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枪土炮”闯亚运——1990年北京亚运会采访亲历

文/奉清清

1985年从位于毛泽东故乡的湘潭大学毕业，进入湖南日报社工作至今，我在新闻界已经摸爬滚打了40多个年头。回顾40多年的新闻工作经历，参与的报道活动不知凡几，但最是难忘的，还是1990 年参与北京亚运会的报道。那是我作为一个记者参与的第一个重大战役。凭着圆珠笔采访本这样的“土枪土炮”，我和几位同事闯荡京城，参与激烈的新闻竞争，并小有斩获，个中酸甜苦辣，虽逾经年而未消褪。那种不畏强手，敢于拼搏，不怕困难，奋力争先的精气神，至今激励着我在新闻之路上不断前进。

笔者在北京亚运会采访工作照​。

一

受命参与北京亚运会报道的时候，我是总编室（现在叫编辑出版中心）时事组的一名助理时事编辑，基本没有到一线采访过，更没有搞过体育报道。之所以能派我去参与北京亚运会的报道，一来是报社领导关心，照顾我们这种很少出门的夜班编辑出去见见世面开开眼界，二来也是要我去负责每天稿件的传递工作。那时候没有电脑没有网吧，到宾馆传稿既不方便又不实惠，因此报社就派我带传真机一部进京，专门负责将体育记者写的稿件一页一页往家传。还有一个原因或者是主要原因，就是这年夏天的世界杯足球赛，我因为爱好足球，看了比赛后写了一些球评发表在《湖南日报》国际版上（多少有点以权谋私之嫌），这是不是让领导以为我有体育报道方面的“特殊才能”？至今这还是个谜。反正我是很荣幸地派到了去北京的工作。

接受的任务很是简单，但我把这次安排当作是一个锻炼自己的机会：一定要当记者，一定要写稿件，一定要写好稿件。

为此，奔赴北京之前，除了正常的上班，我一天到晚都泡在报社图书室里：上届亚运会的赛况结果、中央媒体的报道类型、各个国家的优势项目、本届亚运会的准备组织情况、场馆分布及项目安排等等，只要是和亚运会沾一点边的，事无巨细，一一记在小本本上，并对自己在北京的活动做出了仔细的计划：搞好服务，主动出击，笨鸟先飞。

二

根据报社编委会的安排，一个编委、一个文体部主任、一个体育记者加我四个人组成了湖南日报北京亚运会报道组。1990年9月中旬，我们一行4人住进北京惠侨饭店，开始了将近一个月的报道工作。

根据分工，编委做牵头组织和策划把关工作，文体部主任负责评论的写作，我勉强凑个数，在搞好服务工作的同时，协助体育记者搞点拾遗补缺的报道。知足常乐！放牛娃出身的我主动请缨：不是很重要的、场馆比较远的、晚上的比赛项目由我来负责！虽然领导考虑比较全面，没有按我的意思去安排，但我尽量按照这个原则去开展工作争取任务。

我们住的惠侨饭店，离亚运村有不小的距离，和一些场馆就更远了。那个时候，出租车少（我们也不敢奢侈到去打的），只好每天搭组委会的交通车到亚运会新闻中心，再转车到每一个场馆去。组委会的交通车都是定时定班的，时间一到，“恕不等候”，因此，我们每天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就是看时间：离班车出发时间还有多久。囫囵几口饭下肚，大包一背，“目标正前方——班车”。

在各个场馆之间穿梭，和境内外同行交往，最大的感受是我们的“装备”落后陈旧。我在北京地坛体育馆目睹了北京亚运会第一块金牌——44公斤级女子举重金牌产生。比赛的进程和预期的一样，金牌顺理成章地进入中国队囊中也毫无悬念，因此，我更多的时间，是在艳羡境外媒体同行采访“行头”的先进。且不说那带马达的照相机，一按快门“嚓嚓嚓嚓”连拍四张，也不说价值上万美金的照相机镜头像个大炮筒耀武扬威，光是手提电脑的出现，就让我等乡里老土惊诧万分，万分惊诧。在我的前排，正好坐着一男一女两个日本同行。其中，年龄稍长的男记者眼睛盯着赛场，口里念念有词，描述着比赛的进展，女记者则埋头在手提电脑上敲着文字。比赛还没有结束，稿件已经写好，鼠标一点，传回东京，顺手拿起专线电话一问：乖乖，已经上了版。

从赛场出来，乘了班车回宾馆，只见国内沿海地区的一些同行也纷纷掏出大哥大，在车上立马给单位打电话报比赛结果。这可也是个下不得老地的事情。要知道，当时大哥大刚刚进入市场，还都是那种最老式的，长长的厚厚的，像块窑砖，虽然笨重，但要一万多块钱一部，拿在手里，要多威风有多威风。一打听，好家伙，都是上百块钱一天在北京租的。有个报纸“大佬”单位，7个人在北京采访，就租了7台大哥大！听得我直咋舌。我们单位4个人进北京，总共就带了一万块钱差旅费，能带的唯一的现代化的东西，就是那台一页一页传递稿件的传真机。都说资本说话，我们没有那个资金，只好什么话也不说，还是“土枪土炮”悄悄地干活。

三

在其后的采访中，我们发扬湖南人敢于拼命不怕吃苦的精神，“钻山打洞”，“掏挖”新闻。

作为地方党报的一名记者，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报道本地运动员在亚运会上的表现情况，因此，我们的采访对象主要是湖南籍运动员。但每次比赛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根本就轮不到我们地方记者提问，问不到我们需要的读者想要了解的东西。怎么办？急有急就章，笨有笨办法！在北京亚运会女子体操全能比赛中，湖南运动员陈翠婷奋力拼搏，众望所归夺得冠军。晚上快11点比赛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一如既往地抢不到话筒，亚军朝鲜运动员又不出所料地感谢着这个感谢着那个，发布会又是限时的，怎么办？我情急智生，想起来曾经有报道称陈翠婷为“小燕子翠翠”，立即大声用长沙话喊“小燕子”“翠翠”。趁陈翠婷答应、大家伙和主持人错愕的当口，我一个箭步冲到讲台前，给陈翠婷递上我的名片，当场用长沙话采访她。又递上纸和笔，请她在纸上为湖南家乡父老写几句话。有记者听不懂方言，要陈翠婷讲普通话，陈翠婷向我会心一笑，扭头告诉那位记者“我们讲的家乡话，你听不懂的”。等到主持人来干涉时，我的采访已经结束，陈翠婷也在纸上写下了“感谢家乡父老的关心——陈翠婷”几个字。第二天，陈翠婷摘得金牌的消息在《湖南日报》一版头条见报，特写和新闻发布会花絮以及陈翠婷写的字均在体育版发出，报社领导专门打来电话，称赞我们的采访机灵，报道有特色。

我们的“硬件”搞人家不过，未必我们的“软件”脑瓜子比人家的就差了许多？我们的任务，主要是采访湖南籍运动员的比赛情况，但我在采访北京亚运会时，并不拘泥于这个要求，而是拓宽思路，把思考的范围扩大，把报道的空间扩大。“中国台北棒球联合会会长”唐盼盼是湖南籍人士。记者从有关渠道了解到这一信息，在征得领队的编委同意后，对唐盼盼进行了一天的跟踪采访，写出了通讯《他和亚运吉祥物同名》。比赛接近尾声时，我连续两天坐到亚运会新闻中心的电脑前，查成绩，看对比，寻找整个亚洲地区体育运动的一般规律和本届亚运会的特点、取得的成绩和突破，及时写出了述评《亚细亚，体育在腾飞》，比所有的媒体都早半天以上在《湖南日报》刊出，在时间上打了个漂亮仗。因为是最早发出，这篇述评还击败众多对手，在北京亚运好新闻评选中，夺得二等奖。

四

北京亚运会结束后进行了“亚运会好新闻”评选活动，作为一个体育报道的门外汉，我获得了一个一等奖两个二等奖两个三等奖，在地方媒体记者中名列前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但我要套用运动员常说的那句套话：这个成绩的取得，固然有自己的主观努力，但更多的是多方面支持配合的结果。

这是我发自内心的声音。

根据分工，领队的编委张兆汪（已经从副总编辑岗位退休多年，向他老人家致敬），主要在宾馆策划每天的采访，看我们采写的稿件。由于时间匆忙，我们的稿件大多都很潦草，而且刚开始时改动也比较多，编委每天看完改完后，就又多了一项任务——替我们抄正稿件。除此之外，我们的生活、出门在外的安全，都是他心头的牵挂。我采访陈翠婷那晚，回到宾馆已经是晚上12点多，之前的一个多小时，他就在宾馆的大堂里来回走了一个多小时。后来他告诉我，没有手机无法联系，他只能干着急，直到看到我的身影从最后一趟班车上下来，“心中的石头才落了地”。

此外，报社后方的支持，也是我们在前方拼杀的动力。对于我们发回的每一篇文章，值班编委吴谷平都表示出极大的关注。有时为了一句话，一个词，甚至一个字，他都要不厌其烦地和我们通电话。为了《亚细亚，体育在腾飞》这条稿子抢先发出，他在夜班守候到凌晨两点多。

回顾北京亚运会，还有一个人不能忘记，他就是已故的湖南省原副省长王向天。我们在报道北京亚运会时，他不仅亲自到我们的驻地来看望慰问我们，听说宾馆的饭菜不够辣不对我们的口味，还专门吩咐湖南驻北京办事处的同志，炒了一大脸盆的湖南口味菜“豆豉辣椒”送到我们的驻地，让我们吃得香干劲足。连贵州、湖北、江西等地的同行，也分享了我们的口福。

报道完北京亚运会后，我就离开了出版部，离开了时事编辑的岗位，正式成了一名记者。多年来，我在多个岗位工作过，经历了许多的采访报道，但对亚运会的记忆总是那么深刻。

作者：奉清清

责编：沙兆华

一审：姚茜琼

二审：陈永刚

三审：苏莉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