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年前，曾国藩规划、李鸿章负责具体实施的江南制造总局创立于上海，这是近代中国洋务运动的重要成果。总局的负责人大多是湘淮系的重要人物，其中，有两位湖南人主持工作共20年，带去了大量的湖南民工。这些人，成为最早到上海务工、奋斗的湖南民工。

1867年，江南制造总局创设于上海县城南之高昌庙，是中国近代最早且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制造总局的负责人称为总办，副职称为会办，总办多由苏淞太道道员兼任。制造总局创建以后的数十年中，总办多出自湘军或淮军的高级将领，其中湘军将领李兴锐、聂缉椝掌控制造总局前后长达二十年，上海湖南会馆正是在聂缉椝主政江南制造总局时期所创建的。

江南制造总局大门

李兴锐，字勉林，湖南浏阳人。咸丰二年(1852)以生员的身份在家乡创办团练，后入湘军，为曾国藩总管粮台，以其才干成为曾国藩的重要军事高参。有一次湘军哗变，李兴锐只身驰入哗变军营中，允诺三日内发饷，并斩其主谋哗变者三人，立平其事。光绪元年(1875)任制造总局总办，经营达十年之久，使该局规模不断扩大。在李兴锐任上，江南制造总局招聘了大量的湖南技术员工，形成了湖南民工第一次赴沪“打工潮”。李兴锐在光绪三十年(1904)官至两江总督。

聂缉椝，字仲芳，湖南衡山(今属衡东)县人，曾国藩女婿。光绪二年(1876)以帮办滇捐局起家，八年(1882)任江南制造局会办，十六年(1890)升为总办。同时，聂缉椝以五万四千两股银，创建官商合办的华新纺织新局。此后，聂缉椝担任过安徽巡抚、江苏巡抚。

聂缉椝像

光绪三十四年(1809)，聂缉椝投入白银三十二万两，在上海独资创办并经营恒丰纺织新局，这是湖南人在上海创办的最大的民族企业。后来恒丰纺织新局更名为恒丰纱厂，由其子聂云台出任总经理。聂缉椝在江南制造总局会办和总办任上长达十年，其间大量的湖南民工先后分别进入制造总局和恒丰纱厂，形成了湖南民工第二次赴沪高潮。

湖南来沪上的民工既众，湖南会馆就成为客观需求。上海湖南会馆，位于今上海市卢湾区制造局路94号附近，原址大约在今上海军供站招待所位置。此地清代称为高昌庙，湖南会馆位于高昌庙斜桥南面，时人习称“斜桥湖南会馆”。会馆创建于光绪十二年(1886)，其创建与江南制造局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堪称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军工会馆。

总局炮厂炮房

湖南会馆占地四亩有余，建筑面积2885平方米，当时的《图画日报》将湖南会馆列为上海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会馆建筑包括头门、正殿、偏殿和丙舍。正殿是举行祭祀活动和议事的场所，偏殿是办公场所和临时住房，丙舍是安放湖南旅沪人士殁后灵榇的场所。

会馆正殿庑梁上有一块墨底鎏金大匾，上书“吾道南来”四字。

乾隆八年(1743)，清廷为表彰岳麓书院传播理学的业绩，颁赐该院“道南正脉”御匾。湖南人以此为荣，此后常以“吾道南来”四字以张扬湖湘文化。如道光二年(1821)，工部侍郎湘潭人周系英出任江西学政，写了一首对联在学署以自重：

吾道南来，本是濂溪嫡派;

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

江西人素来看不起湖南人，认为湖南是南蛮之地，南昌滕王阁上对着湖南的一面有一块大匾：“南控荆蛮。”周系英写了这副对联，江西人都惊讶他的才思敏捷，不敢轻慢。

光绪时期，王闿运将此联稍作改动，题于岳麓书院：“吾道南来，本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上海湖南会馆中“吾道南来”一匾，或许出自王闿运之手，亦未可知。

岳麓书院大厅匾额

与其他湖南会馆不同的是，上海湖南会馆的主祀神不是大禹，也不是关羽，更不是周敦颐，而是瞿真人。瞿真人封为神祗，在史料中并无记载，湖南地方志更无奉祀瞿真人之说。沪上传说瞿真人是长沙的一位名医，号飧苓，隐于明末，清顺治八年(1651)羽化。瞿真人医术高明，曾活人无数，上海人多以为神。

光绪十九年(1893)，湖南会馆出资在会馆附近另建瞿真人庙，占地五亩余，位于今瞿溪路447弄1号。庙貌有大门三扇，内有大殿、楼台、东西花楼。此庙一度成为沪南地区香火特旺的庙宇之一。1916年后，湖南人在瞿真人庙中另辟有“三公祠”，专祀黄兴、宋教仁和蔡锷。瞿真人庙今已不存，惟上海白云观中仍祀瞿真人像。

上海湖南会馆

会馆的丙舍又名敦义堂，是用于停放湖南同乡灵榇之所。生老病死是人之常事，旅居异地的湖南人多靠湖南会馆来解决亲人殁后灵榇的暂厝和安葬问题。进入民国以后，上海湖南会馆丙舍的殡仪活动逐渐向湘籍以外的士人开放。如1912年12月国民政府海军总长黄钟英逝世，其灵柩停放在湖南会馆丙舍，孙中山先生亲临湖南会馆致祭。黄钟英的灵柩在湖南会馆丙舍存放近一个月，后运回福州安葬。

到了20世纪20年代，湖南会馆连同瞿真人庙，先后改为“斜桥殡仪馆”，后并入龙华殡仪馆，成为上海的重要社会服务机构。

本文摘自《湖南会馆往事》，曾主陶著，岳麓书社2015年版

责编：朱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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