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化浪潮中守住校园阅读的“内核”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邵东市第一中学 申晓颖
“《红楼梦》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孩子话音落下不到3秒,人工智能便给出条理清晰的回答;而书架上那本崭新的《红楼梦》,自始至终没有被翻开过。这一幕正在越来越多的家庭和校园中发生。当技术使“不读书也知道答案”变得轻而易举,校园阅读面临的不再是“有没有书读”的问题,而是一个更根本的追问:阅读中最不能被替代的那一部分,是否正在被悄然绕过?
一、校园阅读的“内核”,不是载体,而是人与文本之间那一段不可省略的路程
讨论“守住内核”,首先需要厘清“内核”指什么。它显然不是纸质书本身。如果内核等同于载体,那么数字化就天然站在了它的对立面,这既不符合事实。有价值的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虽然介质不同,但内核相通”。内核不栖居于某一种介质之中,它栖居于阅读者与文本之间实际发生的那段关系之中。
对校园阅读而言,这段关系的核心是认知的深度参与和精神的真实生长。一个中学生读一本有一定难度的书,经历的是注意力被拉长、理解被推迟、困惑被忍受、意义被自己生产出来的过程。这个过程不舒服,甚至令人沮丧,但恰恰是它训练了持续专注的能力、系统思辨的能力,以及在复杂文本面前不急于要一个“标准答案”的耐心。四川大学刘莘教授有一个值得重视的判断:读一本好书是一次“遭遇”,学生从中获得对世界的认知,调动起震惊、遗憾、伤感等情绪,产生把想象转化为现实的意愿,进而实现内心的成长,“认知、情绪、意志”这三者,恰恰是技术无法给予的。
校园阅读的“内核”,就是这段“遭遇”发生的可能性本身。 它不保证每个学生都爱上读书,但它保证学生拥有在不被算法预判、不被效率催促的条件下与一本书真实相处的机会。守住内核,守的不是某种阅读形式,而是这个机会不被系统性取消。
二、数字化在“内核”两侧同时用力,赋能与侵蚀往往出自同一个机制
数字化对校园阅读的影响,不能简单用“好”或“坏”来定性。更准确地说,它在“内核”的两侧同时用力,赋能与侵蚀常常来自同一个技术特征。
便利性本身是中性的。邵东市第一中学智慧书屋进校园,学生3秒完成自助借阅,云端平台依据阅读偏好推送个性化书单;AI工具可以帮助学生梳理阅读大纲、推荐适配书目,2025年我国0—17周岁未成年人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已达75.9%。这些变化实实在在地降低了“找到一本书”的门槛,对于阅读资源匮乏的地区和阅读动力不足的学生,这种可及性的提升具有教育公平的意义。
但同一个“即时可得”的机制,也在改变阅读行为的性质。邵东市第一中学学生团队的调研显示,超过93.5%的青少年在数字阅读中存在信息筛选效率低、碎片化严重、深度思考不足的问题。《2025年度中国青少年阅读报告》中,约六成受访青少年担心AI工具会让阅读变得碎片化、难以形成知识体系,但同时有近九成青少年认可深度阅读与独立思考的重要性。这两个数据放在一起,揭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落差:学生知道深度阅读重要,却在技术环境中难以做到。 当“获取答案”变得比“经历过程”更高效,阅读中那段“不舒服但必要”的路程就最容易被绕过,而绕过的代价,恰恰落在“内核”之上。
对于中学阶段而言,这一风险尤其不能以“技术会自行解决”来宽慰。中学生的认知能力和阅读习惯正处于形成期,尚未稳固的深度阅读能力,在即时满足的技术环境中更为脆弱。 守住内核,首先意味着承认这一脆弱性,而不是用“借阅量提升”“平台访问量增长”来掩盖它。
三、守住“内核”的关键,不在于排斥技术,而在于为技术进入校园阅读划定教育性的边界
守住内核,不是把数字化挡在校园阅读之外。那既不现实,也放弃了技术可以带来的真实好处。真正需要做的是为技术进入校园阅读设定清晰的教育性条件:技术可以做什么,不可以替代什么,在什么环节介入,在什么环节必须退后。
第一,把“深度阅读”作为一项需要被保护的课程时间,而不是可以被优化的效率环节。《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已将阅读课程纳入学校教学计划,明确要求“将阅读课程纳入学校教学计划,合理加大阅读教学课时占比”,高中阶段“重点引导学生开展深度研读与批判性阅读”。这一制度安排的意义在于,它承认深度阅读需要被制度性地留出时间,而不能交给学生在碎片时间中自行完成。守住内核,首先要把这段时间守住,不让它被其他“更紧迫”的事务挤占,也不让它被技术化的“阅读任务打卡”所替代。
第二,在技术使用上区分场景,不把“效率逻辑”带入所有阅读。四川大学刘莘教授提出的分层原则值得校园阅读管理借鉴:文学类阅读应尽量避免AI介入;科学类阅读如果目标是训练思维,学生应穷尽自身努力去探索,遇到实在无法解决的问题再求助技术;如果目标是获取知识,可以先借助AI归纳再挑重点精读。这一区分的实质,是依据阅读的教育目标来决定技术的介入程度,而不是依据技术的便利程度来决定阅读如何进行。校园阅读的管理者和教师,需要具备做出这种判断的专业能力,而不仅仅是操作系统的能力。
第三,图书馆和图书馆员的角色,从“资源的提供者”转向“深度阅读条件的守护者”。 当借还、检索、推荐都可以由系统完成时,馆员不可替代的价值恰恰在于那些不能被算法化的部分:识别一个学生在阅读中遇到的真实困难,为一次课堂讨论设计需要慢读才能回应的文本,在技术推荐之外坚持把一本“学生尚不知道自己需要”的书放到他面前。校园阅读的内核不会自动存续,它需要有人对“什么是有教育意义的阅读”负责。这个人,在制度设计上,首先应该是图书馆员和教师,而不是一套推荐系统。
四、守住“内核”的最终尺度,是学生离开校园之后还剩下什么
讨论校园阅读的数字化,容易被借阅数据、平台使用率、活动场次等可见指标牵引。这些指标有其管理价值,但它们衡量的是阅读的“流量”,不是阅读的“留存”。一个学生在中学阶段借了多少本书、在平台上停留了多少分钟,与他是否在离开校园之后仍然保有一本书安静读下去的能力和意愿,是两件不同的事。
校园阅读“内核”的最终检验标准,不在任何一张统计报表上,而在一个更朴素的问题里:当技术提供了所有便利,当“答案”随时可以获取,一个年轻人是否仍然觉得,亲自读完一本书这件事值得做。 守住这个“仍然觉得”,就是守住校园阅读最不能被让渡的东西。
数字化为校园阅读打开的空间是真实的,但空间打开之后,放什么进去、守住什么不放,是一个教育判断,不是一个技术判断。技术可以让书离孩子更近,但让一个孩子愿意在书面前停下来、走下去的,从来不是技术。守住校园阅读的“内核”,说到底,是守住教育对“人如何通过阅读成为人”这件事的基本信念,不让它在效率的喧嚣中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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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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