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这个人

弘 征

编者按：

龙应台(1952年2月13日)，祖籍湖南衡山，生于台湾高雄县大寮乡的眷村，是台湾著名文化人及公共知识分子，著有《野火集》、《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等评论集，散文《百年思索》、《面对大海的时候》、《孩子你慢慢来》等。其夫为德国人，育有两子。她在台湾社会民主化历程中扮演一定角色，多次在不同场合极力宣扬“台湾式的民主”，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与争议。

1974年，她毕业于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获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毕业后，曾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国立中央大学英文系、淡江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等。1999年，出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为期3年，期间推动本土文化及保护树木等政策措施。之后客居香港，先后任香港城市大学及香港大学的客座教授，现为台湾文化部门负责人。

这个题目就是“抄袭”她的。1997年7月，她自德国法兰克福写了一篇《弘征这个人》，同年10月15日《光明日报》在刊出时，编者改题为《一个中国的读书人》。其实，还是原题更富有人情味。然而，现在要套用这个题目来写她，可就难了。虽然曾经写过《龙应台的“面具”》、《大陆版的“野火”是怎么燃起来的》等，皆主要是说书言事，并非重点写人。还是跟着感觉走吧，写点近距离的印象，也算是不离题了。

和她通信是在二十几年前。1998年夏天，她尚侨居瑞士苏黎士，我写信给她，要求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在大陆出版她的《野火集》。之后经常通信，接她从国外打来的电话，看她寄来的照片，堪称已熟悉音容笑貌。在和她见面之前，倒是先认识了她的双亲。一直到1995年8月，才忽然收到她自法兰克福的来信说：“上次家父母去长沙，多蒙您照应，非常感谢。这一回，我自己要来叨扰了。父母年事已高，所以我决定和他们一起返乡探亲……希望那段时间您刚好在，天南地北的，见一面可真不容易……”

那次她是陪父母从台北先到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千岛湖，然后到江西婺源看舅舅再回到湖南衡东，才一个人来长沙找我。

那天快到中午，放下电话，我立即到舍旁的大马路上去接她。只见她已下车拖着一只手提箱迎面走来，一袭浅色的西装套裙，足穿一双那种俗称“一脚蹬”，连袜子都没有穿，从头到脚看不到一点长期生活在欧美的痕迹，也不像已见过许多的来自台湾回大陆探亲的女性，我不禁脱口而出：“欢迎来自衡东的乡村女教师。”

吃过中饭，我提议去参观岳麓书院。因为我在读她的书和通信中，早就感到她虽然是一位英美比较文学博士，但所散发出来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气息极浓，行文中每见有老庄相与晤谈，听到有王船山、张岱、袁中郎等人的插话。即使读她的评小说，也不似有些并未喝过洋墨水的评论家，热衷于模仿不类中国人说话的洋腔。“真像你说的那样吗?”没想到刚只进入到第一道门，徜徉于绿荫掩映的白墙青瓦之间，她就立刻痴迷了。从大厅的讲坛，两旁的学生斋舍，左侧的亭园，后面的御书楼以及文泉、回廊、碑刻……流连不舍，似乎都听到了历史的跫音。一面不断地向匆忙赶来的书院研究员邓洪波提出种种问题，诸如书院和官府的关系，相对独立或成为统治者权势的延伸，书院的独立人格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因为已商定晚上去湘西需要回去收拾点行装，上车前还得去赴省作协的晚宴，每到一处我都提醒她抓紧时间，她皆连声说好，但到了下一处依然故我，最后只有拉着她快步往外走。已看到司机在门口频频招手，不料正见有一位七八岁的小女孩在赫曦台上蘸着清水写擘窠大字，又连忙跑了上去，蹲下来同她絮絮叨叨，真是拿她没办法!

这次游览，她回到法兰克福就寄来一篇脍炙人口的《山间小路》，湖南的《书屋》杂志和上海《文汇报》都发了，后来又作为我给她编的那本《魂牵》的代序。在文末深情地写道：“我在树影斑驳的小路上徘徊，不忍离去，若有时间，真想在那百泉轩的廊下坐到黄昏，听风从深邃的起点悠悠吹来。”果然，我后来又陪她去过两次。第二次到时书院刚打开大门，从容地在院中逗留了差不多一上午，还去参观了隔壁的孔庙，观赏了院后唐李邕书写的《麓山寺碑》。第三次是06年的寒假，她带着德国籍的儿子安德烈来湖南寻根。

坐火车次晨到了吉首，同来迎接的当地作家张二牧，小陈立即驱车去凤凰，不料一辆还很新的面包车在半路便抛锚了。那时尚未流行都有手机，二牧正准备去一公里外的邮政所打电话再找一部车来，恰巧来了一辆在农村那种用手扶拖拉机改装的加斗车，她和我商量就坐这辆车去。二牧他们连连摇头说不可，怎么能让一位刚从德国回来的台湾大作家坐在这种摇摇晃晃的小拖上，至少也要等一辆那种虽然破旧但还有个坐位的中巴。我知道她不在乎，也许正想尝尝这种新鲜的滋味，只是也担心道路如此盘旋起伏坑窪，这位小拖拉机手一不小心，将我们永远留在凤凰山上。一行人从后面爬上了车，在塑料布篷下的两条长木板上同几位背背篓的大娘挤在一起，篷外还有一个农村小伙手攀篷柱在表演空中飞人。她兴高采烈地同大娘们攀谈，他们对她倒也不陌生，猜测她是从州里来的干部或者学校老师，只是听不懂她所说的“官话”，彼此南辕北辙地交流，车厢里笑声洋溢。我们问她在德国开的什么车，她说是“奔驰”和“宝马”，大家笑说她现在又新添了一部“凤凰”。

这次专程去湘西，主要是造访沈从文故居和谒墓，只是第二天返回吉首途中，才绕道拉尔山，走访了江山苗镇。苗家用甜米酒招待她，她兴奋地换上了一套苗家妇女服装，大家说那摸样、神情真像，加上她和这里的许多苗胞一样：姓龙。

沈从文故居是一座早几年刚修缮过的小院，陈列的旧时物什不多，有一张书桌是不久前才从北京运来的，连同沈夫人提供的一批照片。坪中的树下有一口大水缸，我们在大门口和水缸旁都拍了照。临走她说我们应该在这里签名，向这位文学大师表示最诚挚的敬意。但故居未备有签名本，二牧他们只好临时从隔壁找来一个小学生的作文本权充。联想到我和她第二次参观岳麓书院时在百泉轩饮茶，她在那块镌有梁启超手书“时务学堂故址”的石碑前端详良久，深深感受到她对前辈充满崇敬之情，非常注重中华文化的传承。

刚只接触一两天就觉得她有时候真是天真可掬，我戏称她是幼儿园大班的。那天早上到吉首在州政协院内喝茶候车，她站在门口看风景，待到二牧他们带了车来，才发觉她忽然不见了。急得大家满院子寻找，好一阵只见她从一户人家家里笑嘻嘻地走出来向大家报道：她见到了来大陆的第一只猫。原来，她在门口见到有一只猫在院里游逛，就一直跟随着进了养猫人的家里，也不知主人是否在家。

傍晚从沈从文的墓地回城，在街巷见到有几个小孩在吹泡泡胶，立即同小陈找个小摊去买了一板。晚餐后就急忙想进行表演，但找不到一个针状的东西将它启开，后来一个人关起门不知怎么弄成功了，立刻兴冲冲地跑到我面前，让我把手伸出来，吹出一个个小泡泡落在我的手上，炫耀她在台湾五岁时就吹过，嘲笑我先前在街上回答是吹肥皂泡泡。

1997年夏天在衡东县城，大家正谈论隔天要举行的她侄子的婚礼，她忽然提出让家人找两辆自行车要同我上街，还嘲讽地说：“你不会连脚踏车也不会骑吧?”我不会的事情很多，但骑自行车倒堪称里手，曾经在风雨中一手撑着油布伞在浏阳河大堤上来往自如。只是她这位开惯了奔驰、宝马的巾帼英雄，又正是全家忙着办喜事的头天，不要摔倒在街上去医院搽红药水才好。她父母只是笑不参与大家劝阻，她更是信心十足，说我一定赢不了她。果然一出门她就开始飞奔，我只好连忙追上去连道服输请她踩慢一点。好在那时县城里大白天人也不多，不像现在人流、车流蜂拥。一路踩到河边，看见河滩上开满不知名的草花，才连忙停下车去採。

晚上她又提出要上街看看。我也是第一次来衡东，不辨东西南北，好在县城不大，再迷路也不愁找不回衡东宾馆。漫无目的地来到一条灯光闪烁满是茶楼酒馆的小街，人声、卡拉OK声鼎沸，短裙、赤膊来往穿梭……她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心，这里想瞧瞧，那里也想看看，有些转弯抹角的地方我坚决不让她向里边走。有几家茶馆堂前有不知是真是假的花木扶疏，灯光幽暗，内中还有舞曲回旋，她一定要进去看看。本来这两人从口音、装束别人一看就知道不是本地人，我也不了解这地方的风气，生怕有人故意来惹事生非，瞧一下就催促她往外走。经过又一家门口听到有筝声飞出，她又说要进去听听，一位颇年轻的老板打量这两人觉得似乎有点不同，盛邀入座并询问姓名，我连忙说我们是来衡东出差的，不敢道出这位就是他们衡东人引以为骄傲的台湾女作家“龙旋风”，相谢过就让她“旋”出门了。我当时思忖：这在她，也许并不完全是出于好奇心，而是想观察街巷中的文化，从另一个侧面了解故乡人的精神面貌，只是我自以为负有保护她的重任，过于谨慎小心。

她说得一口很纯正的普通话，足够当电台主播。她嘲笑我说普通话的水平低，自夸她第一次到北京，连出租车司机都相信她是道地的北京人，只是在经过人民大会堂时问这是什么地方才一下子露了馅。有两次陪她到大学演讲，只见她站在台上纵论中西文学滔滔不绝，面对连走廊上、窗台上都挤满了屏息的听众舌吐莲花，她自己亦如花蕾自由开放。缜密机智，出口成章，真不愧是一位在美国、德国和台湾、香港名牌大学的名教授，又是一位笔下奔雷掣电、呼风唤雨的大作家，和那天真可掬，充满好奇心的龙“大班”似乎糅不到一起;细细的品味，又觉得这才是真正的龙应台。

在上海和长沙的书店与西安全国书市陪她为读者签名，面对望不断的长龙，从旁帮助揭封传递手忙脚乱，她笔下龙飞凤舞，一面和读者亲切交谈，尤其是老年读者。1998年10月那次在长沙市新华书店，由于头天晚上我女儿杨芹请她去电台做了一次访谈，有一位高年知识妇女听了大为感动，第二天一早就让家人一定要陪她来到签售现场，一瞻这位女博士的风采。嘱咐她这一本是为我自己签的，另一本是我要送给孙子的，每一本上面都要为之题上一句话。

她是一位难得的孝女。更难得是她对孝字的理解，不仅是一般的从衣食住医等方面关心照料，而是力求与上一辈声息相通。在《目送》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当他送别自己的儿子安安，凝视着他远去的背影,“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识到,我的落寞，仿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那是她从美国读完博士后回到台湾教书，她父亲用他那辆运饲料的小货车长途送她去校，“到了我才发现，他没开到大学门口，而是停在侧旁的窄巷边。卸下行李之后，他爬回车内，准备回去，明明启动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

十几年来，我所目见的她便有四次陪父母回乡。第一次就是那次她陪父母回衡东，然后到长沙找我，我们从湘西回来后，她又陪同父母游览长沙。第二次是她唯一留在衡东的哥哥的儿子结婚。这个哥哥，她在《故乡·异乡》等文中，都虚虚实实的写到了：1949年他刚满一岁，在衡山火车站哭哭啼啼抓着奶奶不肯跟来接他的母亲上车。从此留在家乡从小到大，出身不好，父亲还是去台湾的宪兵队长，艰难和屈辱可想而知。父母特别觉得亏待了他，现在孙子结婚，是他们心中的头等大事，先从台北回到了家乡。龙应台也连忙从德国赶来，我陪她到衡东去见证了这农村传统习俗的婚礼。第三次是她父亲已经辞世，遗嘱要落叶归根，她的弟弟随母亲从台北捧着骨灰回乡，她也立即从国外赶到，乡亲们锣鼓喧天为之举行了隆重的悼念和安葬仪式。在她扶着高龄的母亲登上开满茶花的山头去看选好的墓地时，询问我懂不懂风水?说她哥哥请来的地师告诉他们，这里朝向衡山岣嵝峰，是一块保佑子孙的宝地。我回答她说，岣嵝峰是衡山七十二峰的主峰，因而亦是衡山的别称。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相传禹得金简玉书于此。《道书》所谓岣嵝洞天也。”龙老伯念念不忘自己是衡山人，现在的墓地正朝向衡山，一定会含笑九泉，这地果然选得极好。至于说到子孙，现在四个儿女中有三个博士，已经十分发达，不待地师预言了。第四次如同她在《雨儿》一文中所写到的，高龄的母亲在经历了丧夫之痛后，已经意识糊涂，她特地带着两个在台的兄弟和妯娌以及侄辈上十人陪同在清明节回来扫墓。她知道老人家虽然已不能清晰地用语言表达，但心中念念不忘的就是丈夫，趁她被搀扶着勉强还能动得时，要陪同她回乡完成这最后的心愿。儿女们围绕着逗她开心，但这是谁，那是谁老人家已完全不能分辨了。

从1985年7月她不顾台湾当局的禁令，悄悄从美国回衡东寻找从未见过面的哥哥可知,亲情在龙应台生命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都浸透着浓郁的亲情与乡情。人们从网上搜寻“我喜欢衡阳的100个理由”中就有一条：“著名作家龙应台说‘衡阳是我心中永远的梦乡’”。1988年我责编她的《野火集》在湖南出版时，扉页上就特地印了一行字：“献给我的父亲与母亲”，还专门写了序言《开往梦境的火车——给家乡的读者》。2009年在三联出版的《目送》，卷首也印着“献给我的父亲、母亲和兄弟们”。《大江大海1949》扉页上题的亦是献给她的父亲槐生和母亲美君。《亲爱的安德烈》则是一位母亲向儿子倾吐的心曲。1994年4月，她在台湾出版了一本被张晓风称为“这一次，她点燃的是一堆灶火”的《孩子，你慢慢来》，同年9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就推出了我责编的大陆版。当时有人说这是我偏爱龙应台的书，这种书一看书名就不会有人买。结果，书出来不久读者就纷纷来信说买不到书，我赶紧到发行科去买了最后一批书分赠来索书的朋友。由于照片是就原书翻拍的，后来她又让台北皇冠出版社将原片寄来出了一个新版本。现在又有了北京三联版，一看版权页，又已印行了二十多万册。它是龙应台继《野火集》之后在两岸最受追捧的书之一，正如席慕容在《最好的一部分》一文中所道的：“龙应台的笔，曾经唤醒中国人沉睡的心。然而，在这样的白天与夜晚里，是她的孩子在一声一声地唤醒她，有如春天在唤醒蓓蕾，母亲的生命在孩子的笑靥中如花朵般缓缓绽放;她写下的这本书，就是最好的证据。”

琐琐碎碎的写了一大篇，当然还可续写下去……只是古人早道“丹青难写是精神”，我这一支秃笔就更无能耐;好在有她这么多书在，读者自会读出自己心目中的“这个人”。

>>作者简介：

弘征，原名杨衡钟，湖南新化人。中共党员。1955年毕业于株洲铁路机电学校。毕业后先后在沈阳皇姑屯车辆厂、株洲机车车辆厂等工厂工作。1979年调入湖南人民出版社任文艺编辑、编辑室副主任。1985年后任湖南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编审。曾任湖南省作家协会第四、第五届副主席，第六届名誉主席。1992年被聘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现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省湖湘文化交流协会学术顾问。1997年6月—2009年4月被聘任为湖南省政府参事。2008年被聘任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编：朱晓华

来源：湖南省文史研究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