我怎么伤心呢?两代人，不同时代的书怎么比，他越成功，我越高兴啊!”杨沫知道后，喃喃地说。晚年的杨沫，在脱离了时代的魅影之后，只是一个慈爱的母亲。

1989年春节，是老鬼度过的最美好的一个春节。

“母亲第一次给了我儿子压岁钱，我第一次拥抱母亲，拍了很多合影。”往年的杨沫每年冬天都去珠海，一家人已经很久没有一起过过春节了。后来老鬼应邀去美国做访问学者，直到母亲去世的1995年才回到中国。

“小波的书写好了吗?对利利务必温柔、体贴。她为你真不易，亲你们和我的小孙子。”这是1991年杨沫写给在美国的老鬼的信，他在美国的岁月里，母亲每两个月就会给他写一封信，信里不再有责备，有的只是一个母亲对于儿子的想念，老鬼百感交集，鼻子发酸。“记忆中我从来没有跟妈妈有肌肤之亲，哪怕是在信上说亲我，都让我激动万分。”

1993年9月，杨沫写了一篇文章《儿子老鬼》，细数着老鬼的过往，从母亲的角度讲述那些老鬼始终无法释怀的事，像一个母亲调侃调皮的孩子，有内疚，有宽容。

1995年，杨沫病危，老鬼回来时，杨沫已经病重昏迷。临终前频频喊着“三妹来了没有?波儿回来没有?”

“她反感我的记忆细胞已不复存在了。”母亲去世以后，老鬼戴了三个月的黑纱。母亲的床、写字台、病历、挂号证、小闹钟，甚至是口红，老鬼都悉心保存着。

他开始试着理解母亲，在那个对亲人严厉，代表着政治觉悟的时代，何况是被符号化的“林道静”呢，杨沫，不过只是大时代里一个被压抑的母亲。而同样作为作家，老鬼身上那种写东西就什么都不顾的习惯，就是母亲的遗传，而杨沫是在重病之中完成了《青春之歌》的写作。

“下辈子如果当儿子，还当她的儿子，尽管当她的儿子很苦……”在《我的母亲杨沫》中老鬼写道。

人物简介

杨沫(1914.09.25～1995.12.11)，当代女作家。原名杨成业，笔名杨君默、杨默。原籍湖南湘阴，生于北京。

曾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委员、全国作协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北京文学》主编等职务。其代表作是描写一个知识女性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其中鲜明、生动地刻画了林道静等一系列青年知识分子形象。小说于1958年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并被改编为电影。

口述人

老鬼：本名马波，杨沫之子，作家，生于1947年。

著有：《血色黄昏》《血与铁》《我的母亲杨沫》《烈火中的青春——69位兵团烈士寻访纪实》

责编：朱晓华

来源：潇湘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