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脚踏三省，三省各不同—— 边城茶峒游记

文｜邓星洪

有这样一个地方：你站在江心的滩涂上，左脚还在湖南，右脚已经踏进重庆，再往后退半步，贵州的土地便到了脚跟底下。清水江从武陵山的深处蜿蜒而来，到了这里，忽然温柔地打了个盹，把湘、渝、黔三省轻轻揽进怀里。这地方，叫茶峒。沈从文管它叫 “边城”。

茶峒其实很小。一条青石板老街，从“茶峒”牌坊下延伸出去，两旁是密密挤着的吊脚楼和老铺子，米豆腐的、银饰的、蜡染的，招牌旧旧的，并不招摇。我们来到了江边，就来到了故事的开头—— 一座渡口，一根钢缆，一只方头渡船。

那便是拉拉渡了。船夫立在船头，手里一根木棒，抵着横跨江面的钢缆，一下一下地往后拨，船便悠悠地贴着水皮滑过去，吱吱呀呀的，像一首没有词的歌。清水江不算宽，可这一渡，却仿佛渡回了八十多年前的时光。我忽然想，当年翠翠和爷爷守着的那只渡船，是不是也是这般模样？小说里，翠翠爱上傩送，傩送的哥哥天保偏偏也爱她，两兄弟一个死在滩上，一个远走他乡。故事的最后，沈从文写下那句让无数人牵挂的话：“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没有人知道 “明天” 是哪一天。可茶峒就替全天下的人，把这句话等了下去。

渡船靠了岸，便是重庆的洪安镇。再往南望，江那边一片屋脊，是贵州的迓驾镇。三省隔水相望，鸡犬之声相闻 —— 有人说 “一脚踏三省，三省闻鸡鸣”，这话不假。可你若真在三个岸头各站一会儿，便会发现，三省是 “不同” 的。

湖南这一边，是茶峒，带着湘西人骨子里的热与烈。街上的老人一开口，湘音浓得像山里的苞谷酒，冲、直、实。他们把吊脚楼修得密密匝匝，把日子过得热腾腾 —— 早晨一碗辣油浇透的米豆腐，晌午一盘血粑鸭，天黑了对歌的调子就翻过了山。洪安对岸的重庆人听了，会隔江应一声：“嘞个湘西话，硬是听起来火辣火辣的！”

重庆那一边，是洪安。这里的房子建在山坡上，层层叠叠，楼脚一半悬空、一半扎根，屋檐翘得更高些，也更大胆些。重庆话软而诙谐，尾音拖得老长，卖凉面的、打银器的，吆喝起来都带着一股子天生的乐天。同是一条江，这边的人把日子过得更 “耍耍哒哒” 的 —— 不那么急，不那么较真，像江面偶尔泛起的那些白浪花。

贵州那一边，是迓驾。隔着江看过去，屋脊最矮，也最安静，晨昏之际，炊烟最先从那边升起。贵州这边苗家寨子多，姑娘的头帕、男子的银项，在雾里一闪一闪的。他们说话的腔调，比湘西的软，比重庆的沉，像山泉漫过石头，不慌不忙。你要是顺着山路再往深处走，还能听见苗家飞歌，那声音高得能把云顶穿破，又稳稳地落回山谷里。

一江清水，隔开了三省；可三省人又共用这一江水，共走一座渡口，共守一个 “边城” 的名字。洪安人说洪安是边城，迓驾人说迓驾是边城，茶峒人也说边城是茶峒。其实都没错 ——三只渡船，渡来渡去，渡的都是同一个故事。

江心那个小岛，四面环水，东属湘、西北属渝、西南属黔，三省谁都不肯多管，当地人就打趣叫它 “三不管岛”。可正是这不归任何一方管的弹丸之地，恰好安放了三省之间最没心眼的那种和睦——对面河岸喊一嗓子，这边就有人应；谁的牛跑了，两岸都会帮你赶回来。

我站上那块 “一脚踏三省” 的三界碑前，身后是湖南的青石板，左耳是重庆的吆喝，右耳是贵州的飞歌。一步跨过去，人还是那个人，可脚下的土地已经换了名姓，换了腔调，换了灶台上辣味的深浅。这大约就是 “边” 的奇妙之处——它既是一个被三省推来推去、谁也不愿多管的角落，又是一个把三省拢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的圆心。

日头西斜，我原路渡回湖南。船夫还是那根木棒，还是那一声吱呀。江面上起了薄雾，把重庆和贵州的屋脊一点点隐去。风里却还飘着对岸的味道 —— 重庆那边的一股牛油香，贵州那边的一缕苗家银响，和湖南这边自家灶上的一丝辣子气，缠在一起，分也分不开。

翠翠等的那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 “明天” 回来。

可我总觉得，他早就回来了 —— 就住在这条江上。每天清晨，他撑开拉拉渡的船，把湖南的清晨渡到重庆去，把重庆的黄昏渡到贵州来，再在暮色里，把三省的人，一个个渡回自己的烟火人间。

三省各不同，一江同梦。这大概便是边城茶峒，最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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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