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新域丨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阶梯式递进的辩证法意蕴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罗锦鹏

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中国的具体实践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立足我国国情,在发展条件不断积累、阶段任务接续完成和关键环节持续突破中实现发展水平的逐步提升。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阶梯式递进所蕴含的辩证法意蕴,对于科学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方位,准确把握不同阶段的目标任务及其衔接关系,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迈上新的发展台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梯式递进,体现了发展阶段性与历史连续性的辩证统一。阶段性强调的是,每一阶段具有与该阶段发展基础相适应的目标任务和战略部署,由此形成不同阶段之间质的差异;连续性则意味着,各阶段并非彼此孤立,社会主义方向贯穿现代化全过程,前一阶段积淀的发展成果构成后一阶段接续推进的客观前提。前一阶段的成果为后一阶段提供现实起点,后一阶段在继承既有条件的基础上确立新的目标任务,由此形成前后衔接、逐级递进的发展过程。马克思指出,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只有在其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之后才会出现,表明新发展阶段的形成不可能脱离既有的物质条件。列宁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也强调,向共产主义过渡“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阶段”。就中国式现代化而言,阶段性目标的实现正是其阶梯式递进的重要表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到一副对联:“遵道而行,但到半途须努力;会心不远,要登绝顶莫辞劳。”这副对联以登山登顶为喻,形象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在坚守社会主义方向前提下,必须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攻坚克难、接续奋斗。

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梯式递进,体现了客观条件制约性与主体实践能动性的辩证统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这些条件既“为新的一代所改变”,又“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这表明,一方面,既定的生产力水平、社会关系和物质环境划定特定阶段现代化建设的现实起点;另一方面,这些条件并不机械地决定实践的结果。主体能够在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创造性实践突破既有条件的限制,将蕴含于现实中的发展可能性转化为实际的发展成果,推动发展阶段的跃升。中国式现代化不同发展阶段的形成和转换,正是在这种客观条件制约与主体能动实践的相互作用中实现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我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实行改革开放,持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入新时代,党立足长期发展积累的物质条件和制度基础,着眼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高质量发展要求,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梯式递进,既不是脱离客观条件的主观冒进,也不是受制于既有条件的消极等待,而是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通过能动实践不断改变条件、创造条件,推动现代化建设从既有阶段向更高发展阶段跃升。

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梯式递进,体现了历史主动与历史耐心的辩证统一。历史主动,重在把握规律、认清阶段性特征,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依靠改革创新突破制约阶段跃升的瓶颈,抢抓机遇把现代化建设推向更高阶段;历史耐心,则要求在充分认识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与复杂性的前提下保持战略定力,在条件尚未充分时不急于求成,依靠持续积累夯实阶段跃升的基础。中国式现代化是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领域的深刻变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但这绝不意味着放弃历史主动。也就是说,历史主动不是脱离条件的冒进,历史耐心也不是消极等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通过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干出来。这启示我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保持足够的历史耐心,以久久为功的定力,不断夯实向更高阶段迈进的基础;当发展基础逐步具备、战略机遇出现或深层矛盾亟待突破时,则须发挥历史主动精神,通过积极有为的实践推动发展阶段实现跃升。

(作者系湖南省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湖南大学基地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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