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论见丨星巴克这次，于东来对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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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巴克的新规

10月21日，星巴克中国发布了一份《第三空间倡议》，宣布从22日起在全国门店推行“消费入座”。这份倡议一共四条：一是合理使用座位与公共区域，高峰时段座位优先提供给消费顾客；二是留意音量，不打扰他人；三是避免携带和食用气味浓烈的外带食品；四是礼貌交流。

据星巴克方回应，这不是一道驱逐令：门店摆放的是“请消费入座”的柔性提示牌，由店员视现场情况酌情沟通；孕妇、行动不便者、临时避雨等有特殊需要的人，店员会优先给予帮助。也就是说，规则的目标是长期占用座位却不消费的行为，而不是任何一个走进店里歇脚的普通人。

（星巴克门店推行“消费入座”，图源：网络）

但舆论场很快分成了两派。

支持的一派，理由朴素而直接。有网友说：“这是商家自己租下来的经营场所，商家有权制定规则。”还有网友晒出自己在门店撞见的场景，有人进店就脱鞋踩在公共座椅上，手里端着别家的饮品；有人三五成群占住整张大桌，全程不点单，别的顾客想拼个座还被拒绝。据新京报的评论观察，从国内舆论场的整体反应看，多数网友对新规持支持态度，本质上是在呼吁一种消费公平：凭什么付了钱的人没座，不付钱的人一坐一下午？

反对的一派虽不多，但也有自己的道理。有评论文章的标题一针见血：“变的是规则，伤的是预期。”星巴克在中国卖了二十多年，从来不只是卖咖啡，而是卖“第三空间”，即一个家和办公室之外、可以停下来、不消费也能坐一会儿的地方。这个叙事是品牌自己年复一年讲出来的，公众的期待也是品牌自己一点一滴养成的。如今规则回缩，消费者拿着品牌自己讲过的故事反问几句，算不上苛求。

但就在星巴克新规热议之际，一个人的加入，让舆论交锋变得更加热闹与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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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帖文、两个观点

面对星巴克新规引发的热议，10月30日，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在社交平台发文。这位以善待员工、宠溺顾客闻名的企业家，写下这样一段话：

“培养文明美好的商业秩序和商业环境、良好的消费习惯和推动个人的品格修养！建议制度支持消费入座、保护商家利益和消费顾客利益！建议制度支持餐厅行业拒绝外带食物就餐！”

（于东来社交平台发文截图）

细读就会发现，这一条帖文里其实装着两个相互独立的主张：

第一个，是接力星巴克议题，支持“消费入座”；第二个，是他自己叠加进去的新议题：建议制度支持整个餐饮行业拒绝外带食物进店就餐。

舆论对这两条的态度，泾渭分明。

第一条问题不大，它本来就是星巴克事件中的主流民意。争议几乎全部集中在第二条：餐饮从业者一片叫好，他们太清楚外带食品意味着什么——油污、气味、垃圾，还有混吃之后说不清的食品安全责任；而普通消费者则普遍警惕，有网友问：制度一旦笼统支持“拒绝外带”，会不会异化成变相的强制店内消费？

那真的如网友们所说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星巴克、于东来的观点？

我们一条一条说。先说第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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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消费入座”

我们为什么支持星巴克“消费入座”，支持于东来的第一条建议？因为星巴克的座位从来就不是公共资源。

每一家门店的每一平方米，都是企业真金白银租下来的，背后是房租、装修、水电和人工。商家把座位开放给公众使用，是一种经营策略，或者可以说是一份馈赠，而不是一项法定义务。经营策略可以改，馈赠可以收回，义务不能推卸，这两件事的性质，完全不同。

也许有人会用“第三空间”反驳：你自己卖了二十多年的概念，现在说收回就收回？这个质疑有它的分量，但我们必须厘清这一概念的边界：“第三空间”的公共性，从来就不等于无条件免费。图书馆免费，但要凭证件入内，也禁止饮食；博物馆免费，但要预约、要安检。凡是空间，必有门槛，区别只在门槛设在哪里、由谁来设。星巴克的门槛，过去是一道隐性的默契，如今变成了显性的规则。默契被打破时会有阵痛，但把默契变成明规则，本身并不是过错。

更深一层的是：这条规则恰恰是在保护“第三空间”。高峰时段，店里看着座无虚席，真正愿意为这杯咖啡、为这个空间付钱的顾客端着杯子找不到座，只能转身离开。长此以往，“第三空间”会先死于占座者，因为一个让付费顾客无法落座的“公共空间”，既不公平，也不可持续。

此外，从规则的品质看，消费入座还有一个优点：它管的是“空间”。空间的标的单一，状态可以核验，比如有没有消费、坐了多久，店员一目了然。这样的规则写得清楚、边界画得明白，执行时不需要裁判气味、鉴定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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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值得被看见

不得不说，于东来的第二条建议有其合理性，值得被认真看见。

就在他发文前十几天，海口一家餐厅刚刚上过热搜。据九派新闻等媒体报道，一桌顾客进店后，自带了烤乳猪四盘、白切鸡四盘、白灼虾三盘等共计十余份成品菜，又点了部分海鲜要求店里加工，一坐就是四个多小时，店员多次劝阻无效，最后店家收取了数百元的服务费和加工费，市场监管部门介入调解。如果你是这家店的老板，你作何感想？油污、气味、垃圾、翻台率，外加混吃之后说不清的食品安全责任……如果这些负担日常都压在实体店主身上，会是什么样子。

同时，一线店员的工作处境也是真的。劝离长期占座者、劝阻外带重味食品的店员，被顾客拍视频发上网、遭遇网暴的事情，早已不是新闻。于东来要“制度支持”，本质上想给一线沟通一个依据，当店员开口时，背后有一条保护自己的规则站着，而不是独自面对一部手机。

因此，我们不能把于东来的建议简化成“资本家的嘴脸”，于东来对实体经营的难处有真切的体会，他说的话里有真问题。

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条建议是符合商业对等原则的：商家提条件，消费者做选择；你可以挂牌“谢绝外带”，我也可以转身不进，形式上谁也不欠谁，谁也不强迫谁。

但是，纸面上的对等，不等于实践中的对等；他的话里有真问题，也不等于他开的药方是正确的。

我们需要往深里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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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于东来的第二条

为什么反对？因为于东来“制度支持餐厅行业拒绝外带食物就餐”这条建议，要撼动的不是某种行业惯例，而是早已被我国法律和司法实践反复确认的权利边界。

首先是法律规定。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九条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那什么叫自主选择权？简单说就是：我可以选择买谁的，可以选择买什么，还可以选择不买。特别是最后一层“选择不买”，它最容易被忽略，却恰恰是“自带食品”的法律本质：当我们拎着一瓶水、一箱酒、几个驴肉火烧走进一家餐厅，这个动作翻译过来，就是“酒水我自己带了，不在你这儿买”。禁止自带食品，效果上等同于宣布“你必须在我这里买”，而“不买”这一半权利，被一张告示没收了。

为什么法律要如此鲜明地护着消费者？因为《消法》整部法律的逻辑起点，就是承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地位天然不对等：商家有组织、有信息、有行规，消费者是孤立的个人，面对一份单方面拟好的规则，没有逐条讨价还价的余地。所以法律预设了倾斜，这不是偏爱消费者，而是先把已经歪着的天平扶正。

再如，第十条规定了公平交易权；第二十六条则直接堵住了规避的通道：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的不公平、不合理规定，含有这种内容的，内容无效。

或许有人会问：“那我在门头显著位置挂出‘谢绝外带食品’，消费者看得见、愿意进就进，总可以吧？”

（“谢绝外带饮品”告示牌，图源：经济导报官方微博）

答案是：不可以。法律里，“显著提示”和“条款无效”是两条互不相干的规则：提示义务解决的是“消费者看见没有”，第二十六条处理的是“条款合理没有”。凡是排除、限制消费者主要权利的规定，即使消费者看见了、进门了，条款依然无效。这个道理其实人人都懂：停车场门口贴一张“车辆被砸，概不负责”，挂得再大再醒目，车辆真的被砸了，商家照样要赔。无效的承诺，不会因为被看见就变得有效。公示能治愈“没看见”，治愈不了“不合理”。

还有一种声音流传最广，也最理直气壮：“店是我的，地盘是我的，凭什么我不能做主？”

这话对了一半。地盘确实是你的，这一点从不含糊，正因为地盘是你的，座位怎么分配你说了算，这正是我们支持“消费入座”的全部理由。但“做主”是有边界的。你打开门做生意的那一刻，就不再是在自己家里会客，而是在向不特定的公众发出邀约；从这一刻起，你和每一个走进来的人之间，发生的就是受法律调整的消费关系。这个道理从不新鲜：你的卧室你说了算，你的店铺却必须过消防、卫生、明码标价、售价合法的关……没有人觉得这是侵犯产权，因为经营自由，从来都是有边界的自由。

再往深说一层：各人的财产各人支配。说到底，商家支配的是自己的空间，消费者支配的是自己的物品。这条建议的要害，恰恰是想用商家的产权，去支配消费者的财产。所以准确的说法是：你的地盘，你能做主，但做主止步于消费者的法定权利面前。

其次是司法实践。

这不是一条笔直的线，而是一条经历过曲折而转向的线，看清它的转向，才能理解司法为什么站在今天这个位置。

据媒体公开报道，2001年，广州一位曲先生因酒楼收取20元“开瓶费”提起诉讼，广州中院判决酒楼退还。这是有记录的第一案，依据的是《民法通则》里公平、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性条款。

2006年，北京首例开瓶费案，法院判酒楼退钱，但刻意回避了“收费本身违法”的定性，理由是酒楼没有事前明示、侵犯了知情权。

2008年，长沙天心区法院判决消费者败诉。该KTV在大堂、收银台、包厢都明示了“谢绝自带酒水”，法院认为这是服务合同的明示条件，消费者知情后仍然消费，合同成立。

转折发生在2014年。

这一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表态：“禁止自带酒水”“包间最低消费”属于餐饮行业利用优势地位作出的霸王条款，消费者可以请求法院确认无效。同年，商务部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的《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试行）》明确禁止餐饮经营者设置最低消费，这一禁令在2025年修订的新办法中延续至今。四川、贵州、湖北、重庆、山东等地，则直接把“不得拒绝消费者自带酒水、不得收取开瓶费”写进了地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

2019年，华东政法大学学生王洁莹携带价值46.3元的零食进入上海迪士尼，被以“禁止携带食品入园”为由翻包拦下。她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该格式条款无效。最终在法院调解下，迪士尼修改了规则，除自热火锅、榴莲等少数品类外，游客可以携带供本人食用的食品入园。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开支持这名学生，还给她颁发了“啄木鸟奖”。

（上海迪士尼，图源：网络）

2014年之后，行政执法接过了主力。据中国新闻网、光明网等报道，2023年，浙江仙居一家量贩KTV因常年张贴“谢绝自带酒水”，被市场监管部门罚款1000元；据市场监管部门通报和媒体报道，2024年，成都新都一家饮品店仅仅因为在门上贴了“禁止外带食品”，被警告并罚款500元。毕竟，普通消费者打官司的成本太高，几十元的标的，却是繁琐的举证和漫长的程序等待。比如成都那位赢了官司的何女士，80元退款等了七个月。所以今天真正撑起这条底线的，是12315背后的行政执法体系。

这条线走到这里，传递的信息已经很清楚：司法支持的不是消费者的任性，而是对一种结构性不对等的矫正。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法律为什么这么定？

讲到这里，可能有人会接着问：好，就算条款无效，可为什么非要法律出手？商家把规矩挂在门口，消费者不满意抬脚就走，让市场自己去调节，不行吗？

不行。“商家显著公示拒绝外带食品+消费者用脚投票”听起来是个好机制，但它成立需要两个前提：一是别处可去，二是退出无成本。个别店家挂牌谢绝外带，消费者转身走进隔壁，市场照常运转；可一旦“制度支持”使其变成行业通行的规则，所有商店都挂上牌子，消费者往哪里走？当年的开瓶费就是如此走向死局的，不是一家店收，是全行业当行规收，用脚投票无票可投。而在迪士尼的安检口，则演示了第二个前提的脆弱：门票买了，酒店订了，孩子期待了半年，人站在闸机前，这时候说“你可以选择不来”，是一句正确的废话。法律之所以要在行规化的浪潮中介入，正是因为市场机制在这里失灵。其是补位，不是越位。

此外，还有一本利益账要算。商家和消费者两端的损失，是不对称的。商家因自带食品蒙受的损失是间接的、有替代通道的：少赚的差价可以通过菜品定价回收，服务成本可以通过明码标价的服务费覆盖，食品安全责任可以靠留样切割，没有一项核心利益真正受损。而消费者这边，被禁掉的是选择权本身，没有替代品。用“禁止”这种最重的手段，去保护一种可以用轻得多的手段保护的利益，在法理学上叫违反比例原则。说得通俗些，就是高射炮打蚊子，蚊子未必打着，却把屋顶掀翻了。

回头看，答案已经齐了：“不买”的权利动不得，所以条款无效；市场在这里失灵，所以需要法律；两端的损失不对称，所以禁令不成比例。

可以说，我国现行的这套制度，是用数十年磨合出来的分寸，简单归结为“物品自由、空间可管”八个字。拿这把尺子量于东来的两条建议，答案一目了然：第一条建议管的是空间，站得住；第二条建议管的是物品，站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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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一万步讲

退一万步说，即便立法者愿意成全于东来，这条规则在技术上也无法书写。

我们不妨从一个最市井的场景做一个思想实验。比如，我在街东头买了几个驴肉火烧，走进街西头的粥店喝粥，怎么办？火烧和粥是互补品，不是替代品，我没有因为自带火烧就少喝一碗粥，反而因为火烧有粥配，才更愿意走进这家店。老板把我赶走，赶走的是自己的生意。这是站在商家的立场上算的。

换成消费者的立场，问题更根本：我能不能一口驴肉火烧、一口粥？

（驴肉火烧，图源：网络）

这种快乐，任何一家单独的店都给不了我。粥店不烙火烧，火烧铺子不熬粥，市场分工的现实，就是各家做各家的拿手；而消费者的餐桌，天然是跨店组合出来的。商家再努力，一张菜单也是有限的；消费者的“我喜欢”，却是无限的。禁止自带食品，禁掉的不是一次购买，而是这顿饭本身，因为这种搭配，只能从两家店买、在一处吃。

这样的场景在中国的大街小巷每天发生亿万次：拎着奶茶吃麻辣烫，揣着点心进茶楼，端着生日蛋糕进火锅店……依靠一条成文规则，粗暴地禁掉了消费者“我喜欢”的无穷组合，又拿什么去区分“抢生意的外卖”和“成就生意的搭配”？让商家去区分吗？立法者无法预判这些无穷多的组合，这是成文规则面对市井生活时的根本无力。

（顾客在火锅店里吃生日蛋糕，图源：网络）

再退一步，就算只禁“气味浓烈”的呢？那么请问：榴莲算不算？螺蛳粉算不算？韭菜盒子、臭豆腐、自热火锅呢？泡面算不算？由谁来闻，按谁的标准，谁的鼻子具有法律效力？物品的标的无限多样，边界永远模糊，一条定义不清的规则，执行起来只有一种形态：店员和顾客当桌争执，然后吵一次，上一次热搜。

我们国家数十年的实践，恰恰沉淀出一条清晰的规律：窄条款能立法，宽条款必被打掉。迪士尼调解后保留的禁令，只有自热火锅、榴莲等寥寥几类，有安全风险、有强烈异味的具体品类，写得清，就立得住。个别特殊业态基于民族饮食禁忌对外食的限制，有地方立法的专门背书，范围同样窄到贴着命门。但凡是宽到“本店谢绝一切外带”的条款，从法院到市场监管局，无一幸存。

（榴莲，图源：网络）

所以食品领域实际落地的格局，呈现出一个朴素的“三分法”：普通清淡食品，禁不了，也不该禁，过生日带个蛋糕被拦在门外，任谁看都不合情理；有异味和污染风险的，可以合理限制；食品安全责任，靠留样切割而不是靠禁令规避。海底捞的做法就是市场自己长出来的解法：对于外带食品，店里取样留存、登记备案。据媒体报道，大部分网友对此表示理解。所以你看，不用立法，不用驱赶，商家和消费者自己就能谈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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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答案

不得不说，这里面还有一个让人唏嘘的悖论。

胖东来之所以被全网封神，靠的恰恰是其弹性与人情味：不消费可以在店里坐着休息，退货不问理由，员工有权给顾客免单。这个品牌全部的魅力，来自“不把人卡死在条文上”。它比谁都懂弹性的价值，正因如此，这条把整个行业推向条文化的建议，才更值得商榷。

（胖东来，图源：网络）

其实更好的答案不用远求，就摆在眼前：

对商家：管空间，不管物品。非管物品不可的，只列窄清单，写清楚具体品类，公示出来，加上留样，别碰“谢绝一切”四个字。

对行业：差异化策略永远是个案裁量，一旦行规化，就是开瓶费当年的死法。

对星巴克：柔性执行的承诺，要写进一线员工的授权与考核里，别让店员独自去背冲突的代价。

对监管：执法资源盯住行规化的禁令，让12315的通道始终保持顺畅。

对舆论场：不捆绑站队，给模糊地带留一点磨合的空间。

说到底，模糊地带不是规则的缺陷，而是市井生活的操作系统。中国吃饭的场景组合无穷无尽，立法者永远无法预判，也无需预判。好的制度不是消灭模糊，而是守护模糊的边界，两头把线划死，中间放心留白。

驴肉火烧进粥店这件事，靠店家和顾客相视一笑来解决，永远比靠援引条文解决的更好。

责编：姚昕玥

一审：周杨

二审：朱晓华

三审：唐婷

来源：湘江论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