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国共之间的调和者

文/刘庆选

写章含之的时候，绕不开章士钊。

她身上那点儒雅，那点分寸感，那点“不把话说死”的犹疑，多少有章士钊的影子。但章士钊本人，比章含之复杂得多。复杂到，用“好人”或“坏人”、“进步”或“保守”，任何一个标签去贴他，都贴不准。

我没见过章士钊。他1973年殁于香港，我那时还在岳阳港2311轮。我只能从史料、从旁人的转述、从章含之偶尔提起的片段里，拼一个轮廓。

拼出来的这个人，一辈子都在“调和”。政治上的调和，党派之间的调和，甚至两岸之间的调和。但他调和不了自己的婚姻，调和不了与子女的距离，调和不了纸面上的主张和生活里的惯性。

这篇文字，不是给他定论。一千个人会有一千个章士钊。我是给毕生倾注于“调和”的章士钊先生画像，供方家评说。

一、东乡少年：少年心事当拏云

章士钊是长沙东乡人，我父母也是长沙东乡人，因而我特别关注他。具体点说，他老家是长沙县白茅铺何家冲。父亲在乡间行医，也做过里正，家里儿女多，日子过得紧，是那种“清寒的耕读人家”。他幼年读私塾，十三岁在长沙买到一部《柳宗元文集》，从此攻读柳文，底子是在乡下打的。

但他没在乡下待住。十六岁在亲戚家做童子师，十七岁离家谋生，去了武昌，寄读于两湖书院，在那里结识了黄兴。一个长沙东乡的农家子弟，靠着一部柳文和一支笔，一级一级往外走。后来他执教于朱启钤家私塾，再入南京陆师学堂学军事，又到上海办了《苏报》，因“苏报案”入狱，出狱后赴日本，再赴英国。这条路，每一步都在借道。借朱家的私塾立足，借《苏报》发声，借日本和英国换一副眼光。

英伦那一段，尤其不是他一个人走成的。他1908年赴英国，入苏格兰阿贝丁大学政法系，兼学逻辑。资助他的是吴家。妻子吴弱男出身淮军名门，祖父是吴长庆，父亲是吴保初，她本人十三岁赴日留学，加入同盟会，做过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吴家人出资供章士钊游学欧洲，费用不菲，连随行仆人的开销都包了。欧洲游学在当时是“费用最昂贵的”，他可以“一去就是若干次，一呆若干年，还带着家眷、仆人”，靠的全是吴家的底子。

一个清寒的耕读子弟，能走到英伦的课堂里，中间隔着的不是一步，是好几层台阶。他每一层都踩上去了，但每一层都不是他自己一个人搭的。朱启钤家给了他第一块落脚的地方，吴家给了他走出去的盘缠，而他自己的本事，是能把每一段借来的路，都走成自己的路。

后来他在国共之间、两岸之间穿梭，根子上和这段早年是同一种走法。借道而行，不拥有道。调和者的第一步，往往不是站在两方之间，是站在两个阶层、两种身份之间，先把自己走通了，才谈得上替别人走通。

二、调和立国：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章士钊在英伦读的是政法，兼学逻辑。那几年，他读边沁，读密尔，读白芝浩，也读卢梭。但他后来反复讲的，不是某一家某一派，是一个词，调和。

1914年，他在东京办《甲寅》杂志，在创刊号上写《调和立国论》。他说，政治这东西，不是谁把谁压倒，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调和”不是和稀泥，是“两存”。你活，也让别人活。你有理，也承认别人有几分理。他引《中庸》里的话，“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是他一生政治思想的底子。

这个底子，在当时很不受欢迎。那是一个激进的时代，革命党要推翻清朝，立宪派要君主立宪，两边都觉得对方挡了路。章士钊站在中间说，你们都有道理，但你们不能只有自己。这话在革命派听来是保守，在保守派听来是激进。两边都不讨好。

但他不是只说不做。1912年民国成立，他回国，孙中山想拉他入同盟会，他拒绝了，说“调和者不党”。袁世凯请他做官，他也拒绝了，说“调和者不当官”。他要保持一个“不党不官”的位置，才能站在两边之间说话。这个姿态，在当时是罕见的。别人要么入伙，要么走开，他偏要站在中间，不入伙，也不走开。

后来他做过教育总长，做过司法总长，入过阁，也下过野，但他始终守着那个“调和者”的位置。段祺瑞请他入阁，他去，是他觉得段祺瑞至少愿意和各派对话。段祺瑞倒台，他走，也不恋栈。他不是没有立场，他的立场就是，不让任何一派把另一派逼到墙角。

这个立场，让他一生都在“借道而行”。他不是任何一方的自己人，但每一方都觉得他“可以谈”。他是“社会贤达”，国民党用他。他是“旧交”，共产党接纳他。蒋介石拆他的信，因为他不是敌人。戴笠的挽联他敢写“功罪盖棺犹未定”，因为他本来就不替任何人盖棺。

调和立国，在纸面上是一个政治理念。在他身上，是一种活法。他调和的不是派别，是他自己和派别之间的距离。他一辈子站在那个距离里，不让任何一方把他拉过去，也不让自己被任何一方推出去。

三、老虎总长：横眉冷对千夫指

1925年4月，章士钊接任教育总长。他接手的不是一个清静的衙门。女师大的学生已经在驱赶校长杨荫榆，罢课、发宣言、向教育部递呈文，闹了几个月。前任总长王九龄没有到职，次长马叙伦代理部务，态度软，事情一直悬着。章士钊一到任，面对的是一个已经不太把教育部命令当回事的局面。

他的选择是硬的。8月6日，他在国务会议上提请停办女师大。8月10日，教育部正式下令停办，另成立国立女子大学。8月19日起，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带人强行接收女师大，学生不走，就架出去。刘和珍、许广平等十三人被打伤。章士钊后来对章含之回忆这一段，说的是杨荫榆雇了“三河老妈子”把静坐的学生架出校。章含之问他为什么一定要从三河县雇，他呵呵一笑，说那时乡村妇女多数仍裹小脚。这个细节从他嘴里说出来，语气是平的，甚至带一点过来人的松弛。他似乎并不觉得那是一桩需要反复辩解的事。

鲁迅那边，他也没有绕开。鲁迅是教育部佥事，同时兼女师大教员，女师大校务维持会成立时，他被推为委员兼总务主任。章士钊在8月12日呈请免去鲁迅职务，呈文里写得很直白，“结合党徒，附和女生，倡设校务维持会，充任委员，似此违法抗令，殊属不合”。理由归结为四个字，违法抗令。8月13日段祺瑞照准，14日免职令发表。章士钊清楚鲁迅的文化分量，原本并不想轻易闹僵，但当他听说鲁迅当了校务维持会委员，那层顾虑就放下了。在他看来，一个部员公然站在部令的对立面，如果不处理，后面的风潮就收不住。“深恐群相效尤”，这是他呈文里的话，也是他真实的考量。

鲁迅没有沉默。免职令发表不到十天，他就到平政院递了诉状。他抓的不是“该不该停办女师大”这个政治问题，是程序。文官惩戒有法定程序，须先交付惩戒委员会审查，章士钊没有走这一步，直接呈请免职，是“滥用职权，擅自处分”。1926年3月，平政院判鲁迅胜诉，免职令取消。一场教育总长免部员职的事，最后以总长在行政诉讼里败诉收场。

“老虎总长”这个绰号，就是从这时候叫开的。学生和舆论叫他“老虎”，是因为他出手狠，停办、接收、架人、免职，一样接一样，不留余地。章士钊自己未必认这个绰号里的贬义。他一生讲“调和”，但在女师大这件事上，他面对的不是两个可以坐下来谈的派别，是一群不服从部令的学生和一个不肯退让的教员。他站在秩序一边，用的是秩序赋予他的权，而且是硬用。他大概觉得自己在整顿学风，在替一个已经“纲纪荡然”的教育部找回一点起码的体面。但历史记住的不是他的初衷，是“横眉冷对千夫指”里，他站在了“千夫指”的那一边。

这和他后来在国共之间、两岸之间做的事，看上去是两副面孔。其实是一回事。调和者一旦认定有一方不肯让秩序成立，他下手不比任何人软。只是这一次，他站在了“冷对”的那一头，而鲁迅的笔，把他钉在了那里。

四、陈案辩护：季布无二诺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章士钊当时已经在上海做律师，听到消息，主动站了出来，要替他辩护。两个人是四十年的“总角旧交”，早年一起办过《甲寅》，后来政见分歧，各走各路，但那份旧交没有断。

1933年4月，案子在江宁地方法院开庭。检察官以“危害民国”罪起诉陈独秀。章士钊从辩护席上站起来，讲了五十三分钟。他的核心意思很清楚，国家是土地、人民、主权的总称，政府是政党执行政令的组合，政府不等于国家。反对政府是政见不同，不是叛国。他还引了英国的事，说英伦是君主立宪，国王尚允许有“王之反对党”，我们是民主共和国，怎么反倒容不下一个政党。

这些话在法理上站得住，旁听席上的人也听得服气。但章士钊讲着讲着，为了替陈独秀脱罪，多说了一层意思。他说陈独秀已经和中共分扬，组织托派，与国民党“取掎角之势以清共”。他的本意是想告诉法庭，这个人对你们没有威胁，不必重判。可这话一出口，陈独秀的脸登时就变了。他愤然起身，想打断章的辩护，被法警制止。

章士钊五十三分钟的话音刚落，陈独秀立即站起来，当庭声明。他说，章律师之辩护，全系其个人意见，并未征求本人同意。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据。

这句话把章士钊的好意挡在了门外。陈独秀不是不知道章士钊在救他。但他更在意的是，自己加入托派，是被托洛茨基的观点打动，从来没有“与国民党取掎角之势”的念头。章士钊为了让他活命，替他在政治立场上说了软话，这话在他看来，比坐牢更难受。

章士钊站在法庭上，听了这番话，没有辩解。据在场的人回忆，他只是连连苦笑。

苦笑里面是什么，旁人说不清。他大概早就知道陈独秀是这种人。四十年的旧交，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个人的脾气。但他还是来了，还是讲了五十三分钟。他要的是判决结果，陈独秀要的是政治清白。两个人要的东西不一样，但两个人都在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

后来陈独秀被判了十三年，终审改判八年，实际关了四年零十个月，1937年出狱。

“季布无二诺”，说的是老朋友之间那句话的分量。章士钊去辩护，是因为四十年前那句旧交还在。陈独秀不领情，也是因为四十年前那个陈独秀还在。一个想救朋友的命，一个不肯让朋友替自己改口。两个人谁都没有错，只是各守各的东西。季布的诺言没有落空，只是接住的人，用另一种方式把它还了回去。

五、家室裂痕：此情可待成追忆

章士钊是主张一夫一妻的。他在《甲寅》上白纸黑字写过，批判纳妾旧制，说这是“以女子为玩物”。这话放在1910年代的中国，是逆着风气说的。但他自己，后来纳了妾，而且不止一位。

原配吴弱男，是他1909年代在伦敦自由恋爱娶的。吴弱男出身淮军名门，两个人的结合，在当时的留学生圈里是公认的“新式婚姻模板”，自由恋爱，西式婚礼。吴家出钱供章士钊游学欧洲，连仆人的开销都包了。那几年，是两个人最好的时候。

裂痕出在1920年代。章士钊在上海背着吴弱男，将出身青楼的奚翠贞纳为妾室。吴弱男知道后，给了他两个选择，送走奚翠贞，或者离婚。章士钊没有送走奚翠贞。他对吴弱男说了一句话，“别人都能纳妾，我为什么不能纳妾。”这话里有一种理直气壮的惯性，别人都这样，我为什么不能。他忘了自己纸面上写过什么，或者说，纸面上的主张，到了生活里，被一种更强大的惯性推到了一边。

吴弱男不是那种忍气吞声的人。她变卖了首饰，带着三个儿子远走欧洲，从此分居。三个孩子在欧洲靠她一个人培养，后来都各有出路。她没有再回来和章士钊和解。这段婚姻，从1909年伦敦结婚，到1920年末分居，前后不到二十年，但裂痕一直延伸到章士钊的晚年。

更令人唏嘘的是，章士钊六十岁时，又纳了二十六岁的戏子殷德珍为第三位夫人。这件事在当时没有掀起太大波澜，但放在他一生的“调和”逻辑里看，是同一个模式的重复。他调和不了自己纸面上的主张和生活里的惯性，调和不了吴弱男的决绝和自己的不放手。他在政治上能站在两派之间说话，在婚姻里却站不到妻子的位置上想问题。

他晚年对友人感叹，纳妾是“我犯了毕生大错”。这句话是真的，但来得太晚。吴弱男已经在欧洲老去，三个儿子在异国长大，那个1909年伦敦的新式婚礼，早就散了。

章含之在回忆里写，她小时候在章家，见到的是奚夫人，不是吴弱男。章士钊的原配和三个儿子，在她记忆里是缺席的。这个缺席本身，就是那段婚姻裂痕的延续。章士钊调和了一辈子，调和国共，调和两岸，调和激进与保守，但他调和不了自己的家。他在外面是“通道”，在家里是一道关不上的门。

六、国共通道：无人知是荔枝来

章士钊作为“通道”，早在1945年就显出来了。重庆谈判时，他私下递了个“走”字给毛泽东，劝他速离险境。毛泽东没有走，但那个“走字，足以表明章的立场。到1949年北平和谈，这个角色被双方正式确认了。

那一年北平和谈，国民党派出的代表团里，他是成员之一，身份是“社会贤达”，被归为“同情中共”的一类。国民党用他，是他在两边都能说得上话。中共接纳他，也是他在两边都能说得上话。和谈最终破裂，南京政府拒绝签字。章士钊没有回去。他和张治中、邵力子等人一起，留在了北平。

从那一刻起，他作为“国民党代表”的生涯结束了。但作为“两边都能说上话的通道”生涯，才刚刚开始。后来他主动向周恩来请缨赴港，去找蒋介石做工作，起点就在这里。

中共方面，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方式不一样。毛泽东用的是一笔“债”。1920年，毛泽东为筹备建党经费和资助赴法勤工俭学，找章士钊帮忙。章士钊在上海工商界募捐，筹得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他。从1963年春节起，毛泽东每年派秘书给章士钊送两千元，说是“还债”，连送十年，到1972年送满两万元。章士钊不安，说钱是募来的，自己拿不出这笔巨款。毛泽东的回应是，这是用我的稿费给的一点生活补助，“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这笔债还的是钱，记的是情。

周恩来用的不是“债”，是托付。1956年，章士钊向周恩来主动请缨赴港。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意了，中共中央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交章士钊带去。信末写“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是乡情，也是诚意。周恩来还曾三次带罗青长登门看望章士钊，研究台湾情况。1973年章士钊最后一次赴港，周恩来亲自到机场送行。周恩来信任章士钊，是信任他作为通道的不可替代性。

国民党那边，蒋介石和戴笠是两种人，章士钊和他们打交道的方式也完全不同。

1956年那封信，章士钊到香港后交给了国民党驻港负责人许孝炎，许孝炎专程飞往台北，亲手把信交到蒋介石手上。蒋介石听后，展开信件，“反复看了几遍，长时间沉默无语”，没有作任何表示。此后经过近一年的考虑，蒋介石于1957年初决定派人到北平一行，实际了解中共的意图，最后选定了宋宜山。一个能让蒋介石愿意拆信、愿意沉默、愿意考虑派人北上的人，在那个两岸完全隔绝的年代，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存在。他不一定喜欢章士钊，但他接受章士钊作为中间人。

戴笠则是另一回事。戴笠1946年坠机身亡，章士钊送的挽联是，“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这副挽联的分量，意在拒绝定论。为一个被广泛视为“蒋介石佩剑”的特务头子写下“功罪盖棺犹未定”，本身就说明章士钊的交往逻辑，不以党派划界，不以善恶定人。他能为戴笠写下“不盖棺”的话，也就解释了他为什么能在国共两边都被接受。他不对任何人下死结论，所以两边都愿意让他走近。

最后的终点在1973年。那一年章士钊九十二岁，几年前摔伤骨折，一直靠轮椅代步。他再度请缨赴港。周恩来得知后十分为难，如此身体状况，怎能作长途旅行。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反复权衡，说了一句话，“章士钊的作用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最后决定派专机送他。

1973年5月25日，章士钊从北京乘专机启程赴港，周恩来亲自到机场送行。到香港后不到一个月，因频繁的活动、过度的兴奋及对香港气候的不适，加之年事已高，到六月下旬便一病不起。周恩来得知后，即派医疗队紧急赴港，指示尽一切办法稳定病情，然后护送回京。医疗队赶到时，章士钊已于7月1日与世长辞。

他一生“调和”，最后殁在调和的路上。送荔枝的人，把荔枝送到了，自己留在了路上。

七、飞鸿雪泥：人生到处知何似

章士钊这一辈子，做过的事太多了。办报、革命、当总长、做律师、调和国共、穿梭两岸，每一件事单拎出来，都够写一篇长文。但把这些事串起来看，有一条线是清楚的，他一辈子都在“借道而行”。借朱启钤家的私塾立足，借吴家的资助留英，借《甲寅》发声，借教育总长的位置整顿学风，借律师的身份为朋友辩护，借“社会贤达”的名分留在北平，借国共两边的人脉做通道。他不拥有任何一条道，但他走得通每一条道。

走得通，是本事。但走得通的人，往往站不稳。他在两边都能说上话，但他不属于任何一边。国民党用他，他在共产党那边有旧交。共产党用他，他在国民党那边有旧交。两边都需要他，但两边不把他当自己人。他一辈子站在那个“之间”的位置上，替别人传话，替两边搭桥，自己却没有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

家庭里也一样。吴弱男带着三个儿子远走欧洲，奚夫人和殷德珍先后进了章家的门，章含之在回忆里写的是奚夫人，不是吴弱男。他在外面调和了一辈子，回到家里，调和不了。原配的决绝，子女的疏离，纸面上的主张和生活里的惯性，他一样都没能摆平。

但你说他失败，也不对。1949年北平和谈，他是国民党代表团里留下来的那一个。1956年那封信，是他带到香港的。1973年最后一次赴港，毛泽东说“章士钊的作用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一个九十二岁的老人，靠轮椅代步，还在替两边传话，最后殁在路上。这不是失败，这是一种选择，选择了那条“之间”的路，就一直走到走不动为止。

章士钊这一生，和二十世纪中国最剧烈的那些变化缠在一起。他毕生倾注于调和社会，调和国共，调和两岸，调和激进与保守。到最后，坐着轮椅去香港，冒死求和。一个九十二岁的老人，从北京飞到香港，替两边传话，不到一个月，殁在那里。

他给戴笠写的那副挽联，“功罪盖棺犹未定，是非留待后人评”，其实也是写给他自己的。他这一辈子，功罪不好定，是非也留给了后人。但他做的那些事，1949年留在北平，1956年带去那封信，1973年殁于香港，这些事，实打实。至于怎么评，那是方家的事。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飞鸿飞过去了，雪地上留了几个爪印。爪印是真的，飞鸿早就不在了。

注：

① 章士钊早年经历及家世，见澳门记忆、中央文史馆等公开资料。朱启钤生平及中国营造学社，见相关研究。吴弱男家世及资助留学事，见《各界》杂志等相关叙述。章士钊赴英入阿贝丁大学事，见相关年谱。

② “调和立国论”见《甲寅》杂志创刊号及相关研究。“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语出《中庸》。章士钊拒绝入同盟会及袁世凯邀官事，见相关年谱及传记资料。

③ 女师大风潮经过、章士钊呈请免鲁迅职及平政院判决，见《鲁迅全集》相关注释、平政院裁决书及傅国涌相关研究。“三河老妈子”细节，见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相关回忆。“横眉冷对千夫指”出鲁迅《自嘲》。

④ 章士钊为陈独秀辩护经过，见人民政协报相关记载及傅国涌《政府等于国家吗？》一文。陈独秀当庭声明及章士钊“苦笑”的细节，见《陈独秀的火气、骨气和运气》等相关叙述。“季布无二诺”典出《史记·季布栾布列传》，魏徵《述怀》诗有“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

⑤ 章士钊与吴弱男婚姻及纳妾事，见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洪君彦《不堪回首》及相关传记资料。

⑥ 北平和谈及章士钊留在北平，见李维汉《真假和谈的斗争》。毛泽东“还债”事，见CCTV相关报道。1956年携信赴港及蒋介石“反复看了几遍，长时间沉默无语”，见《历史的遗憾——1950年后国共两党三次秘密和谈始末》。戴笠挽联见文汇相关记载。1973年赴港及病逝经过，见CCTV《1950年后国共两党三次秘密和谈内情》。

⑦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出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章含之回忆中提及奚夫人，见《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毛泽东“章士钊的作用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一语，见CCTV《1950年后国共两党三次秘密和谈内情》。

责编：戴蓉

一审：欧阳伶亚

二审：毛晓红

三审：唐婷

来源：先姐闲言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