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学校真正需要什么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提起“人工智能+教育”,不少学校的第一反应仍是“建平台、买设备、充会员”。热火朝天的投入之后,一个根本性问题反而容易被遗忘:我们使用人工智能的出发点是什么?更快的作业批改、更多角度的课堂观察确实提升了效率。但更多不一定等于更好,要辨别人工智能的应用是否合理,是否满足学校的真实需要,不能光看方不方便、高不高级,得有一把可鉴别需求真伪的标尺,更要拨开那些围绕技术的常见迷思,再针对不同学段学生的特点分层分析、分段应对。

一、立标尺,看认知责任落在谁身上

在教育装备展会上,有学校把人工智能进校园直接等同于买批阅机,买能识别跳远距离、跳绳个数的机器。添置新智能设备无可厚非,但把购买当成学校推进人工智能的必选项,仍是在用信息化的旧经验应对智能化的新变革。实际上,生成式人工智能对硬件的要求很低,普通电脑、手机即可使用。学校核心缺的不是设备,是怎么用、为什么用的观念。

此外,人工智能常被认为是替代教师的自动化工具而非协作者。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信息时代设备的关键不同在于对话、生成与协作。工具变了,用法不变,不过是用最先进的技术,重复过时的教育思想。把人工智能进校园当成采购清单,当成高效劳力,根源都是一样的:可测量、可展示的东西更容易在对外宣传中被看见,也就更容易被追逐效仿。但学生思维的变化、价值观的养成既难量化、也难展示,便被悄然忽略。学校在拥抱人工智能时,往往先想到教师是否省力,而非学生是否成长,用的是技术进步的逻辑,盖掉了学生成长的教育初心。

因此,判断一项技术、一项应用究竟是真实需要还是形式主义,我们可以立一把“认知责任”的标尺,看责任落在谁的身上。所谓认知责任,指的是提出问题、作出判断、验证结果并对最终成果负责的能力与担当。这把尺既可以量学生,也可以用来量教师。教育的目的,本是让学生把这份能力长在自己身上,若是把这份责任从学生手里悄悄接过去的,效率再高、观感再新,都与育人目的相悖;要是认知责任留在人身上,甚至逼人更认真地提问、更审慎地核验的,才可能是学校真实的需要。

二、辨迷思,认知责任的三次外移

对照认知责任这一标尺,当下学校应用人工智能,有三种典型的迷思:

第一种迷思,是把炫技当应用。让李白朗诵自己的古诗,帮教师一键生成教案,在大屏上显示眼花缭乱的图形图表,常被当作人工智能进校园的典型表现。这些的确热闹、吸睛,但若仅仅停留于炫技,价值便十分有限。问题不在工具本身,而在如何使用。对新手教师而言,用人工智能获得一份教学设计初稿,未必是坏事,关键在于有没有据此二次备课,有没有加入自己的思考判断,有没有课后的反思。“复活”李白用于情境导入、审美激发,同样可能有效。形式主义主要弊病就是形式与内容的本末倒置,当一键生成取代了教师的独立设计,当技术展示只用来在公开课上博一时眼球,人工智能的应用也就失去了教育的价值。

第二种迷思,是把检测当教育。AI写论文在大学引起广泛关注。学校反对学生用人工智能写论文,于是推出各种AIGC检测算法。学生则反向寻找去AI味的提示词,以图蒙混过关。这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较量中,大部分争论都是围绕使用人工智能是否合规,探讨怎样用才算合理的却很少见。我们反对学生用人工智能完成作业,到底在怕什么?最主要、最核心的是怕学生不动脑子。这个怕是对的,但用查AIGC率来确保学生思考却是南辕北辙。检测只能证明没有用,无法证明思考了,它查的是痕迹,不是思考。一篇没有真正思考、只是东拼西凑的原创论文,照样能通过检测;一篇深思熟虑、仅借人工智能整理文字的文章,反而可能被误伤。

事实上,是否完成了思考与是否用了人工智能并无必然关系。一个学生若已形成独创性见解,只是借人工智能整理成文,未必不可。这类似一位科学家思考成熟、但文字晦涩,编辑审后对其润色修改。不过这里要特别声明,编辑润色的前提,是作者本人已经完成思考,并对最终成果负责。反对检测AIGC率,并不意味着放弃学术规范,而是将检测痕迹换成提供认知责任证据。我们可以要求学生提供草稿版本、过程记录、进行口头问辩……这些做法说到底就是让学生把“我是如何想到这儿”的证据拿出来,这比任何一种检测算法都更能促进学生真实的思考,让学生负起自己的认知责任。

第三种迷思,把禁与放当治理。有的学校规定常出现摇摆,昨天还要求积极推进,今天又要求稳慎使用;有的学校怕教师滥用,明令不许用人工智能写教案、批作业、做总结,可又怕跟不上趟,要求公开课上必须体现。到头来,人工智能成了花瓶,只在检查时拿出来秀一秀,却进不了备课、批改、教研这些真实场景。统一的规定代替不了教学情境中的具体判断,当教师不必判断这个环节该不该用、用到什么程度、生成的东西靠不靠得住,只管照章交差了事,认知责任就一并交了出去,人工智能的应用便与真实的教学断了联系。

三、定分寸,各学段各守其责

小学、中学、大学育人目标不同,该由学生自己承担的认知责任不同。所谓分寸,就是看哪些环节可以交给AI,哪些部分要由学生自己承担。

对中小学而言,人工智能可以接触,但不能用于作业练习代答。心理学认为“学习是个体在特定情境下,通过练习或反复经验而产生的行为或行为潜能的相对持久变化。”作业与练习是学习不可省略的步骤,《学记》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中小学所学的各科知识日后未必都能用在生活里,但经由学习获得的理解、判断与推理能力却是为一生打基础。人工智能若直接给出答案,等于跳过了磨的过程。更要紧的是,中小学生心智尚在建构之中,判断力与自制力不足,过早、过度依赖,可能让思维在发育的关键期得不到锻炼。在有的平板教室里,教师让学生“用AI探究”“看看AI怎么说”,屏幕上立刻生成一大段文字。学生还没来得及形成自己的想法,就先拿到了一个通顺的答案,后面的表达与讨论往往成了朗读AI生成的内容。设备在学生手里,责任已不在学生身上。中小学真正需要的不是更聪明的答案,而是磨的过程,人工智能至多做激发兴趣、提供追问与反例的陪练,不能代答、更不能代作判断。

对大学而言,学生已初步具备独立思考能力,人工智能可以进入作答、检索、成文与推论这些环节,但认知责任仍须由学生承担。大学育人重心转向高阶思维、学术研究与创新创造,学生要学会的是与人工智能协作,而非被人工智能替代。相应地,学校真正需要的,是人工智能素养教育:理解人工智能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为什么会出现AI幻觉,从而在技术应用中始终保持主体性与判断力。

四、改制度,别用旧尺量新实践

把人工智能应用中的形式主义仅归结为观念落后,是一种过于轻巧的解释。观念之外还有更深的东西:以用或不用为标准的二元判断、重硬件采购轻应用的惯性思维、以展示为诉求的应用逻辑,以及紧张的课时安排与繁重的教师负担。换句话说,不是校长和教师不想变,而是制度还在用旧尺子量新实践。不改变这些激励结构,只要求学校转变观念,观念便很难真正落地。因此,学校真正需要的,除了立下认知责任这把标尺,还需要改变制度:让那些真正有利于学生成长的实践,比如错题整理归纳,学情追踪分析,校本研修的理论点拨,个人经验转化为智能体技能的探索,能够在实践中被激励、被容错、被长期坚持。

面对人工智能,学校最需要的不是高大上的设备,不是一哄而上的热情,也不是一刀切的封堵,而是把学生成长放到关注中心。当下一次有人展示耳目一新的人工智能公开课时,我们该问的或许不是这堂课看上去有多智能,而是坐在教室里的那些孩子,刚才想了些什么。

文/湘西州教育科学技术院副院长 张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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