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曾国藩一言难尽的他,竟是洋务运动的风云人物

  什九湖湘   2017-02-21 13:33:55

丁日昌(1823—1882),广东省丰顺县人。历任广东琼州府儒学训导,江西万安、庐陵县令,苏松太道,两淮盐运使,江苏布政使,江苏巡抚,福州船政大臣,福建巡抚,总督衔会办海防、节制沿海水师兼理各国事务大臣。

同治六年九月十七日下午,曾国藩与赵烈文闲谈时,不仅再次说到李鸿裔,而且评论了幕中多位幕友。



从这次谈话内容可以知道,曾国藩与赵烈文臧否人物时,主要涉及自己的同事、朋友、部下或古人,对湘系集团以外人士则谈论得比较少。其中原因可能是他俩对这些人都很熟悉,谈论起来有共同话题,也能相互交换看法,并在交换看法过程中商讨如何用人所长,以便合理使用人才。

对湘系集团以外人士,曾国藩虽然谈得比较少,但只要说起来,也往往一针见血。

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二十三日欧阳兆熊对赵烈文说:贵州钦差大臣田兴恕,长夫出身,因长得漂亮,被善化知县王葆生看中,保荐他带兵打仗,有战功于楚南,最后官至贵州提督兼署贵州巡抚,又授为钦差大臣。但这个人恃功而骄,既昏暴贪婪,又多次蒙骗朝廷,虚报战功。

还有一个叫李世忠的人,年轻时曾为小偷和强盗,后来加入太平军当了小头目,降清后很快担任总兵大员,帮办军务。此人素质更差,不仅常常惹是生非,而且跟黑道联系紧密,成了地方上一大祸害。有一次曾国藩说到他俩时,鄙夷道:“田兴恕得钦差,李世忠作帮办,天下安得平!”曾国藩说这话时,田、李正受重用,后来才被清廷治罪,说明曾国藩早就预见到了他们的下场,所以赵烈文听了欧阳兆熊的述说后,从内心发出“谅哉斯言”的赞叹。

不过笔者也有趣发现,曾国藩看人不仅有走眼的时候,而且与赵烈文臧否人物时,有时明显带有偏激情绪。比如他们常常说到的丁日昌,就并非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坏。



且不说丁日昌为人精明、能力很强且很懂洋务,就是为人处事方面,也有不少可圈可点的地方。欧阳兆熊《水窗春呓》写到的一件事,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

欧阳兆熊说:丁日昌中丞这个人,不仅“吏治精敏,综核名实,为近日督抚之冠”,而且“虚怀纳谏,能受尽言,尤不可及”。他举了一个事例说:丁日昌担任两淮盐运使时,我也受命办理湖南、湖北招商公事,与他交涉甚多,发现只要与我约定时限必须办完的事情,没有一件拖延过,所以他那里从来没有公文积压不能处理的现象出现。丁日昌手下的官员,对他也非常敬畏,办事无不争先恐后。

后来丁日昌奉命回广东办理夷务,来向我告别,我送他出门,正要登轿,却突然回过头握住我的手说:“先生会客之所,窗间有所见否?”我愕然看过去,才发现窗纸上有“丁成亡八蛋”五个字。丁成是我的看门家丁,这五个字显然是某个仆人写来开他玩笑的,丁日昌却误以为是骂自己,所以才有这一突然诘问。

我不得已,只好把窗纸撕下来,附上一封信,一并寄给他看并说明原因。我在信中说:“家人小子之言,何必认真计较呢。况且阁下不久就要当上督抚大臣,肩负重大责任,处理天下之事,而但凡任事者难免被人埋怨和诽谤,古代贤臣如子产为政,也有人说谁要杀死子产,我将助他一臂之力,所以我担心从此以后,天下人以‘亡八蛋’三字加到你头上的,恐怕不在少数啊,你又何足介意呢?!”

很快便接到丁日昌回信说:“得到你的来信,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我已完全释然了。你信中提到的难免被人埋怨和诽谤一语,可谓千古至论,敬当牢记在心并严格约束自己。”欧阳兆熊于是发出感叹说:“中丞非仅以才胜,其器量亦非时流所及也。”(《水窗春呓·虚怀纳谏》)

欧阳兆熊笔下的丁日昌,与曾国藩口中尤其是赵烈文日记中的丁日昌,显然大不一样。



《清史稿·曾国藩传》写到的一件事,则可发现丁日昌不仅有着不一般的见识,而且是一个敢于担当、对国家和百姓抱有责任心的人。

同治九年(1870)五月发生的天津教案,造成法国领事丰大业等数十人伤亡,焚毁教堂和仁慈堂等多处,事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极力主张严惩闹事者和天津地方官员以讨好外国人。曾国藩奉命赴天津办理此案后,天津市民以为他能伸张正义,替本国人民说话,后来却跟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一个鼻孔出气,用委曲求全的方式处理此案,结果受到清议派人士的猛烈攻击,一时间成了千夫所指的罪人。

就在曾国藩受到举国声讨之际,江苏巡抚丁日昌奉命赶赴天津会办此案,他马上呈上一折,不仅从道义上给予曾国藩巨大声援和支持,而且对只知沽名钓誉唱高调、无视国力强弱和百姓死活的清议派人士予以痛斥,其中很有分量的几句话是这么说的:“自古局外议论,不谅局中艰苦,一唱百和,亦足以荧上听,挠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祸,反得力持清议之名,臣实痛之!”

不难想象,处在极端困境中的曾国藩看到丁日昌的奏折后,心中的温暖该有多大,对丁日昌的感激该有多深。

可能正因如此,笔者阅读《曾国藩全集》中的日记和书信时,才会特别感觉到,曾国藩后来对丁日昌的看法有了很大改变,不仅常在日记中说丁的好话,而且在同治九年寒冬,丁日昌乘船护送母亲的灵柩回广东老家,曾国藩冒着风霜雨雪,于农历十一月二十二日晚上、二十三日上午和晚上以及二十四日早上,连续四次来到金陵下关江面上吊唁并与丁日昌话别。两人握手言谈之际,悲不能已,最后在漫天风雪中依依惜别。此次分别之后,他们两人便再也没有见过面。



曾国藩当时已是风烛残年,且身患重病,双眼视力更是几近失明,对丁日昌如果不是有着特别不一般的感情,显然不会这么做的。

丁日昌真是让人爱恨交织、一言难尽的一个人。

本文节自《曾国藩私下谈话录》

责编:朱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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