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式”逃债终落空 司法“亮剑”拒执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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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式”逃债终落空 司法“亮剑”拒执犯罪
——聚焦“两高一部”依法打击拒执犯罪典型案例
以关联公司转移资金、通过协议离婚隐匿财产、用他人银行卡代收工资……为了逃避债务,一些“老赖”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机关算尽终究逃不过法律严惩。
11月18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依法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典型案例,推动在全社会形成诚实守信、严格守法的良好氛围。
“希望通过本次典型案例的发布,实现‘惩处一个、警示一片、教育一批’的良好效果。”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付向波表示。
近年来,公检法不断加大惩治拒执犯罪力度。数据显示,公检法启动追究拒执犯罪的案件逐年上涨,分别为2023年6914件、2024年7200件、2025年7854件。今年1至9月,全国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3413人,同比增长9.22%。公安机关同期侦破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4818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795人,挽回经济损失4963.8万元。
“限高”不是“纸老虎”,无视禁令有代价“
我被‘限高’了,是不是不能坐高铁了?”在网络社交媒体上,时常会看到一些被执行人发帖咨询。
“限高”是法院对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义务的被执行人采取的一种强制执行措施,全称为限制消费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被执行人,不得有“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乘坐G字头动车组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旅游、度假”等九类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
针对这一禁令,有的被执行人选择尽快履行义务,有的却选择动起“歪脑筋”,最终锒铛入狱。
在案例一中,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判决浙江某公司返还喻某鹏借款本金90万余元及相应利息,严某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法院立案执行后,因被执行人暂无财产可供执行,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然而,终本不等于“终局”。经查明,严某某在终本案件续管期间,多次违反限制消费令,违规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飞机,并通过自己及他人微信账号收取29万余元用于日常消费等,既未向法院申报,也未用于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主观恶意明显。而且,经法院采取拘留强制措施后,严某某仍拒不执行。
吴兴区人民法院将线索移送湖州市公安局吴兴区分局立案侦查,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审理认为,严某某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却拒不履行,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严某某有多次前科,酌情从重处罚。据此,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严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最高法在发布案例时表示,本案中,人民法院坚持以“严打击、重震慑、零容忍”的态度,对违反限制消费令,经法院采取拘留强制措施后仍拒不执行的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坚决维护司法权威,实现了惩罚与震慑的双重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违规出行往往成为穿透审查的“突破口”。案例二中,被执行人林某某在被纳入失信名单、限制高消费后仍违规乘坐飞机。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从违规出行等细微疑点切入,深挖林某某资产脉络,最终牵出一桩涉案金额数亿元的拒执案。
“金蝉脱壳”终现形,“局外人”也需担责“
依法严惩以关联公司转移资金、虚构交易、借离婚转移财产等方式隐匿财产、逃避执行的犯罪行为,严厉打击‘金蝉脱壳’。”发布会上,付向波阐明了司法机关的立场。
在案例二中,被执行人林某某及其控制的西宁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因多起民间借贷、买卖合同纠纷,被判令偿付债权人本息、违约金等合计数亿元。
判决生效后,林某某拒不履行,为逃避债务“套路”百出:通过关联公司代收售房款1亿余元未用于履行判决义务;将公司名下30余套房产“虚假”网签备案至公司法务盛某某名下,将其中19套房产撤销网签后再转让给其他买受人;指使盛某某、关联公司虚构购房合同、提起执行异议,妨碍执行秩序;通过盛某某虚假转让关联公司股权,实际仍由其控制。
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收到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移送线索后立案侦查,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审理认为,林某某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盛某某明知其有能力执行拒不执行且协助隐藏、转移财产,情节特别严重,均构成拒执罪。最终,林某某作为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罚金四十万元;盛某某作为从犯,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宣判后,被告人林某某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通过“假离婚”谋求“真逃债”,是一些“老赖”的常见行为。在案例三中,河南省宝丰县人民法院判决孙某某、张某某向宝丰某公司偿还500余万元。执行过程中,法院发现被执行人孙某某、张某某协议离婚后仍长期共同生活,并通过离婚协议约定将名下房屋赠与儿子;二人还借用他人银行卡用于日常消费及收取工资,并以他人名义购买房屋。
经宝丰县公安局立案侦查、宝丰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审理认为,二人的行为已构成拒执罪;鉴于其与宝丰某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取得谅解,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
最高法在发布该案例时明确警示,被执行人必须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不要心存侥幸,否则无论其运用何种手段转移、隐匿财产都将难逃法律的制裁。”
房票是政府将拆迁补偿权益货币量化后,出具给被征收人用于购置商品房的结算凭证。在案例五中,被执行人严某、江某享有56.7万余元房票。经协商,各申请执行人同意将房票交被执行人严某处理,由其使用房票购买房产并将所得财产交法院处置。
但严某并未履行约定。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提级执行后查明,严某与案外人苏某、房屋中介机构人员金某等合谋,利用虚假房屋买卖合同,套取房票专项资金并擅自处分,致使生效裁判无法执行。
人民法院将线索移送安庆市公安局。迫于压力,严某、苏某退回相应钱款,金某取得的房屋买卖中介费被依法没收。安庆市大观区人民法院以拒执罪判处严某拘役四个月,因其还有其他犯罪行为,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苏某涉嫌拒执罪事实移送大观区人民检察院后,鉴于其认罪态度较好、犯罪情节轻微,可以免除刑罚,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值得注意的是,在案例二和案例五中,盛某某、苏某均为案外人,但仍因协助规避执行构成共同犯罪,受到法律严惩。
“破除‘只有被执行人才要担责’的认识误区。”发布会传递了鲜明信号。
伦理底线需坚守,兜牢未成年人生存权益
拒执犯罪打击的,还有践踏社会伦理底线的行为。
在案例四中,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判决李某与王某离婚,3岁的女儿李小某由王某抚养,李某需按月支付抚养费1500元直至李小某成年。判决生效后,李某未主动履行,李小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法院多方寻找得知,李某离婚后即离开陕西,下落不明,但其名下曾有大额财产交易记录,明显有履行能力。法院通过李某的妹妹向其送达传票,传唤其到庭履行抚养费义务并申报财产,但李某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亦未按要求申报财产。
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接到法院移送的线索后依法立案侦查。在法律威慑下,李某将拖欠67个月、共计10.05万元的抚养费全额交付至法院,同时书面保证今后将按期履行支付义务。未央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法院审理认为,李某的行为已构成拒执罪,且符合从重处罚的情形;鉴于其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愿认罪认罚,且在公安机关立案后主动履行抚养费义务,遂依法从轻处罚,最终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
“抚养费是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物质基础,支付抚养费既源于亲子关系的法定义务,亦系生效判决确定的民事责任。”最高法在发布案例四时明确表示,司法机关秉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一方面以刑事追责刚性倒逼李某全额履行拖欠款项,另一方面督促其承诺按期支付后续抚养费,“将刑事惩戒的刚性权威与权益救济的司法温情有机融合,既捍卫了裁判权威,又兜牢了未成年人生存权益。”
为了胜诉当事人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人民法院驰而不息。最高法表示,下一步将与最高检、公安部推动完善执行联动机制,解决“立案难”“取证难”等问题,进一步加强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力度,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责编:张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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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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