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伏：以茶洗心 以心为棋

以茶洗心 以心为棋

文｜刘鸿伏

自在人间，喜乐自足，名利可以无，但饮茶与围棋不可少，这两味疗心妙药，会让人生多一份优雅与从容，少一种潦草和匆迫。

在忙碌中坐下来，煮一壶茶，看茶叶在水子沉浮舒展，日子忽然就慢下来，心情渐次舒展，焦灼与浮躁尽去。

倘若邀一二知己于松下或水边，执黑白子，不计输赢，也不论成败，听棋声笃笃，那黑白子落下去的便是朝与暮了。

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也正是在许多时候我们愿意学习古人对生活的态度和生存智慧的原因。以茶洗心，以心为棋，自然是妙不可言。

我一直认为，古人喝酒饮茶，多数时候表现了一种优雅从容的生活心态与风度，他们的喝酒饮茶，带有文化沙龙意味。如古人最讲究的饮茶，在日本叫茶道，在中国的宋代叫“斗茶”，日本的茶道正是从宋代“斗茶”化用而来。

对中国人来说，饮茶比饮酒更重要些，喝不喝酒问题不大，但不喝茶就没法过了。所以饮茶之风在中国源远流长，西汉王褒就有“烹茶尽具”（《僮约》）的说法，可见公元前已有很讲究的茶具与烹茶的习惯。大家都知道唐代有个茶圣叫陆羽，他写过一本极有名的《茶经》，这本书里把茶具分为24种，把天下的泉水排出名次，把天下的茶叶分出高下，把烹茶的技艺与如何饮茶记叙得极富诗意与情致，若说茶文化，陆羽便是这种文化的开山鼻祖。唐人饮茶，分明显现出盛世风范，文化的高度发达，经济与国力的强盛，人心的舒展，世风的敦厚，都在极其讲究的茶道中体现出来。人们可以优雅而满有情致地生活。唐人饮茶的文化化、艺术化，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泉水的选择。天下名泉，都是烹茶的必备，烹茶需绝佳的泉水，这是首要的。泉水以清冽甘甜为上，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矿泉水。名山大川，深谷岩壑，都有好泉水，古人不用溪水、湍水、井水，更不用河水，不惮其烦地取那山中甘泉以烹新茶，这种讲究，今人是难以设想的。唐人之后，各代饮茶对于泉水的讲究，花样繁多，各尽其妙，尤以宋代为最。比方说，有取冬雪贮入瓦瓮埋入桂花树下待来年再冲泡新茶的。

二是茶具极其讲究，炉、炭挝、沥水囊、碾、罗合、交床、涤方等等外，茶碗更加精美。陕西法门寺曾出土过一套唐代茶具，这是一种一盏一托式的茶碗，茶托为卷边荷叶形，碗呈莲花状，端庄雅丽，不仅实用而且颇具审美效果。唐代有越窑，瓷色发青，秘色瓷为最佳，因为茶汤作红白二色，贮之青瓷碗中，便色彩悦目，这种饮茶中体现的审美情趣，是很令人回味的。

三是烹茶的燃料极讲究。烹茶必选上好的木炭。炭火微红，团扇轻摇，炉上茶汤渐沸，清香绕室，无疑是高级享受。木炭之外，还有捡山上老松的落叶来烹茶的，松叶含香，烹出的茶味更加馥郁。僧人、名士、大官，既能从松叶的“哔啵”声中找到回归自然的心情，也能从品茗清谈中获得闲逸优雅的人生享受。唐以后的宋代，把中国的茶文化推上巅峰。宋代朝野间盛行“斗茶”之风。其实“斗茶”也叫“茗战”、“点茶”，主要比赛煎茶、点茶与击拂技巧，是茶事中的竞技活动。宋徽宗不仅写得一手极好的瘦金体书法，更热衷于“斗茶”，他有专门的茶盏，即建窑烧造的“兔毫盏”。此种茶器釉色黑紫，有细密如兔毛的片纹，底部与盏口边缘有白亮斑点，犹如炯炯目光，形制小巧，十分名贵。皇帝热衷斗茶，下必盛行，斗茶先要比茶汤的色泽，冲出的茶汤花以纯白为上；再是比茶汤花与茶盏内壁相接处有无水痕；此外还要比茶水的色、香、味及茶具的精劣。这种斗茶不仅极为讲究，简直有些奢侈，但也颇有趣味。烹茶的高手一时便遍布朝野之间了。

明、清两代的茶文化，基本上只存在于文人雅士与官、商人士中，饮茶同样讲究，但比之宋代人已有些逊色了。烹制茶汤未有创新之外，饮茶的茶具却十分了得。首先明代宣德、成化专制的茶盏，如青花、斗彩、祭红这类美丽绝伦的瓷制茶杯，所谓“成杯一双，值钱十万”。不仅可用且可赏，今天已难得一见了。而最为后世推崇的当然是紫砂茶具了，明代“供春”紫砂壶，极负盛名，“一具尚值三千缗”。供春之后有时鹏、董翰、赵良、元畅四大制壶名家，四人之后有“壶家妙手称三大”之说。“三大”者，制壶大师时大彬、李大仲、徐大友也。清代负大名者有惠孟臣、陈鸣远、陈曼生、杨彭年等等，一壶价在数十万元到百万元以上，没有惊人技艺与特殊的妙处，又怎值得这许多！

紫砂壶是艺术品，“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何也？壶小则茶香不涣散，味不变洩，隔夜可饮。古人爱紫砂壶可谓到了痴迷的地步，一些大官名士，每得一名家所制之壶必数十年不离左右，死后随葬。紫砂质地古朴纯厚，不媚不俗，文人玩壶，视为雅事。所谓“温润如君子，豪迈如丈夫，风流如词客，丽娴如佳人，葆光如隐士，潇洒如少年……朴讷如仁人，脱俗如衲子。”（奥玄宝《茗壶图录》），古人对紫砂壶的喜爱，由此可见一斑了。紫砂壶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这是创制者出乎意料的事。供春壶、大彬壶、孟臣壶、曼生壶，在今天已是存世稀少又稀少，堪称国宝了。

所以饮茶一道，分明见出古人的文化品位与艺术趣味，还真是我辈俗物匪夷所思的了。优雅的处世风度，在袅袅茶香中凸现，令人感喟。

围棋究竟始于何时，一时未遑考索，但至少可以断定春秋战国时即有了关于它的文字记录。如《孟子·告子上》中就有“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并且孟子以弈秋教两徒弟作比喻，认为专心则成，若三心二意，就不可能在棋艺上有所长进——哪怕是国手当你的师傅也不行。围棋是小技，但古人常把它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比论。班固《弈旨》说：“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黑白，阴阳明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成败臧否，为仁由己，危之正也。”围棋的设制，我总觉得博大精深，很能见出古人以小见大的智慧来。棋圆局方，子为黑白，所谓天地阴阳，横陈于眼前。玄思妙想，运智慧于天地之间，设伏作诈，突围纵横，生死瞬间，成败亦在瞬间，不只人生如棋，治国治兵也颇相类，所以古人的围棋，恐怕不纯粹是娱乐和竞技，还有一种大的寄托在内。

古代的文人雅士，江湖隐者，甚或帝王将相，多数是精于棋艺的。文人以琴棋书画为四种必修课，棋在第二位，有史料记载王维与苏东坡的围棋水平是当时国手级的。帝王中梁简文帝以好弈著称，曾命当朝文坛领袖沈约作《棋品》五卷，书中同时也体现了沈约的文化品格，如“入神造极之灵，经武纬文之德，故可与和乐同妙，上艺齐工”。简文帝之外，曹操的围棋水平是真正“棋圣”级的，在他所处的时代几乎没有对手。难怪伟人毛泽东对这位“一世之奸雄”十分欣赏。这个曹操，无论政治、军事、诗文、棋艺书法、气魄谋略，我以为都是十分了得的。

关于围棋，还有几则很著名的故事，不能不一提的。一个为民间的，是“烂柯山”的传说，见于任昉（南朝梁人）的《述异记》。说晋朝有一樵夫叫王质，伐木入山，见松下二童子下棋，因吃了一颗他们给的枣核，一时忘饥，持斧坐观。不一会，童子指其斧说：“汝斧柯烂矣！”王质回家后发现已过了一百年，已物是人非了。另一个是陈寿《三国志》中，说王粲记忆力惊人。“观人围棋，局坏，粲为复之。棋者不信，以帕盖局，使更以他局为之，用相比较，不误一道”。王粲是“建安七子”之一，能够看一遍就可以复原棋局，也算得天才了，但不知此人棋艺如何。

最著名而且最有深意的恐怕是东晋时位至宰相的谢安围棋故事了。谢安指挥了一场历史上极为著名的战争——淝水之战，当时他受命于危难之中，苻坚率前秦百万大军压境，京师震恐，临战之时，他胸有成竹，安详镇定地与张元下围棋以别墅定输赢。张元平日棋艺远胜谢安，可此时心中恐惧，反而输了。当成败系一国兴亡的大战以“破坚（苻坚）”的捷报传来，谢安与客人在棋枰上大战正酣。看完捷报，“便摄放床上，了无喜色，棋如故。客问之，徐答云：‘小儿辈遂已破贼。’”谢安的这次围棋，显示出异乎常人的冷静与罕见的大将风度，这等定力，诸葛亮也难望其项背的。

棋道非小技，其间自有大道。一个精于棋艺的人，一般能参透人生、社会与自然的玄机，在黑白二子的起落消长中完成“悟”的过程。明末清初文人魏禧曾作《独弈先生传》，讲一个叫黄在龙的奇人，与世无争，以独弈为癖好，常一人闭门以左右手各执黑白子相互攻杀，或沉默或微笑或苦思，外面的人但闻棋声“丁丁”然。某日山盗蜂起，把他抓住，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他是黄在龙，群盗相顾大笑，都说：“不要惊吓了先生。”礼送而回。这位奇人当然是一位有才德的隐士，他的爱棋，爱得痴迷且奇特，不与人争，独与己争，可谓知棋道者。

班固论棋道，以为上有天地的法则，次有帝王的治政，中有五霸的权术，下有战国的纷繁。棋艺高绝后，忘忧忘食，风姿绝世，如孔子；用心专一，明了韧性，阴阳相生，足可用之养性延寿，定有彭祖的元气。班固是从大处论棋的。棋道玄奥，世人所悟，各个不同，我们俗人下棋，毕竟只是娱乐而已，哪能明白真正的攻守围堵、得失生死呢！就是当世棋圣聂卫平、马晓春之流，也只怕离古人所谓的“大道”相去甚远的。

曾见某著名收藏家藏有一副翡翠围棋子与一副黄金所铸象棋。围棋子显见是清代中期物，打磨得粒粒晶莹圆润，浓翠透明，每粒棋子均镂雕浅线云龙纹。白子取翡翠中洁白色者，质如凝脂，形制稍异，每粒棋子饰以微刻的灵芝纹。以紫檀为盒，盒作瓜叶形，雕工精绝。盒壁上有道光时两江总督陶澍题跋，说明得棋的由来，并有“持重而廉者多得，轻易而贪者多丧；因败而思者其势进，战胜而骄者其势退。”之语，署款为“安化陶澍”。听说此副围棋有不少海内外大买家求购，藏家笑而不答。我问及此事，他说：“不通棋道的人就是出价钱再高，也是一种亵渎。棋为雅事，不可沾铜臭。”此论极妙。

平生不善棋艺，深以为憾。但思棋道每每在棋外，只要领会得棋道一二，就是不善围棋，也是很好的。所谓天圆而地方，阴阳分黑白，张弛纵横之间，已是风云变幻。若能于松泉古亭之下或静夜月明之时，相约好友三五，品茗围棋，棋声笃笃之中得心灵大自在，实在也是人间至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