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文欣赏丨守熵——一个人的摩旅胡思
大庸鹅耳枥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文/大庸鹅耳枥
我把车停在火场土家族乡一处无名山坳的时候,风正从雄黄山方向往下灌,路边野草被扯得贴地倒伏,像谁在耳边不停抽耳光。
那是进山的第三天。前两日我都在赶路,从沅陵县城出来,过借母溪,穿大合坪,一路把油门拧到底。
五十四岁的人了,还跟小伙子似的逞强,膝盖僵得下车要扶着油箱缓半天。可我不敢停,一停,脑子里那些东西就追上来了。
我在追什么?说不清。大院里那点破事,写了半辈子的文字,删了改改了删,最后落定的,没几句是自己真想说的。
还有那些称量道理的日子——别人看眼色,我偏要讲道理;旁人顺势弯腰,我腰一屈骨头就疼。碰了半辈子壁,壁没倒,倒是把自己碰得够呛。
出发前夜,我把《生命是什么》塞进边箱。薛定谔说生命以负熵为食,我琢磨着,人这一辈子可不就是不断攫取秩序、对抗混乱么?
熬夜打磨文字,一字一句把纷乱的世相凝练成规整的篇章,这不就是负熵?
可每次提纯完,被删的字句、耗掉的心神、压下去的情绪,一样不少地堆在某个看不见的角落,慢慢烂。
进山那天,路窄得只容一车,弯道一个接一个,雾气从谷底漫上来,头盔面罩上全是水珠子。
我小着油门慢慢爬。
路边偶尔闪过几户人家,吊脚楼小青瓦,门口晒着干辣椒。荆竹溪上去那段坡最陡,车高反似的给油不走,像头喘不上气的老牛。我靠着护栏歇脚,忽然想起少年时候的事。
那时候的梦朴素得可笑:饱食、暖衣、得书以读。就这三样。
蹲在田埂上放牛时,常捧着本缺了封面的旧书,心想等这几桩心愿落地了,人生就算尘埃落定,从此心安。
后来呢?衣食无忧了,书卷也常伴案头了。可心底的惶惑反倒漫上来,比当年饿肚子的时候还难受。
原来,我以为的人生终点,仅仅是生存的基线。物质消弭了匮乏,却消弭不了灵魂的追问。从前对抗的是饥寒,如今面对的是荒芜——我到底为什么活着?
又想起我们这代人来。
70后是最后一批在晒谷场上追蜻蜓的人,也是第一批对着屏幕假装深情的人。
我们身上有一种滑稽的错位:童年时在田埂上拉野屎,中年后在键盘上敲乡愁。见过山野的粗粝,又困入人间繁复的规则。
人家看眼色行事,我习惯称量道理。旁人懂得顺势弯腰,我腰脊一屈便骨头生疼。几番碰壁之后,依旧又直直地立起。
这会儿,蹲在沅陵这山坳里,风把野草抽得簌簌响,我才咂摸出点味道来:当年那个蹲田埂上读书的少年,他要的其实不是饱食暖衣本身,还有一肚子没处安放的问题。
人心这东西,跟这山路一样,拐过一个弯还有一个弯。
再走了一会儿,看见一个赶羊的老汉,竹竿靠在肩上,脚边蹲着条黄狗。他见我停下,也不说话,从兜里摸出个搪瓷缸子抿了口茶,冲我扬了扬下巴,意思是“歇你的”。
我问他,这山上那些马头形状的峰,到底哪座算头一座。他拿竹竿往东边一指:
“都是。火场这边过去,雄黄山一路排到桃源,四十八个马脑壳,哪个不像?”
顿了顿,又补一句,“像不像的,山又不在乎。”
我愣了一下。
又问了一句:这村里人多不?
他咧嘴笑了笑,牙缺了两颗,说:“只剩几个老家伙了。手脚好的,都到山外闯世事去了。”
他指了指脚边的狗,旁边的羊,说:“我在,狗在,羊在。家就齐了。”
当时,没觉得这句话有什么,告辞后继续往前骑。
翻过一道山梁,路两边的景致忽然变了。
先前,还能看见连片的稻田,虽说是山里,田块小得像补丁,可到底有人侍弄,田埂上豆角架子还立着,水沟里清亮亮地淌着水。
翻过山梁往下走,稻田渐渐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成片的荒田,稗草窜得比人高,有些田块干脆塌了田埂,水漏光了,裂成龟背纹,上面长满狗尾巴草和野蒿。路边几栋吊脚木楼,门板歪斜,窗纸烂成絮,门前阶沿上长满青苔,一看就是锁了好些年的。偶见一两个老人坐在屋檐下打盹,身边连条狗都没有。整个寨子静得发慌,只有风穿过空栏圈时发出“嗡嗡”的闷响。
我骑得很慢,脑子里翻腾起来了。
这片山我太熟了。小时候缠着婆来荆竹溪走她娘家亲戚,那时候山路上全是人。挑担子的、背背篓的、赶猪的、牵牛的,田里一年四季有人弯腰。
大人说,那“十年”乱是乱,可田没荒,人还在土里刨食,哪怕刨不出多少。后来拨乱反正,包产到户那一阵,农村像被人往灶膛里猛吹了一口气,火苗“呼”地蹿起来。
我记得清清楚楚,一九七九年冬天,家里分到六亩多稻田,嗲嗲蹲在田埂上抓了一把土,搓了又搓,嘿嘿笑了一整晚。次年秋收,谷子堆得堂屋都下不去脚,破天荒杀了头猪,请全村人吃了顿杀猪菜。
那时候的农村,有股子劲,田里有水,路上有人,栏里有猪,小孩满地跑,狗追着鸡飞。
再后来呢?打工潮起来了,一茬一茬的年轻人往广东、往浙江跑。先是男人走,后来女人也走,再后来连孩子都带走了。田没人种了,起初是老人硬撑着种两季,后来只种一季,再后来干脆只种屋跟前那两分菜地。
山上的田最惨,路远,挑谷子下山腰都直不起来,索性就撂了。撂荒一年,草长;撂荒三年,灌木封了;撂荒十年,树都长起来了,再想开出来,得拿斧头砍、拿挖机刨,谁还费那个劲?
可城里呢?越修越大,马路越铺越宽,楼房越盖越高。人都往城里挤,挤进格子间,挤上流水线,挤进外卖骑手的电瓶车坐垫底下。
站在山头往下看,那些荒田像一块块烂疮,贴在山坡上,难看得很。
我问一个在路边剥玉米的老嫂子,田荒了心疼不?她拿手背蹭了蹭鼻子,说:“荒就荒呗,反正种谷子也卖不出几个钱。我儿子在东莞,一个月挣得顶我种一年。”
顿了顿,又补一句,“就是人没了,夜里黑灯瞎火的,连打个麻将都凑不齐一桌。”
这话跟那赶羊老汉的“齐了”搁一块儿咂摸,味道就复杂了。
包产到户那会儿,农村的“齐了”是田有人种、谷有人收、猪有人喂、娃有人管。
后来“齐了”,变成出去打工能挣着钱、过年回家能带回一沓票子。
再后来“齐了”,变成在城里买了房、落了脚、把爹妈接过去住两天又送回来——因为爹妈住不惯电梯房,嫌对门不认识对门。
每一茬人都在追自己那会儿的“齐了”,追上了就高兴两天,然后发现“齐了”后头还跟着个“然后呢”。
薛定谔说生命以负熵为食。可你瞅瞅这几十年的农村,熵增得厉害——秩序散了,人气散了,田埂塌了,水渠淤了,连狗都懒得叫了。包产到户那阵是负熵,把一盘散沙重新码出个形状来。后来打工潮是熵增,把码好的形状又冲散了。
城镇化到一定程度,镇上也堵车了,空气也呛了,人又开始念叨乡愁,想念农村的好。可农村回不去了,荒了的田要重新熟化得三五年,塌了的房子要翻修得十几万,最重要的是,出去了的人不肯回来,回来的也待不住。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想,它就是一股流。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谁也拦不住。可流来流去,总得有人守着点什么。包产到户那会儿的劲头、田埂上那种人气、晒谷场上追蜻蜓的野趣,不能全冲没了。
我在山路上,看到那些荒田,心里堵得慌,可堵完了又想:堵有什么用?我又不种田,我连自己阳台上那盆花都养不活。
我能守的,大概就是把这些念头写下来,写的时候不糊弄,不粉饰,不为了赶时髦把话说圆溜了——这大概也算一种“负熵”吧,从一堆乱七八糟的印象里,硬着头皮捋出几根线头来。
山风灌进领口的那一瞬间,我忽然想起那老汉说的“齐了”,也想起少年时那个蹲在田埂上、以为人生有终点的自己。
我低头看自己的边箱——防潮垫、修车工具、备用机油、三瓶红牛、一包压缩饼干。码得整整齐齐。这三天我每天出发前都要重新码一遍,码不齐心里就不踏实。可码得再齐,山风一吹,该乱还是乱。码得再齐,骑到山坳照样喘不上气。
我把边箱扣开,那本《生命是什么》被压在最底下,封面磨得起毛。我抽出来翻了两页,忽然觉得可笑。
我写稿子的时候,追求字字精准、篇篇规整,删掉的废稿能塞满一个柜子。我以为那些被删掉的东西就没了。可它们始终都在,它们变成我熬夜时多抽的半包烟,变成跟人说话时莫名的不耐烦,变成此刻蹲在沅陵的山坳里,还在琢磨“这趟摩旅到底有什么意义”的焦虑。
少年时我要的是饱食暖衣得书读,以为那是秩序,是终点。如今才明白,那只是起点。真正的功课,是在面对那个越来越大的荒芜,怎么把“自己”这东西安放住。
忽然就羡慕起赶羊的老汉来。他把日子过成了三件事:我在,狗在,羊在。这不是守住了什么完美秩序,只是在乱糟糟的山路上,守住了自己那点真东西——不着急,不较劲,不拒绝。
我撕了半块饼干嚼着,把书塞回边箱。风还在灌,远处那些马头形的山峰被雾遮了一半,剩下那一半也不怎么整齐。我低头看了看被风吹歪的护膝,懒得正了。
下山路上,我想:所谓守熵,守的从来不是不散架的秩序,而是在万事万物噼里啪啦往下滑的时候,护住心里那块自留地。
大半辈子跌撞奔走,碰得头破血流,五十四岁还骑摩托进沅陵的马头山,不是跟谁较劲,就是依然不服命运写成的剧本,不打算给活着杀青。
到火场乡上那晚,我把车停在客栈院子里,链条上全是泥。老板娘问我要不要冲冲,我说不用,明天还得脏。
进屋倒了杯热水,翻开那本磨毛边的书,薛定谔的句子底下我划了道线:“有机体以负熵为食。”
食就食吧。但吃饭的碗,得自己端着,端歪了也不撒手。
守就守吧。守一个守不住的东西,半辈子了,咬牙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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