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粟戎生，粟裕长子，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1984年1月底，我接到父亲病危的通知。当我从部队赶回北京，没过几天，2月5日下午4时33分，父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痛不欲生的我，抱着父亲的骨灰盒泣不成声。

就在这时，我却被骨灰里筛出来的三块弹片震住了——大的一块有黄豆粒那么大，小的两块绿豆粒大小。

父亲一生身经百战，打过各式各样的仗，用过各种各样的战术，经历的凶险更是多得数不清。我们都知道父亲曾6次负伤，身上弹痕累累。然而，谁也不知道，这3块弹片是什么时候留下的。就连父亲本人都想不到，还有这一处战争的创伤，折磨了他数十年。

根据弹片分析，这应该是赣南战斗中遭受炮击时留下的。如果推算正确，这些弹片在父亲的颅骨里已整整54年。

1930年2月，作为红四军一纵队二支队政委的父亲率领部队进军赣南地区，参加了消灭进犯赣南苏区的国民党唐云山部队的战斗。在激烈的交锋中，敌人一发炮弹打了过来，在他的身旁爆炸。父亲只觉得头部被猛地一击，就倒在地上，昏了过去。

战斗结束后，后方医院因条件简陋，医生仅用纱布对头部进行了简单的处理。治疗3个多月后，父亲伤愈归队。

在以后的日子中，战事一紧，或者工作一劳累，父亲就常常头痛欲裂。

由于常年在战场上条件艰苦，父亲老年时患上了多重疾病，他顽强地同疾病战斗着。在我的印象中，父亲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未来的战争我不一定看得到，一旦打起来，要靠你们这一代了。”

父亲并不希望子女在安逸的环境下成长，哪里危险，哪里艰苦，父亲就想方设法要把我们送去锻炼。

我刚满3岁，父亲和母亲就带着我去河边游泳。父亲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竹筒，塞给我说：“抱紧了，跳下去!”还没反应过来，我就被父亲猛地抛进了水里。我吓坏了，大声呼救，父亲却在岸上喊：“不要怕，自己游!”母亲在一旁急得上火，责备父亲，父亲却说：“就是要把他扔进水里，要不老是学不会。你看怎么样?不是也没淹着吗!”

▲ 1978年粟裕大将与部分家人合影

中学时我上的是寄宿学校，父亲对我的严格让我的班主任老师很疑惑，他忍不住问我：你是不是你妈妈亲生的?我照实回答“没错”，老师还死死追问，好像非要后娘两个字才能解释。

哈军工导弹专业毕业后，我被分到了援越抗美的云南前线。在不同时期，父亲都对我有不同的要求。我当了连长，父亲教我如何带兵爱兵;我当了团师指挥员，父亲又从研究地形地图到战术战略，一招一式地指点我。

在父亲的卧室里，四面都挂满了地图，门的背后还挂着一张台湾地图。世界上哪里发生了动荡，父亲就挂哪里的地图。他自己喜欢看，也要求我多看。他常说，看地图、看地形是军事指挥员的必修课，地图不仅要看，而且要背。在战争时期，每到一个地方，父亲都要亲自勘察地形，做出紧急情况下的处置预案。所以，他所带的部队，即便在突发紧急状况时，也很少受到损失。在工作实践中，我慢慢悟出了父亲反复讲述的道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我至今还记得，解放后，父亲一直盯着台湾地图出神，望图长思。

解放台湾之战的筹划，毛主席点将要父亲担此重任。父亲曾3次设计攻台方案，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才最终没有实施。

父亲曾对儿女们承诺，等全国都解放了，就带我们回家乡湖南会同。但后来父亲再也没有回过家乡，我想，在父亲眼里，台湾没有解放，全国就不算解放，所以他迟迟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

1983年5月，我被调任为某陆军野战部队师长。行前，我去医院向父亲辞行，这时父亲的病情很重了，说话已吃力。他只是说，师这一级很关键，连、团、师的锻炼对军队干部极为重要。

还是和以往一样，父亲没跟我聊家务琐事，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责编：李莉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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