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文欣赏｜东郊

文/未名湖

夜半醒来，再无睡意。推开窗，遥望澧水，远处有灯，三两点，像是谁在黑暗里划燃又熄灭的火柴。忽然想起韦应物那句“野渡无人舟自横”，此刻没有渡口，也没有舟，只有窗台上积了薄薄的霜。

中年以后，读韦应物是另一番滋味。年轻时读他，只觉淡。淡得像白开水，没滋没味。如今再读，才知那淡里头，藏着多少说不出口的沉。一个人要把自己摁进怎样的泥土里，才能写出“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 那样的句子。那不是技巧，是命。

韦应物这个人，活了两辈子。

头一辈子，是长安城里的混世魔王。十五岁当上唐玄宗贴身侍卫，依仗着“京兆韦氏”四个字，把坏事做尽。他在诗里自曝家丑，毫不遮掩。“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持樗蒱局，暮窃东邻姬。”白天赌博，晚上翻墙头调戏邻家女子，窝藏逃犯，目无王法。司隶校尉不敢抓他，因为他是皇帝跟前的人。

我常常想，那个年代的少年韦应物，该是怎样一副面孔。大概目光是斜的，嘴角是歪的，走路要把地面踩出坑来。长安城里的百姓见了他，躲着走，骂不敢出声，恨只能咽进肚里。他以为这样的日子可以过一辈子。他以为头顶那片天，永远塌不下来。

天真的塌了。安史之乱像一记闷棍，打碎了所有人的梦。唐玄宗跑了，侍卫队散了，韦应物一夜之间从云端跌进烂泥。曾经被他欺负过的人，开始回过头来欺负他。财物被抢光，尊严被踩碎，他尝到了自己种下的苦果。

那年他十九岁。十九岁，可以毁掉一个人，也可以重塑一个人。韦应物选了后者。他放下刀枪，走进太学，拿起书本，把荒废的时光一寸一寸往回追。这个过程有多难，不难想象。一个习惯了吆五喝六的人，突然要安安静静坐下来，面对那些他曾经鄙夷的竹简绢帛，这种转身，无异于把骨头拆了重接。但他接上了。

后半辈子的韦应物，换了一个人。做官做到清廉，不是一件容易事。他在高陵当县令，面对上头压下来的苛捐杂税，两头为难。严征，百姓活不了。宽征，乌纱帽保不住。他在诗里写“日夕思自退，出门望故山”，想撂挑子不干了，回老家种地去。可他没有真走。他咬着牙，在夹缝里替老百姓撑一把伞，能撑多久是多久。

在滁州当刺史，他去田里看农民干活。春天下雨，农民高兴得不行，因为庄稼有救了。可他们家里连隔夜粮都没有，徭役还一层一层地压。韦应物站在田埂上，看着那些佝偻的背影，心里生出惭愧。他说，“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里”。我一个不种地的人，吃的穿的，全是你们给的。这话放在今天，多少当官的说得出口。

罢任苏州刺史那年，他收拾行装，发现凑不齐回长安的路费。一个刺史，做到这个份上，是穷得叮当响了。他没有向谁伸手，也没有赖在官位上不走，而是孤身住进苏州城外的永定寺，租田种地，了此余生。读到此处，总要停一停。想起前些年职场里退下来的老同事。他们有的和一帮商人形影不离，忙着补当年没捞够的油水，有的忙着给儿女铺路搭桥。形形色色的忙绿着，鲜有几个是安安静静真退的。韦应物这种退法，干干净净，不带走一片云彩。他的心里，大概早就没有长安城了。

韦应物还写了一手好墓志。2007年西安出土了他和夫人元苹的墓志，元苹那篇是他亲手写的。“每望昏入门，寒席无主，手泽衣腻，尚识平生，香奁粉囊，犹置故处，器用百物，不忍复视。”没有大悲大痛的词，只是一个男人回到家，看见亡妻用过的东西还摆在原来的地方，不敢多看一眼。这种写法，比嚎啕大哭要疼得多。

有人说韦应物的诗像王维，清淡闲远。我觉得不像。王维的淡，是佛堂里的檀香，有距离感。韦应物的淡，是田埂上的泥土，踩上去硌脚。他的心里装着太多东西，装着田家的饥苦，装着对俸禄的不安，装着对亡妻的愧疚，装着少年时欠下的孽债。这些东西压在他心上，他不能说，说出来就轻了。于是他写山水，写草木，写一只无人看管的船，在渡口横着。那个“横”字，不是闲，是无可奈何。

我年轻时读韦应物，觉得他不过是又一个寄情山水的隐士。中年以后才明白，山水于他，不是寄情，是赎罪。他把自己的后半生活成了一场漫长的修行，用清廉赎年少时的荒唐，用爱民赎做官时的无力，用清贫赎内心深处的亏欠。

前些年去苏州，特意去找永定寺的旧址。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一块碑。站在那块碑前，四月的风从太湖吹过来，带着水草的腥气。我忽然想，韦应物住在寺里的那些年，每天清晨听见钟声，是不是会想起长安城里那些荒唐的夜晚。一念及此，心头一紧。

他死在永定寺里，身无分文。一个曾经身居刺史的地方官员，最后连买棺材的钱都没能留下。这笔账算下来，他赢了还是输了。输了俸禄和前程，赢了人心和诗名，也或许什么都没有赢，只是把欠的还清了。

有一个朋友，在市委机关写材料。写了十八年。十八年，够一个孩子从出生到成年。他写的材料，摞起来大概比他还高。全市重要的会议，重要的文件，重要的讲话，大半出自他的手。圈内人都知道，他是这个城市的头号笔杆子。可他的头发，也是在那些材料里一根一根白的。起先是两鬓，后来是头顶，再后来是整个后脑勺。他刚到五十岁，看起来却像六十多。

十八年里，他有无数次机会可以走。去省里，去高校，去企业。他都不去。不是不想去，是走不了。老婆是中学老师，调不动。孩子在这边上学，转不走。还有一层说不出口的原因，他舍不得那支笔。这城市里，没有第二个人能写出他那样的文章。我说的不是那些材料。材料是官样文章，写得好是应该的，写得不好是要挨批的，这个偷不替懒。那些东西写完就废了，像报纸包烤红薯，红薯吃完，纸就扔了。我说的是他偶尔写的那些文章。发表在国内大刊上，小说、散文、随笔，一年也就十来篇。但每一篇出来，圈子里都要传一阵子。语言干净得像水洗过的石头，读完让人心里沉沉的，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他跟我说过，写那些东西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活的。写材料的时候，他不是自己，是一个工具，一个按照某种程序和语法运转的机器。但写小说，写散文的时候，他是他自己，是他十八岁那年梦想成为的那个人。十八岁那年，他想当作家。考大学填志愿，清一色的中文系。毕业那年，家里要他考公务员，他不肯，吵了好几次。最后还是考了。因为他父亲说了一句话，你先端上饭碗，再谈理想。饭碗一端，就是三十多年。

有一次下班后，我去办公室找他。桌上堆着一尺多高的文件，电脑开着，文档里有密密麻麻的红字批注。他靠在椅子上，闭着眼睛。我敲了敲门，他睁开眼，说是你啊，进来坐。我说你在干嘛。他说我在想一个句子。我说什么句子。他说是一个讲话稿里的句子，关于高质量发展的，怎么表述都不对，不是不对，是太对了。太对了，就没有味道。但讲话稿不需要味道，需要正确。他卡在那里，不是写不出来，是不想写。

他给我看他的手机。备忘录里存着一段文字，是他昨天晚上写的。写的是一个秋天的傍晚，他去接孩子放学，在校门口看见一个卖糖葫芦的老人。老人穿着破棉袄，手冻得通红，糖葫芦在夕阳下亮晶晶的。他买了三串，给孩子两串，自己拿了一串，一边走一边吃，糖渣掉在衣服上，孩子笑他。那段文字写得真好，有颜色，有温度，有声音，像一个电影镜头，不急不慢地摇过去。我说你把这个发表了吧。他摇摇头，说不急，先放着，等放假了再改改。然后他关掉备忘录，打开那个讲话稿，继续写那个关于高质量发展的句子。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他和韦应物是一样的。韦应物在衙门里写公文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东郊的杨柳和春鸠。他在办公室里写讲话稿的时候，心里想的是校门口的糖葫芦和孩子的笑声。他们都把最想说的话藏在最私密的地方，等到夜深人静，等到放假了，等到终于没有公务缠身的时候，再一个字一个字地掏出来，放在纸上，自己看，或者给少数几个人看。

韦应物有一首《东郊》，写的就是这种心境。“吏舍跼终年，出郊旷清曙。杨柳散和风，青山澹吾虑。”他在衙门里困了整整一年，终于有一天清晨跑到东郊去透气。看见杨柳在风里散开，看见青山的颜色把心里的杂念慢慢冲淡。那一刻，他是真的想走。走到山水里去，不再回来。但他没有真的走。他写“依丛适自憩，缘涧还复去”，在树丛边坐一坐，顺着小溪走一走，然后还是回去了。为什么回去，他没有说。也不必说。每个成年人心里都明白，有些路，只能想一想。

韦应物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从不掩饰这种拉扯。他在诗里写“终罢斯结庐，慕陶直可庶”，说等我不做官了，就去结个草庐，学陶渊明那样过日子。他用一个“终”字，说明他知道现在还不能。他用“慕陶”两个字，说明他承认自己向往那种生活，但“直可庶”三个字又透着一点犹豫，好像他也知道，陶渊明那样的日子，不是谁都能过的。这种诚实，让他的诗有了温度。他不是站在高处俯视我们，他是和我们站在一起，穿着官服，踩着泥巴，眼睛望着远处的山，脚还陷在近处的泥里。

朋友后来把那个短篇写完了。他发给我看，两万多字，写一个古代的抄书吏。最后一段写那个抄书吏老了，眼睛瞎了，坐在院子里，让孙子给他念他当年抄过的书。孙子念一句，他摇摇头说不对，这个字不是这么读的。孙子说，爷爷你看不见，你怎么知道不对。他说，我抄了一辈子，每一个字都长在我手上了。那个抄书吏到死都没有写出自己的名字。但他让每一个抄过的字，都长成了他自己的模样。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片东郊。它不一定是滁州城外的原野。它可能很小。小到一块菜园，一个阳台，一方老屋，一张书桌，一间茶室，或者一篇写了又改、改了又写但从不投稿的游记。

我认识一个老太太，住在城郊老家的平房里，没有电梯。她在屋门口的一小块地里种了几十棵辣椒和一小片葱蒜。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看辣椒红了没有，葱蒜长高了多少。她儿子要接她去城里住电梯房，她不去。她说那阳台朝北，晒不到太阳，种不活东西。她说的不是辣椒和葱蒜，她说的是自己那点念想。

还有一个大学同学，名牌大学毕业后放弃留校机会，回到了老家的小县城，在教育局当个小科员。他说，他是独子，离老家近方便照料父母。后来父母送走了，他在老家的房子也拆了。他把老屋一扇雕花旧木窗，搬到了新家的书房里。木窗上还贴着褪色的春联，只剩下半边“福”字。他说每次看到那扇窗，就觉得自己还没走远。那个老屋拆了，但老屋的门窗还在，推开它，就能回去。

曾经在路边摊上遇见一个送外卖的年轻人，趴在公园里的石墩上写诗。字很丑，但句子还新鲜。他写“我想有一块地，种点西红柿和黄昏”。写完了，把纸折好，塞进口袋，骑上电动车走了。尾灯在夜色里一闪一闪，拐进巷子里就不见了。那块种西红柿和黄昏的地，就是他的东郊。他也许一辈子都不会有那样一块地。但他写了，就有了。在纸上，在心里，在那张皱巴巴的纸上，西红柿红着，黄昏黄着，比真的还真。

我们需要一个东郊。不是因为我们要真的离开，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哪怕是假的，哪怕是暂时的，哪怕只是一厢情愿的想象。那个地方告诉你，你不是只有这一种活法。你在公文里、在会议里、在报表里、在这个吵吵嚷嚷的世界里被折磨得面目全非，但回到东郊，你还能认出自己。

韦应物写过“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很多人觉得那是说禅，说空无。我觉得那是说每个人心里那座山。落叶盖满了，好像什么都找不到了。但你知道山在那里。你闭上眼睛，还能听见枯枝底下的泉水声，听见风穿过松针的声音，听见自己走路时踩碎叶子的声音。那些声音一直都在。哪怕你在机关里坐了一整天，哪怕你写了一整年的材料，哪怕你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符号，那些声音都还在。

某日加班甚晚。深夜里，我沿着街道往家里走。路灯把影子拉得忽长忽短。经过一个小区门口，看见一个阳台亮着灯，阳台上摆着几盆绿植，影影绰绰的。不知道是谁的东郊。但愿那里面的西红柿红着，但愿那里面的黄昏还亮着。

回到家里，妻女都睡熟了。我没有开灯，摸黑坐到书桌前，打开台灯。灯光拢成一小片，刚好罩住笔记本和一支笔。窗开着，外面的车马声渐渐稀了。

我在纸上写了四个字。

我的东郊。

作者：未名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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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