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之灯还在发光，我们要把它挑得更亮

【受访人】中南大学人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卷本长篇历史小说《王船山》作者 聂茂（以下简称：受访者）

【采访者】中新社湖南分社总编辑 刘双双（以下简称：记者）

【时间】 2026年10月24日

【地点】长沙麓山南路中南大学文法楼

记者：聂教授，很高兴您能接受我的采访。近几十年来，从美国的布莱克、法国的谢和耐、俄罗斯的布罗夫，到日本的村濑裕也、韩国的“王夫之思想研究会”等等，船山思想已实实在在进入了国际学术视野。在您看来，一位17世纪隐居湖南山中的思想家，凭什么吸引了世界学人的目光？

受访者：非常荣幸。我也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就“王船山能为当今世界提供什么”谈一点自己的浅见。

应当说，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船山先生及其思想在域外学界的出场是引人注目的。早在1963年，俄罗斯汉学家布罗夫就以《17世纪中国思想家王船山的世界观》获得副博士学位，1976年该书问出版——他称船山先生“是真正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并称赞其学说“是中国中世纪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1989年，美国汉学家白莉荷出版其博士论文《王夫之哲学思想中的人与自然》，同年法国学者朱利安出版《过程或创造：中国文人思想导论》。1992年，英国学者麦穆伦的博士论文《热诚的实在论者：王夫之生平及政治思想导引》在香港出版；2005年，法兰西文学院院士谢和耐推出积二十余年之功的《物之理：论王夫之哲学》；2017年，美国学者布拉索万出版《理学家的生态人文主义：王夫之新诠》。而东亚方面船山学研究专家也取得了扎实的成果，如日本学者高田淳的《清末的王船山》、村濑裕也的《王夫之的“人为”“义内”思想》，以及韩国学者李哲承、金珍根、金东敏等人都有相关的著述。目前，除了一大批船山学研究的域外学者，世界各国以船山为对象的研究机构也有近四十家。

船山先生凭什么吸引了世界学人的目光？

首先是内容的“丰富性”。船山先生“坐集千古之智”，对经史子集作了一次全面清理与系统总结，任何一个想理解中国思想整体面貌的域外学者，都绕不开他这座资源库藏。

其次是方法的“异质性”。船山先生立论，从不从变化之外去另立一个不动的本体，只就变化本身说变化。他的世界图景与西方主流形而上学不同：太虚本动，气只有聚散往来而无生灭，理在气中，天下惟器，道不离器。当西方哲学开始检讨“实体”与“主客二分”时，他们发现船山先生早已用中国智慧思考过类似的问题。

最后是思想的“普遍性”。十七世纪的欧洲有笛卡尔、斯宾诺莎、洛克等人思考世界的本源性问题，湖南石船山下也有一个人在追问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他用的是中国古老的话语体系。这种追问没有间断。我读杨昌济先生的传记，注意到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讲课时极为推崇湖湘学人的“原道”精神，将这种“道”称为“大原则”，要求学生认识宇宙人生的“大本大源”之道。他的学生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在致黎锦熙的信中写下：“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又说：“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这个“本源”不是悬空的形而上本体，它既要解释世界，又要“动天下之心”、致国家“富强幸福”。这些观点，与船山先生“道不离器”“经世致用”的精神内蕴是一脉相承的。

记者：社会上经常有人把船山比喻为“东方的黑格尔”，还有人声称“1985年美国评出古今八大哲学家、船山先生与马克思并列”等等，却并无权威资料能够佐证。在您看来，东西方文化在如何评价一位中国思想家这个问题上，是否存在不同的逻辑与尺度？

受访者：这正是我想澄清的问题。所谓“船山先生与马克思并列”这个说法，在中文世界流传了很长一段时间，近年来尤其多，但迄今查不到可核查的原始出处：由哪家机构主持、评审者是谁、公布于何种载体等等，均无线索。事实上，判断一位思想家的分量，不是靠一次看起来高大上却无从追溯的排名。

至于“东方的黑格尔”，则是一种比较式的说法，用熟悉的名人比喻另一个人，有着传播学上的“偷懒”与便利。黑格尔的辩证法指向绝对精神的自我完成，船山先生的“两端而一致”指向人在天地之间“继善成性”的实践。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的确，东西方文化在评价人的历史贡献上有着较大的差异。西方学界重点关注这个人是否回应了普遍的哲学问题，有没有独特的思想体系。中国学术传统的重心表现在这个人是否回应了时代的根本困境，能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对于东西方不同的评价标准，我们不拒绝比较，但要把重点从“与谁并列”转化成“为世界提供了什么样的答案”。我们既要有可比较的自信与自警，也要有“不可通约”的自觉与自强。船山先生不是因为黑格尔才属于世界，而是因为衡阳湘西草堂的那盏油灯照亮了世界。

记者：您在小说《王船山》中写道，船山先生晚年面对潘宗洛“书未刊刻”之问，答曰：“吾书两百年后始显，吾道五百年后大昌”。此为史实还是虚构？从清初的湮没无闻，到《四库全书》的有限著录，到邓显鹤、曾国藩兄弟的刊刻，再到谭嗣同、章太炎等众多志士仁人的推崇，您是如何理解船山思想从“隐”到“显”的传播历程？

受访者：这是我的小说笔法，它不是船山先生的原话，而是转引而来。

“吾书二百年后始显”在欧阳兆熊《水窗春呓》的“王船山先生轶事”中提到：“先生尝言‘吾书二百年后始显’，令子孙藏弆甚谨。”而 “五百年后，吾道大昌”则见于刘人熙诗后自注，转述同县朱松云所述船山之言。潘宗洛亲撰《船山先生传》署“康熙乙酉八月既望”，所据主要是船山次子王敔的《大行府君行述》，其时船山去世已十余年。我把这一问安排在船山生命的最后时刻，完全是小说家的艺术处理。

船山先生从“隐”到“显”的历程，非常曲折。先生于1692年卒，遗稿由王敔藏匿、翻晒、修补，再经潘宗洛作传，才得以入国史馆儒林传。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馆，著录的是《周易稗疏》《书经稗疏》《诗经稗疏》《春秋稗疏》等经学考据之作，《尚书引义》《春秋家说》仅列存目，另有九种诗文集被查禁。朝廷收录的是一个“安全”的船山思想。真正有锋芒的《读通鉴论》《宋论》则沉睡在湘西草堂。嘉庆间衡阳马倚元刊刻十余种，为发声之始；道光二十二年（1842）邓显鹤主持刊成守遗经书屋本《船山遗书》十八种一百五十卷，可惜的是，咸丰四年该板毁于大火；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曾国荃兄弟悉心刻印《船山遗书》，船山之学由湘而及于天下。

船山先生的作用与价值不是在他活着的年代，而是被后世不断“发现”和激活的年代。邓显鹤、曾国藩、郭嵩焘等人“发现”的是务实求变的思想资源，谭嗣同、章太炎、章士钊等人“发现”的是“冲决网罗”的变革图强。真正的大思想家不是被“发现”一次，而是被每个时代所“发现”。船山先生“两百年”和“五百年”之说，不是强调他的预言多么灵验，而是彰显他的自强不息精神，以及他对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的坚定信念。

记者：您在多篇文章中阐释船山“经世致用”“理气合一”思想的当代价值。有学者认为，船山“两端而一致”的思想可为化解“文明冲突”提供启示。这些东方智慧能否回应今日全球性挑战？

受访者：“两端而一致”是船山先生的重要思想。他在《周易外传》强调“无有乾而无坤之一日，无有坤而无乾之一日”，既批评“规于一致而昧于两行”的庸人，也批评“乘乎两行而执为一致”的妄人：前者看不见差异，后者看不见变化。

与亨廷顿式的文明冲突论不同，船山先生不承认世界上有“截然分析而必相对待”之物，因为阴阳、乾坤不是两个实体，而是同一气化流行的两种动势。世界文明存在差异，但差异不等于对立，两端可以在一致中共存。

坦率地说，船山先生提供不了解决今日全球性挑战的现成方案。他提供的只是“另一种可能”，其有效性必须在与其他文明的对话中被检验，诚如他自己说的那样，“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这既是治学的方法，也是我们面对差异时应有的态度。

记者：您历时十二年创作《王船山》，后又担任纪录片《船山先生》文学撰稿人。向世界讲述船山时，最难传递的是什么？如何让西方读者真正“读懂”？

受访者：严格地说，从2012年写船山先生的传记，到2024年推出四卷本小说《王船山》，再到2026年出版小说的修订版，前后经历了十四年。最难传递的不是躺在史料中符号般的哲学家，是有一个活生生的、吃五谷杂粮、有七情六欲的人。

无论是写传记，做纪录片的文学撰稿，还是写长篇小说，最大的挑战有三个。

一是人格。船山思想的分量来自他的躬身践行，他一生坎坷，贫病交加，却写下“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西方读者通常会看到一个17世纪的朴素唯物论者，直到活生生的人（如小说《王船山》塑造出来的立体人）出现，他们才真正明白船山先生为什么在无望中仍要“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二是思想。如气、理、势、器、文脉、天下等船山思想的核心观点很难翻译得恰到好处，因为翻译不是词汇的替换，而是整个经验世界的迁移。

三是风格。船山先生所写文字，古雅、节制与含蓄，他喜爱用典故，这在输出的过程中，“文化折扣”尤其明显。

那么，怎样才能让西方读者“读懂”？我认为：

一是从“问题”入手。先让他们了解三百多年前的船山先生面临的困境：文明崩解之际，人何以自处，文脉何以延续？这是17世纪人类共通的经验，不需要注释就能共情。

二是用故事推动思想的转译。思想一旦回到具体的人与处境，异国读者就能轻易走进去。

三是加大整理与译介的力度。船山先生留下逾千万字的著述，岳麓书社《船山全书》令人景仰，但它的外译远远不够。百余年来，我们译介了多少西方思想家的著作，而世界能读到的船山，至今仍然是零星篇章，非常遗憾。这不是别人的事，而是我们自己的事。

十七世纪的衡阳，多少个不眠之夜，湘西草堂的灯幽幽地亮着。船山先生在纸上写下的每一个字，不知道后世会不会有人读懂。但他信。相信就能看见。相信光，就有光。三百多年后，这盏灯还在发光。我们今天能做的，是把这盏灯挑得更亮，让更多的人所看见。

作者：刘双双

责编：吴天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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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