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功到心迹:《陈士杰集》对于研究近代湘军人物的意义

   

文|陈先枢

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项目《湖湘文库续编》近期推出了湖南工商大学陈树同志整理的《陈士杰集》(上中下册,岳麓书社出版)。陈树的先人是江南官宦世族,我与其父书良兄又是省文史馆共砚的好友。近年我与陈树多次同席参与地名会议,对其治学之勤、处事之细颇为赞赏。他身为长沙市人大代表,力倡恢复北正街牌坊规范街名,在地方文化保护上亦不遗余力。以如此心力为其六世祖整理遗集,既是对家族文脉的承担,更是对湖湘学术的一份实在贡献。

《陈士杰集》由奏稿、书札、诗文集、牧令书节要诸卷构成。在湘军研究的既有格局中,陈士杰的“存在感”与其实际事功并不相称。《陈士杰集》的出版,为改变这一状况提供了扎实的文献基础。

《奏稿》八卷,是陈士杰巡抚任内的政务实录。治黄一事,最能见其行事风格。光绪十年闰五月,陈士杰奏拟防守事宜章程十五条,其中“拟修筑堡房”一条列出具体方案:“三里建堡房一座,设立房兵五名,随时修整堤基,栽植柳树。十堡派一守备千把管辖……”这些章程并非空言,而是可逐条落实的治水方案。陈士杰“青鞋徒步,昼夜寒暑无间”,乘小舟沿流视水。这种“事必躬亲”的行政风格,恰是湘军人物从军营转向地方治理时的一种典型姿态。奏议中的海防内容同样值得注意。光绪八年在浙抚任上,陈士杰增筑镇海笠山港炮台及定海、乍浦炮台。中法战争期间法舰至镇海,“官军击沉其一舟,凭所建台也”。光绪九年法军大举侵越,陈士杰奏请回湖南征兵募勇,并提出“与其沿海数千里防不胜防,不如趁越南未定,饬令广西、云南两路进兵,就越地与刘团合击之”。这一“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思路,与左宗棠之收复新疆、刘长佑在甲午战争前十二年建议先发制人奇袭日本长崎,实为同一种战略思维的产物。

《蕉云山馆文集》中《感知录》一文,作为亲历者的一手资料保存了湘军早期历史。曾国藩靖港投水一事,不少史料一笔带过,后人甚至疑其为“作秀”。而陈士杰的回忆提供了关键细节:岳州之役失利后,湘军水师夜泊鹿角,曾国藩“忽至余床,执手大哭”,告以彭玉麟、杨载福“均死矣”——而此二人并未阵亡,系乱军中误报。曾国藩又表示要将遗嘱交给陈士杰,经久劝方暂打消轻生之念。大军回到长沙后,曾国藩不听陈士杰等人劝告,亲率兵勇攻靖港,遭遇惨败投水被救,回营后叫陈士杰到寝室交代后事。陈士杰告以湘潭即将传来捷报,“是夜火光烛天,翌日果报至,水陆大捷”。这段叙述呈现的不是“投水”这一孤立行为,而是反映出湘军初创时期曾国藩在连续失利下的心理历程,对于理解曾国藩后来所言“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感知录》提供的是一个具体可感的情境。

《蕉云山馆诗集》中《感事》诗两首,则为研究湘军人物的社会关怀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文本。其一云:“河水屡变迁,河患靡岁月。去岁告堤成,今年报堤决。沿堤十万家,顷刻为鱼鳖……大官似鲸吞,小吏如鼠窃……嗟哉内帑金,孰非民脂血?”此诗将河患与吏治贪腐并置,既有对灾民的深切同情,也有对河工体制积弊的清醒认知。湘军将领多以军功显名,其诗作中如此直白地触及民生疾苦者并不多见。

《书札》六百余件,涉及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刘长佑等近百人,时间跨度三十余年。书札的价值之一在于它展现了单个湘军人物在不同阶段、不同官职上与整个湘军网络保持联络的实际方式,从而反映出湘军人物之间,以及其后湘军群体与淮军等湘军体系外的人物之间的复杂、微妙的关系,这些宝贵的资料,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总而言之,《陈士杰集》的意义不在于为湘军研究增加一位“重要人物”,而在于为理解湘军这一复杂军政集团提供一个“由幕而仕”的完整样本。奏议展示的是湘军人物在地方治理中的实际作为,诗文集保存的是他们的心迹与判断,书札记录的则是他们维持人际网络与政治生存的具体方式。三者合观,湘军研究才有可能从“核心精英”的传记叙事,走向对一代人物整体处境的更完整把握。

(出版信息: 《陈士杰集》 / 陈士杰著 陈树整理 / 202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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