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三大名楼诗文故事 影响久远的中国文化母题

  新湖南客户端   2015-11-30 07:52:31

湘鄂赣三省历史文化名胜众多,其中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并称“江南三大名楼”,名扬四海。采访团先后登临三大名楼,深感楼阁与诗词交融并胜,楼以诗兴,诗以楼传,成为了独特的中国文化地标。千余年来,文人墨客的歌咏为三楼注入了丰厚的文化内涵,尤其是范仲淹之于岳阳楼、崔颢之于黄鹤楼、王勃之于滕王阁,三人的诗文使三楼成为独具魅力的文化符号。其中忧乐精神、儒道思想等中国文学母题和意蕴,更是千古流传,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生命哲学与精神世界。

岳阳楼:儒家入世思想与忧乐精神

岳阳楼始建于三国东吴时期,自古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的美誉,历代文人纷纷登楼赋诗。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使岳阳楼著称于世,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入世思想、忧乐精神,更成为我国古代士大夫人格特质的重要表征。

岳阳楼原为军事之用

万里长江顺流而下,湘江奔腾向北,两江相交处汇成八百里洞庭。千百年来人们环湖而居,筑城建郭,繁衍生息。东汉末年,东吴骁将鲁肃奉孙权之命镇守这一战略要地。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鲁肃在巴陵山上破土动工,修筑了阅军楼,用以训练和指挥水师,是为岳阳楼前身。两晋、南北朝时期,阅军楼被称为巴陵城楼,唐时李白赋诗之后方始称岳阳楼。此后由于战事等原因,岳阳楼屡修屡毁。

滕子京嘱咐范仲淹作文

南朝时期,中书侍郎颜延之返京途经岳阳,登楼赋诗“清氛界岳阳,层晖薄澜澳。凄矣自远风,伤哉千里目。”成为历代文人赋咏岳阳楼之滥觞。但正式大量吟咏岳阳楼的诗作,始于唐开元四年(716年),虢州知州张说谪守岳州与诸名士的唱和。这些诗作大大提高了岳阳楼的知名度,逐步完成了岳阳楼从军事防御设施到观赏楼的过渡。

及至北宋庆历年间,岳州守滕子京以为自然景观唯有与人文景观互为表里,才能成为“取重于千古”的名胜,“窃以为天下郡国……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

这时候,滕子京想起了他的好友、“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朱熹语)的范仲淹。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是江苏吴县(今苏州)人。他幼时家贫身贱,但“少有志操”。公元1015年,27岁的范仲淹科举中进士正式踏入仕途。他问民生,陈时弊,“拳拳之意,实在国家”,为此常得罪权贵圣上,屡次遭贬。

宋仁宗中期,北宋边乱时起。庆历年间,亟待稳定政局的仁宗皇帝决定改变局面,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负责革新,史称“庆历新政”。但新政实施仅仅一年,宋仁宗下诏废弃,范仲淹的苦心孤诣瞬间付之流水,政治生涯急转直下。降至河南邓州做知州时,他已年近五十八岁。

这一年,范仲淹收到了滕子京的来信。在邓州花洲书院内,范仲淹铺纸研墨,“看图作文”,很快,368字的《岳阳楼记》横空出世。“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范仲淹一生浮沉,仕途坎坷。在此雄文中,他借着洞庭湖的万千气象,将一生情怀倾泻而出又顿然一收,总结成这句“忧乐”名言。此言集儒家民本思想、忧患意识和入世精神之精髓,横跨天际,光耀千秋,成为岳阳楼文学现象和文化象征的内核。

儒家民本思想在商周时代已经萌芽,孔子在反思社会战乱、民生凋敝时提出了“仁者爱人”的主张。孟子发展了民本思想,并将其阐释为“忧民之忧”和“与民同乐”。范仲淹来自社会底层,自小熟读儒家经书,深知“大丈夫当以利泽生民为务”,《岳阳楼记》中的忧乐名句,是他内心情感与一生抱负的自然流露。

此后欧阳修、黄庭坚、陆游、王夫之、魏源等都曾先后登楼赋诗,诵范公之文,发家国之思。楼以文益胜,文以楼生辉,在湖光山色的自然美景中沉淀出一种文学母题和文化内驱力,激励仁人志士们为国家、为民众前赴后继、孜孜以求。

 

黄鹤楼:寻仙问道与精神家园

黄鹤楼以“道教”立楼。崔颢“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的名诗抒发问道求仙、乡关何处的感慨,体现中国古代士大夫追求功名不得后,不如归去、寻找自己精神家园的思想。

一块桔子皮与黄鹤楼

10月22日,“湘鄂赣皖四省文化行”采访团登临黄鹤楼。世间本无黄鹤,黄鹤楼何以得名?导游为采访团讲述了一个黄鹤由来的民间传说。此地有一家小酒馆,主人乐善好施,一位白发老者天天来此喝酒却未付酒钱,主人也不以为意。有一天,老者喝完酒后,随手拿起桌上一块桔子皮,在墙上画了一只黄色的仙鹤,只见仙鹤飞了起来,载着白发老者翩然而去。酒店从此生意特别好,主人于是修起了这座黄鹤楼。

这当然只是一个美好的民间传说。此楼最早修建于三国时期,是作为军事之用。 东汉末年三国初时,东吴孙权为了与刘备夺荆州,公元221年把都城从建业迁至此,取“以武治国而昌”之意。

迁都后,孙权在城西南面朝长江的山崖上修筑了最早的黄鹤楼。三国一统后,黄鹤楼在失去军事价值的同时,随着江夏城地发展,逐步演变成为官商行旅“游必于是”、“宴必于此”的观赏楼。浪漫的古人也为它杜撰了不少美好的故事。《太平寰宇记》卷一一五中《武昌府》载:“昔费文袆登仙,每乘黄鹤于此楼憩驾。”从北宋时起,民间传说八仙之一的吕洞宾经常在此传道、修行、教化。一座楼就这样涂上了浓厚的道教氛围和传说色彩,成为文人墨客登楼赋诗的灵感源泉。

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在吟唱黄鹤楼的众多诗词中,最负盛名的自然是崔颢的《黄鹤楼》。《黄鹤楼》一诗名气有多大?略举几例便可佐证。宋代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凡是唐诗选本或总集,几乎没有不收入这首千古佳作的。最能说明《黄鹤楼》一诗盛名的,是一则和李白有关的故事。

相传李白看到崔颢的《黄鹤楼》时,连连称赞“好诗, 好诗”,自己虽然诗思奔涌,却怎么也写不出比崔颢更出色的诗句来。于是信口吟四句打油诗来抒发感怀:一拳捶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楼》一诗,从黄鹤传说切入,怀仙慕道。接着以“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写尽生命苦短与时空悠悠的苍凉感。“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则由汉阳树和鹦鹉洲两则典故,抒发岁月蹉跎、功业未尽、拣尽寒枝的感慨;最后在“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追问中作结。先虚后实,不仅避开了开篇写景的惯用手法,结尾一句更是引得无数士大夫击掌共鸣。

落日西沉,游子在外感受羁旅之苦,思念故乡是人之常情。但《黄鹤楼》一诗的“乡关”涵义不止于此,祖籍河南开封、离家不算远的崔颢,追寻的还有精神上的家园。

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国古代文人都有浓厚的入世情怀。恪守“内圣外王”人生准则的文人们,仕途遇挫之时往往会选择退而修身、归隐避世,在自己的精神家园里寄托情思。崔颢于开元十一年(723)考中进士,但一辈子不过做些管管皇宫车马厩饲、官员档案等小事。名高位卑、怀才不遇是这位大诗人的人生遭际。

从时代背景来看,崔颢生活在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年代。开元后期,唐玄宗沉湎声色,重用奸相李林甫。大唐帝国虽然还保持着繁盛的外表,骨子里已经危机四伏。士人们的理想破灭,失望情绪笼罩着他们的心头。早先胸怀大志的王维开始半官半隐、礼佛参禅;天宝元年应诏入京的李白,曾经兴奋不已,不久也深感不能为权贵所容,卸官游山。

当信奉道教的李白遍访名山,在仙踪野迹、诗酒文章里追寻精神世界时,崔颢是否也在想求仙得道?虽无确凿的历史依据,但《黄鹤楼》一诗开头对“昔人”和黄鹤的追忆,仍令后人遐想。黄鹤楼与仙鹤的结合,经崔颢、李白写诗渲染,更成了历代诗人托物感怀的话题。在今可考的黄鹤楼诗词中,描述仙鹤的占了较大比重。如唐代贾岛的“黄鹤何年去不归”,宋代岳飞的“却归来,重续汉阳游,骑黄鹤”,清人吴绮的“霞志仙踪疑远鹤”……比比皆是。这一反复书写的黄鹤,是否就是古代文人精神家园的隐喻?

 

滕王阁:儒道和合与双重特质

《滕王阁序》交织着王勃消极避世和积极用世的两种思想,又以积极用世思想为主。以《滕王阁序》为代表的滕王阁诗文,体现了朝政瞬息万变、宦海风向难觅的古代社会,诸如王勃之类才华横溢、个性鲜明又缺陷明显的文人士大夫们,在“入世”与“出世”之间抉择徘徊的双重特质。

王勃抢了别人的风头

说起滕王阁,李元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李元婴——唐高祖李渊之子,唐太宗李世民之弟。他工书画,妙音律,极享亭榭歌舞之乐。公元652年,李元婴迁苏州刺史,调任洪州都督时思念宫廷生活,临江建楼作歌舞之地,是为滕王阁。

元婴离开洪州后, 继任者阎伯屿翻修楼阁,招贴告示,吸引文人才子登临放歌。上元二年(公元675年)秋,王勃南下交趾看望父亲,路过南昌时正赶上阎伯屿新修滕王阁成,重阳日于阁上大宴宾客。王勃前往拜见,阎都督久闻王勃大名,盛情相邀。王勃不知道,阎都督此次宴客是为了夸耀女婿吴子章的才学——事先已备好一篇序文,席间将当作即兴所作展示给众人。宴会上阎假意请宾客为这次盛会作序,众人知其用意纷纷推辞,唯王勃不让。

此时的王勃,命运与建阁的李元婴相似。初唐文坛上,“王杨卢骆”皆以文词扬名海内,冠以“初唐四杰”,王勃位列“四杰”之首。他自恃八斗之才而命运不济,跻身官场却不懂为官之道,擅杀官奴,遇赦除名,其父亦受累贬为交趾令。此次南下探亲,往事浮沉历历在目,无处发泄,有这样一个可以展现的机会岂不抓住?于是在满座愕然中,王勃铺纸研墨,聚才思于笔尖。阎伯屿自然是面露愠色,他拂衣而起,吩咐仆人看王勃写些什么。

开篇“豫章故郡,洪都新府”,阎伯屿言:“不过是老生常谈”;又闻“星分翼轸,地接衡庐”,沉吟不语;等听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阎不禁叹服道:“此真天才,当垂不朽!”再看宴会宾客,已是满座皆惊。

王勃作序后的第二年,探父途中渡海溺水而逝。然而滕王阁有他的序在,后代文人墨客无不以登阁一睹“落霞与孤鹜”的江天胜景并留下诗文为幸事。继王勃之后,唐代王绪写《滕王阁赋》、王仲舒写《滕王阁记》, 史书称之为“三王记滕阁”佳话。此外还有韩愈、白居易、杜牧、欧阳修、王安石、苏辙、辛弃疾、文天祥、汤显祖等等名人的诗文存世,蔚然成滕王阁文学现象。

国运昌则楼运昌,文运昌

王勃一序成千古盛名,后世文人争相登楼赋诗,感慨共鸣的,是序中蕴含的士大夫积极入世却寄托云间、怀才不遇又不甘沉沦的双重人格特质。

初唐时期,新朝既立,百废待兴。统治者吸取隋亡教训,政纲开明,国势日上。文人志士胸怀建功立业之家国梦想,作为初唐颇具影响力的文人,王勃也想用“以儒辅仁”来实现抱负。 但成名少年免不了书生意气,本性耿直、不畏权贵的王勃,先是任沛王府修撰时因游戏文字获罪权贵而被罢官去职,接着是出任虢州参军时因杀官奴被判死刑,后虽遇大赦免于一死,但老父受累遭贬,尝尽仕途坎坷。顺境与逆境的交织,入世与出世的纠缠,在《滕王阁序》中得到集中抒发。王勃慨叹:“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在苦苦的挣扎与思索中,他把这种失落的原因归结到“盈虚”、“有数”的宿命观上;在困顿迷茫中他无可奈何地以“君子见机,达人知命”来宽慰自己,以求得暂时的心理平衡。更重要的,是他在“时运不齐,命途多舛”之际,心中仍然坚持“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士心与士气,为后来怀才不遇的士大夫树立了一种精神标杆。

王勃这一慨叹,激荡古今,上下千年,与范仲淹、崔颢一起,将楼阁与诗词共生共荣、外感内应、抒发情志的文化现象演绎得淋漓尽致。以三人为代表的名楼诗词背后,折射出中国文人的生命哲学,寄托着他们的精神追求,已成为珍贵的中国文化传统和精神遗产。岳阳楼、黄鹤楼和滕王阁的建筑风格本身,也体现了各种时代印记和文化表征。

古人云,国运昌则楼运昌,文运昌。文以楼成,楼因文宏。今天,三座名楼都已成为三省著名的文化地标,吸引着海内外的人们登临慨叹,极目抒怀。古楼名胜,在中华大地上书写着全新的历史篇章。

■整理/三湘华声全媒体 卢小伟

责编:蒋源源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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