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感怀：我的文学之路是这样开始的

文/聂茂

一、缘由

我愿意把2026年10月28日定格为我从事文学创作四十年的纪念日。原因在于，1986年10月28日《中国青年报》上刊发了我的散文《路》，仿佛是一种暗示，又仿佛是一种命定，我的文学之路就这样开始了。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在邵阳卫校检验七班读中专，那真是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我们同一个中学的徐捷早在1984年就在《诗刊》头条发表了《歌唱黄河》《长江》，用的是笔名聂沛，在诗坛引起巨大反响，由此产生的示范效应和引领作用十分明显。我们县城有一批年轻人不断地读诗、抄诗、谈诗、写诗，包括后来成名的罗鹿鸣、刘起伦、罗尔、冷燕虎、肖素芳、李志高、唐满阳、雷雁华等人，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对文学的狂热与痴迷。当然，我也是当仁不让的文学狂徒，写下了一大批诗歌、散文和小说，各种小报、小刊（包括油印小报和内部报刊）和广播电台都成了我的投稿对象。

1986年10月14日，我在邵阳卫校的一间简陋的教室里，写下了散文《路》（就像四年后我在复旦大学的教室里写下早期的代表作《九重水稻》一样），这篇小文只有短短的429个字（含标点符号）。写完的当天，我就找来一个信封，用八分钱邮票，按照《中国青年报》上的地址，寄了过去。

我万万没有想到，1986年10月28日，这篇小稿居然发表出来，发的位置很居中，用一种仿宋字体，特别醒目。标题下面“聂茂”的名字前，特地标注了“湖南邵阳”四个字。当同学们喊着我的名字，告诉我文章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的时候，我正在食堂打饭，马上将饭一丢，抖抖地捧着报纸，一字一句，贪婪地看了起来。那种墨香真是世界上最好闻的气味。我看见自己歪歪扭扭写出的文字被排得整整齐齐，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同学们欢呼着我的名字，仿佛我中了大奖似的，为我高兴与喝彩。这就是那个时代文学的魅力。我将这张报纸反复看了三遍，发现是一个社会生活类版面，责任编辑叫：傅成立。从此以后，我记住了这个老师。三年后，我入学北京鲁迅文学院时，我还特地去看望了傅老师。我真想问，在成千上万的自由来稿中，您是怎么选中这篇小小的稿件并且予以快速刊登的？见面的细节我已经忘了，不过，我敢肯定，我没有提出这个愚蠢的问题。但我的感激是永远的。

大约过了十来天，我收到了《中国青年》报寄来的稿费单，竟然有15元之多。要知道，这是我半个月的生活费啊。我拿出5元钱，买了一大包糖果和花生等零食给全班同学，请大家跟我一起尽情地分享文学带来的快乐。

从那以后，我像一个敢死队员，用幼稚而密集的诗歌、散文和小说，向一个又一个文学高地，狂疯地、自杀般的发起冲击。《羊城晚报》《散文》《湖南日报》《农民日报》等等先后被攻克。我用湖南人的血性、灵敏和野蛮，无差别地、持续地进攻，成果越来越丰富，直到1989年初春被幸运地选送进鲁迅文学院深造。

在时代的大潮中，尽管前途漫漫、雾霭重重，但面对一堵又一堵坚不可摧的文学堡垒，我始终热情澎湃，目光坚定，誓死如归，一晃竟是四十年……

我不悔。我感恩。

二、原文

路

时常听父亲说：“有一条柏油路就好。”那语气神态充分表现他对柏油路的无限向往。

我理解父亲。

他每天要挑起小买卖到镇上去，而从我们村到镇上那条路实在糟透了！窄小和凹凸不平莫说，单是那晴天的灰，雨天的泥便令人受不了！尽管父亲小心翼翼，但还是跌了两次，气得他直骂“倒霉！背时！”

终于要修路了，父亲却满脸的不高兴：“修什么鬼路！”那语气、神态都充分表现他对修路的极大不满。

我很理解父亲。

他的意思是：虽然路不好，但人家走得，我也走得；祖祖辈辈都这样走过来了嘛，为什么我们就走不得？当然，重要的是，修路期间他不能做生意！

我对父亲说：“等路修好了，你把买卖做大一点不就赚了回来吗？”他没好气地说：“我还等得蛮久！”

后来，路铺上了沥青，许多人长长地舒了口气“真好！”。谁知父亲气呼呼地说：“好个屁！”那语气、神态都充分表现他对修路的无比愤怒。

我非常理解父亲。

路是铺好了，可人也就多起来，车也多起来，原先宁静的村庄沸腾了！这对他的睡眠当然有影响，更重要的是，做买卖的人多了起来……

三、评论

《路》：一条路照见的改革人心

长沙市雨花区雅境中学 熊慧琴

这篇短文的价值，在于用一个农民的三次“变脸”，写出了改革最真实的模样。

父亲的态度构成冷峻的递进：盼路、怨路、骂路。每一段都以“我理解父亲”收束——理解越深，反讽越冷。路未修时他向往，因为他是烂路的受害者；动工了他不满，因为断了营生；竣工了他愤怒，因为竞争者涌来了。同一条路，三种立场，全凭切身利益裁定。这正是改革阵痛的微观样本：改革许诺的整体福祉，落到个体身上却是一次次具体的剥夺。

难得的是作者没有居高临下地嘲讽父亲。“祖祖辈辈都这样走过来了”是小生产者的狭隘，亦是真实的恐惧。1986年的文学正热衷于为改革鼓呼，此文却冷静地指出：人并不因为贫困就天然拥护变革，改革的深层阻力，往往不是旧制度本身，而是人心里的那把算盘。

结尾一声“好个屁”，胜过千言宏论，也使这篇短文有了超越时代的分量。

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但父亲式的犹疑并未消失：每一轮技术迭代与利益重组，仍会听见那句“好个屁”。而文学的价值，正在于把这份复杂留在纸上，而非交给口号。

作者：聂茂

责编：吴天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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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