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近20年的战乱，给当时的学校教育造成了极大破坏，各级学校和书院或在战乱中被毁，或被迫停废。溪东书院在此期间也遭遇彻底毁败，100多年后才得以恢复。

1368年明王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认为“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治之”，继承了“戡乱以武，定国以仁”的统治经验，注意礼乐教化的作用。朱元璋十分重视发展学校教育，先后下诏兴办国子监、府学、州学、县学、社学等各级学校。对国子监及府、州、县学在校生员给予了优厚的待遇，既免费供应食宿，又免其家庭的徭役二人。由国子监毕业的生员，即可获得出身资格，进入仕途。在明初，由国子监出身而跻身大臣之列的人很多。这时，学校、科举、杂流三途并用，教育较为发达，各种制度也颇为完备，教官的选授、考核较为严格，待遇也较优厚，升迁机会较多。在教育的内容、培养人才的目标方面，政府也非常重视。有明一代，影响教育活动的学术思潮大致经历了三次较大的变化。明初沿袭宋元之旧，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正德年间(1506～1521)以后，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逐渐兴起，并取得了主导地位;天启年间(1621～1627)以后，以东林书院为代表的实学的兴起，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然而明初百余年，虽学校、科举较为发达，私学和书院却相对冷寂。明王朝建立后，政府曾在洪武元年(1368)下令设立了洙泗、尼山两所书院，但这仅仅是表示尊孔重教而已，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提倡创办书院。加上明初即实行“科举必由学校”的政策，书院由于求学士子出路不畅，自身也缺乏办学吸引力。因此，即使宋、元时期很闻名的书院，在元末战乱中遭受毁弃之后，明代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无缘恢复。如久负盛名的白鹿洞书院，元朝至正十一年(1351)毁于战火，殿堂斋舍全部夷为平地，至明成化元年(1465)才重建后恢复教学活动;岳麓书院在元末战争中毁坏，直到明孝宗弘治年间(1488～1505)才具备了招收生徒、讲学授业的条件，得以恢复教学活动。明正德年间以后，随着王阳明心学的兴起，全国各地书院才纷纷建立起来，至隆庆年间(1567～1572)达到鼎盛。

明正德年间澧州溪东书院的重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明正德丁丑年(1517)，澧州人、户部尚书李如圭回家守孝，州行政长官汪赐委托他和同知(副知州)欧阳席重修溪东书院。

李如圭(1479～1547)，字国宝，澧阳(今湖南澧县)人，其祖父李通为永乐庚子科举人，授职教谕。受家风熏陶，李如圭从小聪颖机敏，经史无所不通，且文武兼备。弘治乙未年(1498)19岁时考中进士，先后任江西安福、建昌知县，福建按察使，广西兵备，佥都御史，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陕西巡抚，总理河道，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嘉靖二十一年(1541)致仕归澧，68岁时卒于澧州，葬于澧州西北白岩山(今临澧新安镇)。李如圭纵横官场43年，均为官一地，造福一方，清廉自守，有口皆碑。嘉靖十九年，皇后召见其夫人梁氏，见梁氏身着布衣，惊问：“尔夫贵为工部尚书，何至于如此贫寒?”梁氏回答：“澧州地瘠民贫，俗尚俭约。”皇后深为感动，不仅赏赐梁氏钱物，还下令为澧州减免丝绢税30年。李如圭在1514～1517年居家守制，其间千方百计倡导、促成重修澧州车渚、文山、溪东三大书院，并写下大量记述文章，弘扬澧州文化精神。致仕后，他仍将座右铭“宏济艰难”高悬厅堂，“表彰先哲，激扬后学，待乡亲彬彬有礼，御家人从不傲慢”，同时积极进行澧州文化典故的整理与文化传播工作。去世后，州人在城南一里处建三贤祠，“祀车胤、李群玉、李如圭”，后来又辟为三贤书院。

欧阳席(生卒年不详)，字崇珍，庐陵泰和蜀口洲(今江西省泰和县马市镇大江下村)人，明正德三年(1508)戊辰科进士。正德十年(1515)，由员外郎左迁澧州同知，后累官至广东按察司按察使、福建右布政。职澧期间，正德十二年与知州叶士美(闽县人)校刻宋楼钥所撰的《范文正公年谱》一卷。对于澧州三大书院的修复，他不仅“毅然任为之”，亲自主持建设工程，而且“凡所百需，非赎罪人，则捐己俸，民不知兴作，财不动公帑”。这种克己奉公，艰苦兴学的精神，值得澧州人永远纪念。

关于溪东书院重修的情况，李如圭所撰《重修溪东书院记》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乃复其故地，建祠肖像，前为堂，外为门，固其垣墉，时其起闭。池在院西，秽塞已甚，又为之疏浚修砌。建亭于池头，以便观游。规模宏敞，气象雄峻，远环山障，俯瞰江流，为一方伟观。未几，有黄冠氏自州之紫极宫持至元时所铸书院香鼎以献，字迹甚著，君为之左验即是以观。则书院之复，固非偶然者。嗣因祀典未举，余复白于提学张君邦奇，请于巡抚都御史无锡秦君金檄下，州岁令里甲供应祭需，每伸春秋，用上巳日至祭。

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欧阳席和李如圭等人在重修书院时做了几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一是在元代溪东书院旧址上建起了教学设施规范的书院，堪称“一方伟观”;二是为范仲淹修建了祠堂，绘制了画像，以供世人瞻拜;三是疏浚修砌了洗墨池，并“建亭于池头”，以弘扬范仲淹精神，这是澧县一中“后乐亭”最早的文字记载;四是找回了元代至元年间所铸的溪东书院香鼎，作为修复书院的重要依据;五是确立了书院于春秋两季隆重祭奠孔子等历代先贤的常规活动制度。明代溪东书院的重修，既是顺应全国教育发展的大趋势，也与当时学校教育的弊端和新的学术思想传播密切相关。

明代中叶以后，学校教育开始败坏，科举考试日益受到重视，以致于科举控制了学校教育，学校变成了科举的附庸。上级对学校教官的考察，主要以乡试考取人数的多少为依据。因此，“应试教育”盛行，教官教育生徒，只以科举考试的内容——八股文为主，于经史反而不甚留意。八股文作为一种文体，本来无可厚非，历史上也出过一些擅长八股文的名家，出过不少以八股文形式表达的美文名句。但是，这种文体一旦以一种“标准化考试”的形式出现于科举之中，就把问题推向了极端。为了专攻八股文，不少学子抱定一经，白首苦读，对经世实学一无所知，最终成为毫无学识的学究。学校教育败坏到这种地步，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针对这种现象，明人叶向高指出：“而末流之弊，逐功利而迷本真，乃反甚于汉唐。贤士大夫欲起而维之，不得不复修廉洛关闽之余业，使人知所自往。于是通都大邑，所在皆有书院。”这就是说，由于学校教育迷失其本来意义，蜕变为科举的附庸，有识之士为了挽救这一弊症，于是广泛设立书院。

另一方面，明代中期以后程朱理学渐渐不受欢迎，人们渴望新的学术思想。而这时王阳明、湛若水等人发明新学说——陆王心学，并不断传播。这些学者的新学说不可能在官学的讲坛上公开宣扬，只能在非官方的书院中流传，这也是书院得以兴盛的思想方面的重要原因。

王阳明(1472～1528)，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学者称为阳明先生。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34岁时与湛若水结成莫逆之交，两人都痛恨当时读书人专攻八股文的恶习，讨厌官场上争名趋势之人，以倡明圣学为志。经过长时期的苦心求学，他继承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创立了以知行合一、致良知为主要内容的学说，世称阳明心学。弘治十八年(1505)王阳明开始讲学活动，他平生所到之处，都广招门徒，宣扬自己的学说。正德三年(1508)，王阳明被贬到贵州龙场驿，当地人建龙冈书院，王阳明讲学于此。第二年，他又到贵阳书院讲学，开始提倡知行合一的学说，在学术上已对程朱理学有所突破。正德十一年(1516)后，王阳明以右佥都御史的身份巡抚南安、赣州等地，在江西修建濂溪书院讲学，四方学者闻名而来，致使讲堂都容纳不下。嘉靖三年(1524)王阳明在浙江建立稽山书院，亲临讲学，湖广、广东、南直隶及赣州、安福、泰和等远方学者不远千里前来听讲。

王阳明与澧州还有一段特殊的渊源。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王阳明因反对宦官刘瑾而被贬往贵州龙场驿，途中经过澧州，特意停留了一段时间。因为王阳明的挚友杨一清出生在澧州，其母刘氏就安葬在澧州龙潭寺右侧，王阳明代好友扫墓，夜宿龙潭寺，曾写下《龙潭夜坐》一诗：

何处花香入夜清?石林茅屋隔溪声。

幽人月出每孤往，栖鸟山空时一鸣。

草露不辞芒履湿，松风偏与葛衣轻。

临流欲写猗兰意，江北江南无限情。

该诗中最要紧的是最后两句。要知道，当时王阳明35岁，正值血气方刚，而在朝堂上被当众杖责四十，然后远贬蛮荒之地，这在一般人是难以忍受的。但他却“临流欲写猗兰意”，想到的是孔子的《猗兰操》，决心香兰独茂，不与众草为伍。因此，王阳明的人格和思想从那时起就深刻影响了澧州学人。

由于有了这些因素，重修范文正溪东书院势在必行，而且其办学的主题也已经十分鲜明——希望学子们摆脱“应试教育”的桎梏，追踪范公，崇德象贤。李如圭在书院建成后所作的记中详细论述了范公的精神内涵和芳躅懿行(这一点在第五章将专门论述，此处从略)，然后说：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生乎公之后，而登堂瞻拜者，其亦知所取法也已。诸君或复院宇于始，或隆祀礼于终，崇德象贤之心渊乎。

明代的溪东书院一直延续到明末，办学达120多年。期间，朝廷有过四次大规模的禁毁和限制书院的行为。第一次是嘉靖十六年(1537)，改毁未奉旨而私自兴建的书院;第二次是嘉靖十七年(1538)，禁止今后再私自创建书院，刊刻书籍，浪费民财;第三次是万历七年(1579)，内阁大学士张居正整顿学校教育，试图通过禁毁书院，使生徒集中在官学之中，从而发展官学;第四次是天启五年(1625)，权宦魏忠贤为打击东林党人，下令拆毁东林书院，进而禁毁了天下所有的书院。经历这些风波浪潮，溪东书院却顽强地生存下来。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书院起初就是由政府官员主导开办，办学上虽然具有书院自由讲学的特色，同时也保持了政府认可的办学价值取向，具有较为浓厚的官学色彩。二是溪东书院学府就在华阳王王府旁边，而且一部分校园土地就由王府捐献，因此溪东书院的发展始终受到华阳王的保护。

明代溪东书院的办学经费支出，仍然由学田来维系。由于溪东书院为澧州最高学府，学田主要由州府划拨，也有部分由私人捐献。学田的收入足以维持书院的正常运转。书院设山长作为主持人，由州府选聘或由华阳王府推荐。如首任山长即由华阳王府资深教授、澧州名儒高堂担任。山长以下设副山长、副教、助教等人员，协助山长工作。另有副讲负责批阅生徒的课业文章，堂长负责巡查生徒的勤惰，管干负责书院的财务收支、膳食供应，院舍维修等工作。可见，当时书院的管理机构已经较为完备，已经形成以招生授徒为主要形式的“正规全日制”办学制度。

当时书院的教授内容，前期以陆王心学为主。王阳明心学的基本观点，是“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他反对朱熹“先知后行”的观点，主张“知行合一”。他认为“行”是意念的发动，是由心产生的;“知”也是由心产生的，因此，“知”和“行”是一个东西。“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后期，溪东书院的教授内容逐渐转向以东林学派实学为主。东林学派在万历朝(1573～1620)后期影响很大，他们虽“居水边林下”，仍“志在世道”，以国家兴亡为重，提倡气节，崇尚实学，希图以讲学挽回世道人心，纠正“矫诬不学，任性自适”的不良士风。他们借讲学之名，批评时政，裁量人物，影响国家政治。东林书院有一副楹联在天下广为流传：“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些抱道忤时的正直士大夫，以书院讲学为平台，参与政治活动，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当时的书院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后来东林学派遭到魏忠贤辈残酷镇压，但他们对中国知识分子良知、责任与气节的唤醒却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溪东书院重视实学的校风，在这一时期初步形成，并影响后世几百年。当时的教材，除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儒家经典外，对兵、农、钱、谷、水利、马政之类也给予充分关注。教学活动丰富多彩，包括明德、背书、诵书、习礼、课艺、讲书、歌诗等各个方面，基本上做到了教、学、做统一。

当时的政府教育部门官员，对书院的管理督查也极为严格。明代《澧纪》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范惟恭：以举人署澧州学正。教诲有条，督诸生宿号，朝夕课业，怛亲指授。每终夜，潜察勤惰，次早一一呼出分勉之。月终，考卷皆为批注。取舍不假，始卒一致。士习文风焕然丕振。嘉靖乙酉(1525)，授聘陕西，后有早得湖广试录者，佯问曰：澧今岁有与荐者乎?答曰有：必某某。其人大惊，出录视之，信然。在任五年，学舍无倾圯，文庙桧柏，皆其所植。升新城知县。

明代的溪东书院，伴随着陆王心学的兴盛和改革学校时弊的社会需求而重生。由于坚持了追踪前哲先贤、服务国家社会的正确办学价值取向，得到官府、王府的长期支持而持续了120多年。在此期间，上荆南道右参政裴贞吉、道台王泮、布政史梁云龙，知州管宗泰、邓邦髦等，先后对溪东书院办学给予大力扶持，并因此受到澧州百姓的爱戴与崇敬。

(作者：赵绪清  原系澧县一中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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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澧州文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