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丨1934年的“一碗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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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华丽

很久以前我就被那一碗鸡汤的故事打动过。可我是第一次来到杨梅山镇香花村茶园,第一次跨进白零嫒的故居。茶园是香花村下面的一个自然村,老辈人习惯叫它茶园村。

土墙,黑瓦,一张四方桌,是湘南最寻常的老房子。厨房就在堂屋右侧,一间低矮的偏厦,天光从头顶一片亮瓦里漏下来,落向灶台、石磨、铁锅。灶台边搁着一只粗陶罐,是当年攒鸡蛋用的。每存一枚,白零嫒就用石子在罐身上划一道细线。密密麻麻的刻痕,一道叠一道,是一家人咬着牙攒下的指望。

土墙被岁月熏得发黑,木梁上满是经年烟火燎出的斑驳。土灶仍在屋角,摸上去,仿佛还能触到旧年的余温。老辈人说,这屋子不是茶园最老的屋子。茶园原先有三个庄。1928年3月,余经邦率领赤石区工农自卫团和群众两次粉碎反动派“围剿”,敌人不甘失败,放火烧屋。4月,赤石区工农自卫团被迫返回茶园,又遭国民党县政府反动武装和范石生部血腥镇压。余经邦带领农军和群众鏖战三天,终因寡不敌众,撤出茶园,化整为零转移到湘粤边境。敌人对茶园连续烧杀七天,三个庄的房子全烧了,只剩一间破庙和一间碓屋。79户人家,有的全家被杀光,有的逃到外地,只剩24户。村口至今还传着一首民谣:“茶园三个庄,烧得一片光,饭碗冒一个,筷子冒一双。”后来的人,是在茶园的焦土上重新起屋的。

也正因为经历过数次血火劫难,茶园百姓早已心知肚明,红军是穷苦人的队伍。

白零嫒就是从这片焦土上站起来的人。她是广东乐昌黄圃人,1921年嫁到茶园。1926年,余经邦在茶园成立农民协会,组建了宜章县第一支党领导的农民武装——茶园农民自卫队,她就在那时参加了革命,成了茶园农民自卫队队员,后来当过赤石区工农自卫团的地下联络员。1928年宜章年关暴动后,余经邦领导赤石暴动,成立赤石工农自卫团和茶园赤卫队。暴动部队转移后,农会又收起红旗,埋好枪支,分散潜伏。1933年,宜乐县委在茶园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宜乐游击队以余福顺家为主要落脚点,召集老赤卫队员,成立了茶园游击队。白零嫒是茶园的老赤卫队员,也是宜乐游击队的情报员。她胆子大,手脚利落,白日里走村串户,把消息藏在发髻里,缝在衣角里。夜里才搬出石磨磨豆腐,天不亮挑到集市上去卖。

1934年,白零嫒的肚子一天天鼓起来。家里翻出藏了许久的一点糯米,淘洗干净,上甑蒸熟,拌好酒曲,收进粗陶钵,盖上厚旧棉衣,搁在灶台旁最暖的角落发酵。

山里女人生娃,如同闯鬼门关。本地老法子,坐月子补身子、催奶水,就靠三样:甜酒、鸡蛋、老母鸡。

而唯一的那只花母鸡是全家节衣缩食喂养出来的。兵荒马乱的日子,村里的土鸡不但少之又少,且瘦骨嶙峋、杂毛凌乱,它却一身花羽油光水亮,体格敦实健壮,很是体面。不是它天生好命,是白零嫒一家人宁可自己咽野菜,也要匀出吃食喂它。

它被全家看护着,吃得踏实,长得格外壮。它也争气,从不偷懒,屁股底下隔一日就滚下一颗圆乎乎的蛋。

家里的小男孩,是家里头一个孩子,往日是家里人心尖上的肉。可自打有了花母鸡,一家人的眼睛都挪到鸡身上去了。他打心底里嫉妒花母鸡,他贪玩犯了错,母亲抬手就是一巴掌落在后脑勺上。而花母鸡就算偶尔把鸡屎拉在锅台边、灶沿上,白零嫒也从不恼,轻轻挪开它,柔声说一声:“乖,去别处玩。”小男孩每每看得瞪眼憋气,私下偷偷念叨,盼花母鸡哪天下不了蛋了,好让家里炖一锅肉,解解馋。可花母鸡活得好好的,整日在院子里踱步觅食,三天两头憋红了脸产下枚蛋。

每到夜里,身子日渐笨重的白零嫒便到鸡窝边去“摸喜”。孩子熟悉她的每一个动作。她往右手五指上啐一口唾沫,双手来回搓得发热,再轻轻探到尾下。院里鸦雀无声。那是一只母鸡和女主人之间,不必言说的默契。

灶上的甜酒,罐中的鸡蛋,她心里早计算好了去处:一部分留给自己坐月子补身体,一部分换药换粮,接济山上的人。

1934年的冬天格外寒冷。11月,中央红军长征攻克白石渡重镇、占领宜章县城,在宜章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三道封锁线。茶园游击队参加了摧毁敌碉堡的战斗,配合红军占领并通过宜章。中革军委总政治部驻腊树坪上湾时,向宜乐县委下达了安置300名红军伤病员的任务。宜乐县委和宜乐游击队把伤员迅速转移,分散安置到游击区各据点。茶园接下了30名重伤员。白零嫒组织游击队员和群众把伤员迅速转移进村,她对乡亲们讲:“红军是我们的亲人,我们一定要救他们。”国民党铲共义勇队进山封山、逐户搜捕,风声一天紧过一天。白天,村民把伤员转移到村后与广东相连的观音岩洞;夜里寒冷,再抬下山,接回村里取暖换药。岗哨设在路口和山坳,隐秘的明岗暗哨加上村民和游击队巧妙的暗号,铲共义勇队反复搜查、围捕,都被他们机警地躲了过去。茶园群众心里清楚,过宜章的红军就是当年上井冈山的工农革命军,是自己的队伍,哪怕搭上性命,也要救护好红军。

那些日子,村里能动的都动了。后生们轮着班,天不亮就往山上背伤员,天黑透了再抬回村。妇女们守着灶台,煮红薯饭、熬草药,烧开水给伤员洗伤口。认得草药的上山去采鱼腥草、金银花、蒲公英,回来洗净晾在竹簸箕里。一个快六十岁的老赤卫队员,天天带几个年轻人钻山认药采药,晚上回来守着砂罐熬,熬好了盛进瓦罐,趁黑送到伤员跟前。

这些伤员里,有七八个安置在白零嫒家。有的伤口已经溃烂,人烧得滚烫;有的血流难止,躺在草铺上只剩微弱的一口气,一条条性命,眼看就要耗在这寒冬里。

村里本就贫瘠,多了30个伤员,锅里能有的只剩红薯、芋头、南瓜,清汤寡水,半点荤腥没有。白零嫒知道,眼下能救命的,只有灶边那坛捂得正好的甜酒、陶罐里攒了小半年的鸡蛋,还有鸡圈里那只花母鸡。那是她预备坐月子的全部家当。产后补身子、奶孩子,都指着这些。婆婆知道她的脾性,劝她,月子里身子要紧,好歹给自己留点。她只讲了一句:红军是自家亲人,我吃点苦不算什么。

天刚放亮,地上铺着一层白霜。她扶着笨重的身子走到鸡圈边,轻轻捉住了那只大母鸡。

土灶生起火,锅里的水滚起来。全家一口一口省下口粮喂出来的花母鸡,熬成了一锅醇厚滚烫的鸡汤。捂了许久的甜酒尽数启封,罐里一颗颗攒下来的鸡蛋,也一颗未留。甜酒蛋花、鸡汤,全家人原本预备给她坐月子的东西,一碗碗端到了重伤员面前。就这样,白零嫒硬生生把红军伤员从寒冬的鬼门关里拽了回来。往后的日子,她白天提防铲共义勇队来搜村,夜里推磨做豆腐,天不亮挑担出门,卖豆腐的钱全换了伤员的口粮和药品。家里的红薯、芋头先紧着伤员吃,她和家人吃剥下来的皮。肚子里的孩子一天天大,她的脸一天更比一天蜡黄。

快足月了,到底没熬住,孩子没有保住。

她没对人哭过,也没对人诉过一句苦。在床上躺了两天,第三天一早,她又带着妇女们煮饭、熬药、给伤员清洗伤口。

有人劝她歇一歇,她只说:“就是掉脑壳,也要救红军。”

整整一个冬天的守护,30名红军伤员,除一名重伤员伤重不治,余下29人都熬过了那场严寒,伤势渐好。一天,湘南特委负责人谷子元来到茶园,集合29名伤愈的红军,整队离开茶园,奔赴东边山游击区,参加红军游击队。临行前,红军战士对白零嫒和乡亲们深情道别:“茶园乡亲们是我们的亲人,等我们把蒋介石赶下台,一定会回来看望茶园亲人的。”

牺牲的那名重伤员,由村民们筹款葬在村后土坡。可茶园为这支队伍付出的代价,还远不止这些。1934年底,国民党把郴宜划为“剿匪特区”,对宜章大“清乡”、大屠杀、大并村。茶园是重点,第三次遭到烧杀。侥幸逃脱的群众四处躲藏,村里又传下一首民谣:“躲山躲岭传后代,躲屋躲岩绝后代。”

几十年过去了。白零嫒一辈子留在茶园村,守着几亩地,再没有离开。如今她的孙子余小元记着奶奶的叮嘱,年年去扫那座无名红军墓,一家三代,九十余年没断过。

1978年,宜章县祁剧团以白零嫒和茶园群众为原型,排了祁剧《茶园女红军》,“一碗鸡汤”的故事,被一遍一遍讲起。

可我如今站在这间灶屋里,这些老物件摆在眼前,当年的光景渐次浮现,我想到的不是白零嫒日复一日推着石磨的身影,不是那些被人熟知的事迹与荣光。

我只是忍不住想象,那口铁锅烧热的时候,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听着锅里鸡汤咕嘟咕嘟翻滚,心里究竟装着怎样的取舍与笃定。

她一生勤俭持家,心思缜密,算过甜酒发酵的日子,算过罐子里攒了几枚鸡蛋,算过一担豆腐挑到集市能换回几斤米。家里的生计,桩桩件件,她都算得清清楚楚。唯独在救人这件事上,她倾尽所有,那一锅鸡汤端出去的时候,她没给自己留下哪怕一口。

瓦片漏下来的光还在,落在空荡荡的灶台上。粗陶罐也还在,罐身上的刻痕深深浅浅,像一行没人能读全的字。那只花母鸡早就化作了岁月尘埃,可那碗鸡汤的暖,九十多年了,好像还留在这间灶屋里,留在这片土地上。

责编:罗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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