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一溪一湖说忧乐

文/李星吾

从柳子庙出来，日头正当顶。柳子街的青石板被脚步磨得发亮，两旁的木板铺面半掩着，有人家在门口晾晒被单，一只黄狗卧在石阶上，眼皮也不抬。我走在队伍末尾，脑子里却还留着正殿里那尊柳宗元塑像的样子：瘦，眉间锁着，不像后来被永州百姓奉为“柳子菩萨”的那副慈悲面孔。大巴车停在街口，上车前我回头看了一眼，庙前那条汇入潇水的小河，就是愚溪。一千二百年前，柳宗元把它从“冉溪”改成“愚溪”，一个“愚”字，像一枚钉子，把自己钉在了这片当时还叫“荒疠之地”的水边。

车往岳阳方向开。高速路两旁的丘陵缓缓后退，车里有人打起了瞌睡。我却一直在想另一片水——洞庭湖。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时候，人并不在岳阳，在邓州，一个同样远离朝堂的中原小城。滕子京从巴陵寄来一封信和一幅《洞庭晚秋图》，请他作记。范仲淹在邓州的花洲书院里展开那幅图，看了很久。窗外是邓州的秋色，纸上却是洞庭的波涛。他没去过岳阳楼，可那一片水，他在图上看了又看，然后写下“衔远山，吞长江”的文字。可两人被贬的处境，到底不一样：柳宗元卷入永贞革新败局，近乎朝廷弃子，流放蛮荒，久不得归；范仲淹几次遭贬，多因政见之争，背后仍有士大夫舆论，也还有重回朝堂的余地。两个被贬的人，一个在溪边，一个在纸上，各自面对着一片水，交出了两份不同的答案。

柳宗元的忧乐，是贴着地面的。

他在永州十年，先住法华寺，后来搬到冉溪边，买地筑屋，作久居之计。一个长期贬谪、难以量移的人，把住处安在一条污水横流的小溪旁，本身就是一个姿态。他不往上看了，不往长安看了。他低下头，看溪水里为什么发黑，看岸边的百姓为什么抓毒蛇抵赋税。他沿着愚溪走几十里，查清冉溪变浊的原因，提出植树、清淤、筑坝的办法。

在《捕蛇者说》里，他记下一个捕蛇人的话：祖父死在这上面，父亲死在这上面，自己已经干了十二年，好几次差点死掉。可捕蛇人还是不愿意放弃这个差事，因为“则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柳宗元听完，写下“苛政猛于虎”六个字。那不是一句文人的感慨，是他站在永州的田埂上，从一个具体的人嘴里听见的、带着蛇腥气的话。

他在《送薛存义序》里说得更直白。送一位县令上任，他讲：官吏是“民之役”，不是来役使百姓的。百姓种地、纳税，拿钱雇你来办事，你拿了钱却怠慢事，天下到处都是这样。“民之役”三个字，在公元九世纪初的永州被写出来，像一块石头扔进了死水。柳宗元的忧，是有对象的：这条溪，这些人，这笔赋，这条蛇。

可柳宗元并不是只有忧。他的乐也长在这些东西上面，只是来得短，来得具体。溪水变清了，他高兴；在山头上看见西山“不与培塿为类”，他“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那一刻是真的舒展。他给愚溪边的一丘、一泉、一沟、一池、一堂、一亭、一岛都加上“愚”字，称“八愚”。这像是在跟谁赌气，也像是在给自己找一块可以安顿的地方。一个被贬的人，把周围的山水和自己一起命名为“愚”，里面有一点自嘲，也有一点认命之后的踏实。可回到小石潭，坐久了，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他又“凄神寒骨，悄怆幽邃”。同一个人，同一趟山水，乐和悲之间几乎没有过渡。他不掩饰这一点，也没有把自己磨成一块不动的石头。

范仲淹的忧乐，是另一种质地。

他一生三次被贬，第一次因为直谏，第二次因为反对废后，第三次因为庆历新政失败。每一次都贬得明白。可他的忧乐，不跟着自己的脚印走。在邓州写《岳阳楼记》，他先写了两类人：一类“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眼萧然，悲；一类“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喜。然后他说，这两种都不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是没有悲喜，是不让悲喜的开关只装在外物和自己的得失上。开关装在哪里？装在“天下”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的乐，不是事情办完了、自己得了好处的那种乐；是天下有了可乐之事，他才肯乐。这样的乐，来得慢，也来得重。

这句话听起来大，但范仲淹把它落在过具体的地方。在苏州，他亲自去察水道，修围、浚河、置闸，常熟百姓把他修的闸叫“范公闸”。在西北，他从一个从未打过仗的文官，变成西夏人嘴里“腹中自有数万兵甲”的“小范老子”。他做的事和柳宗元做的事，在“为民”这个层面上是通的。区别在于，范仲淹始终把自己放在一条更长、更宽的脉络里。他被贬了，但他不觉得自己被哪一条溪、哪一个人抛弃了。他的忧不系于某一处具体的水，他的乐也不等着某一件具体的事来兑现。他给自己修了一座精神上的高台，站在上面看，个人的浮沉只是“进亦忧，退亦忧”里的一个注脚。

这样一比，很容易滑向一个结论：范仲淹高，柳宗元低。但我不这样看。

柳宗元的“放不下”，恰恰是他最动人的地方。他放不下母亲的死，放不下朝廷的诽谤，放不下“学成文武艺”却无处可货的憋屈。他在愚溪边给自己造了“八愚”的景观，一个“愚”字反复用，是在跟谁赌气？跟朝廷，跟命运，也跟自己。他知道自己“愚”，知道自己不该在溪水边耗掉十年，可他还是弯下腰去管那条溪。这种忧，不宏大，不超脱，但它带着体温。一个被贬的人，没有先把自己“修”到“不以物喜”的境界再去关心百姓；他是带着一肚子的委屈和不甘，蹲下去看蛇、看赋、看水。他的关心，因为沾染了个人的痛苦，反而格外真实。

范仲淹提供的是一个方向，一种士大夫可以仰望的人格标高。他告诉你，一个人可以把目光从自己身上移开，移到更远的地方去。这很了不起，尤其在一个贬谪随时可能降临的时代。但柳宗元提供的是另一种东西：一个人不必等自己先好起来，才去关心世界。他的忧乐没有先后，是同时发生的。他在愚溪边写“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二十个字，冷到骨头里。可同一个人，也写下了《捕蛇者说》。冷和热在他身上并存，他没有把它们调和成一种圆融的、可供后世景仰的姿态。他就是那个在溪边站着、眉头锁着的人。

车过长沙的时候，天暗下来了。有人醒过来，问到了哪里。我忽然想，如果范仲淹当年真的去了岳阳楼，站在洞庭湖边，他会看见什么？大概会看见“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水，看见迁客骚人的来来去去，然后转过身，对身边的滕子京说一句什么。而柳宗元在愚溪边站了十年，他看见的是水底的石子，是岸边抓蛇的人，是自己倒映在水里的那张瘦脸。一条溪，一片湖；一个贴着地面，一个望着天下。没有哪一条是白流的。

大巴下了高速，岳阳的灯火慢慢多起来。我闭上眼，耳边又响起柳子街青石板踩上去那种轻轻的、闷闷的回声。庙里那块“荔子碑”，韩愈写的文，苏轼写的字，颂的是柳宗元的德政，三个人凑在一块石头上，被称为“三绝”。柳宗元生前大概想不到，自己会在一条溪边被后人叫了上千年的“柳子菩萨”。他当年蹲下去看的那条浊溪，后来清了，又浊了，又清了。溪边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可总有人走到水边，弯下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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