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何不反清称帝？

曾国藩手握重兵，为何不反清称帝？

文丨张效雄

1864年，湘军攻下南京城，太平天国运动宣告失败。作为胜利之师湘军的领袖、两江总督曾国藩，手握三十万百战之师，节制江南四省军政，威震四方，权倾朝野。剿灭太平天国以后，其弟曾国荃、部将彭玉麟等诸多湘军将领，劝其效仿赵匡胤，黄袍加身，推翻满清，恢复汉家天下。有好几个幕僚以“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的隐语试探，曾国藩默不作声。 最终，曾国藩选择了“裁湘军、表忠心”，终其一生，未越雷池半步。百余年来，无数人扼腕叹息，设想过曾国藩称帝后的中国走向。那么，这位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的理学名臣，究竟为何不反？

曾国藩首先是位理学家，其次才是军事家。他一生恪守程朱理学，以“忠君卫道”为最高道德准则。太平天国打着“拜上帝教”的旗号，焚孔庙、毁经书，在曾国藩眼中，这是比满清统治更为可怕的“名教之奇变”。他组建湘军，核心动员口号就是“卫道”，保卫中国数千年的礼教纲常。 若他反清，则其毕生奋斗的正当性将荡然无存，将从“中兴名臣”沦为“乱臣贼子”。在儒家伦理框架下，“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刻入骨髓的基因。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君子之立身，以不妄为为本。”他更希望成为郭子仪式的“再造大唐”的忠臣，而非曹操式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奸。称帝意味着与自我价值体系彻底决裂，这是他精神世界无法承受之重。这也是他赢得“古今第一完人”评价的主要原因。

表面看湘军三十万，实则山头林立。曾国藩能直接指挥的，只有其嫡系吉字营等部，其弟九帅曾国荃统领，约十余万人。左宗棠的楚军、李鸿章淮军虽源于湘军，但此时均已独立成系，且与曾国藩存在微妙的竞争关系。左宗棠性格孤傲，久有不平之气；李鸿章则更为圆滑，奉行实用主义。一旦曾国藩举旗，左、李大概率不会追随，甚至可能奉清廷之命成为讨伐先锋。最忌惮的就是左宗棠，同样是个道学家，手中兵力不是一万两万。曾国藩应该权衡过，如果自己称帝，左宗棠会最先从苏州出兵，是否能够招架没很难说。 更致命的是湘军内部的腐败与厌战情绪。围困天京两年，将士们早已精疲力竭，最大的动力是“破城发财”。天京陷落后，湘军大肆劫掠，人人腰缠万贯，归乡享乐之心极盛。此时让他们放弃到手财富，再去进行一场风险莫测的称帝风潮，众部下未必相应。彭玉麟曾试探性地提出“东南半壁无主”，但当曾国藩写下“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表明心迹后，便再无下文。这说明，所谓的“劝进”，更多是试探或情绪宣泄，并非深思熟虑的政治纲领。

清廷不是吃素的，慈禧与恭亲王奕訢并非庸主。在利用曾国藩剿灭太平军的同时，清廷的制衡术从未停歇： 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屯驻于江北，官文坐镇武昌，冯子材扼守镇江，对湘军形成战略包围。一旦湘军北上，将面临多面夹击。 清廷刻意提拔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人，使其与曾国藩分庭抗礼。沈葆桢任江西巡抚后，立即截留湘军军饷；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楚军独树一帜。这些布局，使曾国藩无法整合整个南方力量。 清廷始终以“满汉之别”暗中提防。曾国藩若反，清廷必将动员全国舆论，将其塑造为第二个吴三桂，号召天下共讨之。 这种政治加军事的布局，曾国心里十分有数，不敢轻举妄动。

曾国藩是务实之人。他深知，即便侥幸称帝，也面临三大无解难题： 湘军军饷长期靠厘金和捐输自筹，江南经济残破，若反清，清廷必然切断所有财源，湘军将不战自溃。 列强在华势力盘根错节，他们更愿意与“合法”的清政府打交道，未必支持一个前景不明的汉人新政权。 清初的历史教训很是警醒。吴三桂衡阳称帝后迅速败亡，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过早称帝，立即成为众矢之的。 中国是很会算账的，如果借机称帝，成本太高，胜算不大，所以宁愿选择做“中兴名臣”以保身后之名。

曾国藩晚年曾对幕僚赵烈文感叹：“吾日夜望死，忧见宗庙之陨。”他深知清廷气数将尽，却无力回天。但他选择做“补天”的裱糊匠，而非“拆天”的掘墓人。他裁撤湘军、自削兵权，换来了清廷的信任、家族的平安以及身后“文正”的谥号。他或许预见到，清廷终将覆灭，但那应是历史自然演进的结果，而非由他亲手点燃战火。 曾国藩不反，是儒家道德的自律，是现实利益的权衡，更是对历史大势的清醒判断。他选择了做“忠臣”而非“枭雄”，使中国避免了一场可能更为血腥惨烈的内战，也为后世留下了“立功立德立言”的道德标杆。这一选择，或许让中国错过了一次提前转型的契机，却也保全了江南经济命脉，为后来的洋务运动保留了火种。 历史没有如果。曾国藩用他的“不反”，写完了自己作为理学名臣的完美答卷。在权力的巅峰时刻，选择克制，比选择放纵更需要勇气与格局。

作者：风起小说张效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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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