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秋天的思念

文图 /杨再宏

转眼已是深秋了。阳光仍然和煦，气温还算暖和。天空是湛蓝的，几团棉花似的白云像是被画家涂抹在蓝底的天幕上；沅江大道两旁的树木——桃树、梨树、樟树、柳树等已是落叶萧萧，江畔的芦苇也开始枯黄。一江碧水绕着山脚蜿蜒的流向远方，一群白鹭颉颃在江面上，越飞越远，不一会消失在视野中，他们还回来吗？我问周围，也问自己。

涉江楼及附近的沅江大道上散步休闲的老人很多。每当我走到这一路段，我的眼睛就会情不自禁地在老人中搜寻，娘呢？在不远处——白沙古井上方那条长凳上有几位老婆婆坐着，娘经常坐在那里休息，也经常把我介绍给一同休息的老玩伴。当我走近那几位坐着的老婆婆时，没有见到娘。倏忽回过神来，唉！娘已不在了。

娘是五月份去世的，有四五个月了。在我的记忆中，娘一直没有什么大病，很少进医院，她是自然衰老，油尽灯枯，老天眷顾，去的时候没有痛苦，十分安详。

我是家里的长子，我的上面是三个姐姐，由于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我出生时是格外受到家人的重视的。满月后就请村里叔侄爷们喝喜酒，家乡农村习俗叫“打喜”。在农村家里没有男孩子，做父母的在村子里好像低人一等，特别是女人，没有给夫家生男孩子也是抬不起头的，因为婆家会嫌弃，村里人会说闲话。所以生女孩子是不“打喜”的，只有添了男丁才“打喜”，应该说是向村子里的人宣布他家有“香火”了。我的到来，全家都十分开心，我想最开心的应该是娘。

后来在我的下面又添了两个弟弟，算是人丁兴旺了。一大家子人虽然热闹，但在生产队集中生产劳动，按工分多少分配粮食的年代，家里是十分困苦的。记忆中，我们兄弟姐妹都要读书，爷爷奶奶年迈体弱，父亲一个人在外工作，只有母亲一个人是队里的劳动力。为了多挣点工分，母亲是没有休息日的，起早贪黑在生产队劳动，就是这样每月分到家里的稻谷也只有一百八十斤，年终结算还要还队里的贷款。

家里人口多，粮食不够吃。煮饭时多加点水，再添些红薯、玉米、土豆等杂粮。

白米饭娘总是让给孩子们吃，自己常常两三顿都是吃杂粮。听娘说，那年家里的粮食吃光了，她只好厚着脸皮到离家很远的公社林场场部去借红薯。那天下着毛毛细雨，她背着一麻袋借来的一百多斤重的红薯从山上的林场下来，由于山路既窄又湿滑，她脚下一滑，一个趔趄扑倒在路上。背篓上一百多斤的红薯直接压在娘的后颈上，使她喘不过气来，幸亏有路人经过才得以解救。虽说母亲当年是被一百多斤的红薯压得喘不过气来，其实在那个年代，大家都是被贫穷的日子压得喘不过气来。

娘只读过小学二年级，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她对自己子女的读书教育是十分重视的。几个孩子都送学校读书，她说只要你们哪个读得书就是砸锅卖铁也要盘书（供其读书）。我小时候十分贪玩，七岁多才被送去上学。记得小学二年级时，一次数学期中考试只考得两分，受到老师点名批评。于是我死活不愿上学去了，晚上娘在火塘边一边纳鞋底，一边给我讲了很多要读书的道理，有一句话我至今还记得：男儿不读书犹如养头猪。娘讲了许多道理。我那时懵懂，一斗黄豆倒下来，一粒都没装下。第二天我还是不肯去上学。娘从屋边取了一根竹鞭，抽打我的屁股，边打边问我，去不去读书。我被打的受不了了，就向屋前的田埂跑去，可是刚下过雨的田埂很滑，我跑得很慢，被娘从后面追上来逮住了。娘拽住我的手，把我送到学校交给班主任张世桂老师。放学后我回到家里，娘收工回来，放下锄头，拉住我的手叫我转过身子，脱下我的裤子看到我的屁股被打得一道道红肿的印痕，这时我发现娘的眼里闪着泪光。自那以后，我再也不敢说不读书了。

那一年，我高考完后在家里等待录取通知，等待是难熬的，看得出娘也是很焦急的，只是嘴上不说。当我从县一中看了录取学生公布榜后，急匆匆乘车赶回家，一进门看到娘就说我被录取了，榜上有我的名字。娘喃喃地说：那好，那好，那好。我又一次发现娘的眼里闪着泪光。

工作以后，我常跟娘笑着提起小时候不肯读书、挨竹鞭那回事。娘总是既愧疚又自豪地说：孩子小，不懂事理，不能由着他。多年来，我一直感激娘，是她用竹鞭把我赶出了山村，是娘的竹鞭一直鞭策着我在人生路上一路前行，不敢懈怠。

一阵秋风吹过，沅江大道旁一簇簇的樟树发出沙沙的声响，焦黄的落叶纷纷飘落，满地飞舞。我知道，落叶落下又有新的绿叶生长，道旁的桃树、梨树来春又会开花结果，可是娘却离我而去，再也不会回来了，就像眼前这一江秋水，一去不复还。

作者：杨再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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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