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大儒李肖聃

文/三乾

“吾乡林壑美秀，自岳麓西行，龙洞、桃花诸山，溪谷幽茂，蜿蜒六七十里，田肥而土厚”。“家居白鹤山麓，上有禅寺，吾居此山，爱其林壑。” （湖湘文库《李肖聃集》）。这是李淑一父亲、湖湘大儒李肖聃先生笔下对其家乡白箬铺的描绘。岁月不居，青山依旧。 1935 年先生在乡间主持修建的文江桥及其撰碑，历经九十多年风雨，依然屹立于八曲河上。他生于斯，长于斯，亲历了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弱年渡海，壮年旅京，“多见老辈，粗究国闻”，一生胸怀家国，勤学不怠，笔耕不辍，诲人不倦，从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成为一代大儒。

清光绪七年 （1881 年）农历三月初三，李肖聃出生于湖南善化县白箬铺李家湾（今湘江新区白箬铺镇淑一村），原名犹龙，字肖聃，别号西堂，又有星庐、桐园、亟斋、灵岩、天武等笔名。李家这一族世居李家湾栗山老屋，六百年来世勤农亩，无人读书入学。李父德生公，只读过二年私塾，自恨幼孤失学，砸锅买铁也要送大儿子肖聃读书，他自己则带着小儿子石源“力田于乡，谷入甚微，日食不给”，欠了不少债。李肖聃“五岁入塾，日诵数百言”，自小“奋苦于学”，先后拜了钱维骥（龙江）、皮锡瑞（鹿门）等名师，“自念本生田家，代无素业，幸接龙江之清尘，侍鹿门之末席，乃窥文章之林府，探学业之渊源”。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也就是戊戌变法这一年，李肖聃考取秀才，“读书城南书院”。他是栗山老屋李家第一个秀才，族老们纷纷登门祝贺，德生公用贺礼偿还了宿债。同年4月，李肖聃早出晚归在时务学堂读走学。“余以戊戌四月入学堂，为外课生，每日自乡赴堂听讲，晚乃归。堂中分内课、外课，内课生居堂中，外课生走读。蔡锷、范源廉、杨树达皆内课生也”，梁启超时为学堂中文总教习。1904年，他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等学校，边读书边译书，将所得稿费接济家用。李父用这笔钱把老屋做了翻新，“易草以瓦”，茅草屋变成瓦房，家境开始有了好转。1911年，李肖聃学成归国，初居北京为各报馆撰稿。1913年，他任司法总长梁启超秘书，专司笔札，同年12月随梁去职， 随后供职于汉口商场督办公署，给杨度当文字秘书。“供事京师，月有所入，一文全不浪用，寄家之外，惟以买书，裘葛所制，止取粗质。吾父得以买田偿债，薄有租入，益以自耕”（《李肖聃未刊手稿二种》），家境富裕起来。1916 年 11月，他由京返湘，因其弟、其父先后离世，便“奉母家居，不欲复出”，无意仕宦，专以授徒著述为业，先后任教省立第一师范、长沙商业专门学校、福湘女校、一中、长郡、明德、稻田等校，后任教湖南大学，兼任省会中学国文讲席，还担任厚生会计学校（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前身）董事。他在学校教课之余，又在寓所设家塾，聚徒讲学，毛泽东曾常登门走谒问道 。1947年，他出任湖南省文献委员会《艺文志》编纂委员。1950年被聘为湖南省军政委员会顾问。1953年 8 月病逝于福湘女校宿舍，享年 73 岁。

李肖聃博览群书，学贯中西，皓首穷经，著作等身。留学日本七年，编译了日本人所著《 王阳明全传 》《传染病预防法》，还翻译了《三美姬》《金色王》《预算制度论》等英文著作。“民国元年游京师，始为《泉山丛话》《云门漫话》《西堂闻见录》《都门杂记》各若干传。在《新民报》作“人物评论”，“在京师为《人物志》，戏为师曾（陈师曾）作传”。六年后，居长沙，复为《思贤日记》《灵岩日录》《丞斋日札》各若干卷”，后又作《省志初稿·艺文志》。即使在抗战避难期间仍笔耕不辍：“甲申之秋（1944年），七月既望，予避地新庄，寄居邹润卿家。于时长沙沦陷已及三月，白箬驻倭兵亦且数百”，“行箧无书，仅依记忆。凡十五日，遂成百篇”。上述著作中，目前只有《灵岩日录》《星庐家训》被发现。因为在抗战中，他将许多书稿“寄于城北龚宅，文夕大火，巨簏同烬”，加之“予生平作文不自秘惜，每有所著末录副，多有遗落，今不可寻”，甚是可惜。《中国文学史》《人物志》《星庐联语》等著作，迄今为止，也未搜集到，良为憾事。2008年，《李肖聃集》列入湖湘文库编辑出版。2022年，湖南大学出版了《李肖聃未刊手稿二种》，收录了新发现的《灵岩日录》《星庐家训》。湖湘文库《湖湘学案》收录了《李肖聃学案》。

李肖聃学贯群经，转益多师，为文取法汉魏，俯视唐宋，“崇奉姚（鼐）曾（国藩），出入（唐宋）八家〞，对曾国藩更是热捧，“仆读公集，已四十年，崇仰之心，老而益固”。对于当时兴起的白话文运动，他并不苟同，不随流俗，特立独行。“而吾独用文言。章士钊游欧洲，阅《湖南日报》所登，决为予作，谓此时卓立于风气之中，不为所移，非予而谁？”他长期醉心古文，工于各体，含英咀华，著述宏富。

一是著述文学史。 他纵览古今，穷年研究中国文学，1940年为湖南大学编写教材《中国文学史》上中下三册。立足湖湘，潜心研究湘学。早在1924年，他就撰写了数万字的《湘学小史》，开创了湘学研究之先河。“余昔为《湘学志》四万言，又为《湖南学案》六七万言”。在抗战时期，他任教于湖南大学（当时迁辰溪），写下了《湘学略》教材。湖湘文库《湘学史》称该书是最早以“湘学”为名的一部著作。该书前二十五章讲述湘籍名人周敦颐、王船山、曾国藩、魏源、王闿运等人的学术成就、风格流派、著作版本，最后一章《流寓学略》综述了六十位外省籍文化名人，如屈原、贾谊、司马迁、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范仲淹、黄庭坚、王守仁等人，或见放或贬戍或羁旅湖湘，对湘学产生的重大影响，“大贤所至，群彦景从，流风所被，化及千年”。他在《湘学新志序论》中总结湘学的特点，一曰守节。“志气刚而节概以立〞。二曰致用。“所言必求可行，凡行必求有效〞。三曰远利。有如左宗棠所言“身无半亩，心忧天下〞。四曰避名。“但求于事有济，并不自居其名〞。同时，他聚焦当下，纵论当代文学、长沙文学、宁乡文学，论史、论赋、论文、论学，还编写了《中小学十二年读经教材》，阐明为学之法“在于即物穷理，即汉儒实事求是之意”。

二是撰写人物传记。李肖聃先后作了《康有为传》《梁启超别传》《黄兴别传》《蔡锷别传》等人物传记。在《康有为传》中，他记录了在长沙拜访康有为的情景：“来长沙时，余往访之，大雪年寒，为人作字，求者皆不之拒。常言平生为虚名所累，所至人士聚观，求寸暇而不可得。观有为之文章，及其行事，固清季之异人也〞。在《梁启超别传》等文章中，记述了梁启超与时务学堂的故事：“丁酉之春（1897），湖南巡抚陈公宝箴，学政江公标，奏设时务学堂于长沙，聘新会梁任公先生为中文总教习〞。“十一年（1922年），先生谢绝政事，主讲南京东南大学。湘中教育会诸人，请其重来长沙，至则往寻北门小东街讲学故址，时已易为泰豫旅馆。周览堂舍，感怆积中，盖距先生居此时，已阅二十六年。昔时学生，泰半物故，乃泫然书此六字（时务学堂故址）以为记，馆人张之于壁〞。在《黄兴别传》中，称颂黄兴“形貌魁然，志伟心坚。冲锋义举，一往无前〞。《宋教仁别传》中，讲述了自己与宋教仁的交往：“余居（日本）江户时，已识教仁，知其博览群籍。及入北京，一日大雨，教仁乘车访山东峄县丁世峄（民国政治活动家、亚细亚日报主笔）于亚细西报馆，世峄与谈立责任内阁制袁世凯横擅事，教仁慨然自任。余还湘省亲，与教仁别十日，而闻其殒于凶人（遇刺被害）〞，闻此噩耗，悲伤不已。《杨度别传》中，自述其与杨家的关系：“（杨）度督办汉口商场时，招余为司笔札，令其幼子从学，因详其行事。其诗文见于诸报，若《湖南少年歌》《游箱根》诸作，固斐然作者之才也〞。 1920年 1 月，李肖聃在杨昌济先生去世不久后撰写了二篇纪念文章：《本校（北京大学）故教授杨怀中先生事迹》《杨怀中先生遗事》。两文现收入《杨昌济集》，文中称赞杨先生“好学之笃，立志之坚，诲人之勤，克己之苦”，嘉许先生的为人处世和教书育人，“谭延闿请为教育司长，不许。乡人请为教授，许之。在长沙五年，弟子著录以千百计，尤心赏毛泽东、蔡林彬（和森）”。还深情回忆一起留学东京的情景：“怀中居东（京）时，暇日率其徒讲论不辍。一日，偕余入小石川植物园，坐石上，从容语曰：‘君好博览，而不读程朱书，终为无本。日人所著《宋学概况》君未见耶？’余自是稍知读理学书”。所作传中人物，为其所熟识，许多史实为其所亲历，真切可信，足补史传之缺。

三是创作骈文、联语。现存《星庐骈文》六十篇，如《云麓宫铭》《爱晚亭铭》《桃华灵云寺碑》《为长女淑一祭夫文》等篇章。《复薛子奇书》是他以骈文写的书信，婉拒朋友薛子奇（民国报界名人）推荐他到张学良幕府任职，一谢朋友好意举荐，二赞将军英略无比，三述自己驽马难效：“顷承电召，以东北某帅，幕府求贤，荐仆应选，促令北上，词意殷勤”。“岂况汉卿（张学良），瑜逊一流，英略盖世，四方雄冠佩剑之客，飞书草檄之伦，靡不参画兵谋，奔走戌幄，宁复待问于迀儒，授简于下走乎？”。自己“生性颛愚，笃志学问，亦思修书生之素业，究玄圣之精言，沉思一卷之中，神交千载之上。不甘湮没，所好甚多”。“虚负左右推毂之勤，难效驽马十驾之用”。可以说是情真意切，不亢不卑，言简义丰，文彩斐然。他写了不少墓志铭，不单是人情酬酢，而是深有微言大义。如在《欧阳君墓志铭》中，称颂宁乡人欧阳以圻的爱国敬业与清廉自守：“廿五年（1936年）任湖南公路局总工程师。芦沟桥变起，又至母山、三汊矶沿岸视察防倭兵备，以犯暑远行，首痟内热”，病倒在工作岗位，英年早逝。“总湘路工程十余年，前后用财大万百余，毫毛不以自润。及殁，家无余资，人谓君志行，时彦弗逮也”，可钦可佩，可歌可泣。

他善长于撰联，信手拈来，体物缘情，情景交融，典雅隽永。“返乡卅年，稿将千首，录其较雅，略次百章”。湘潭大儒王闿运即世，其子求联，即撰联：“诗老两湖悲逝水，文郎云麓足传薪”，既悼念大师，又慰勉其后人。他挽行政院长谭延闿：“湖海一身轻，别后重逢，握手凄然谓我老；文章千古事，众中相许，抚心终恐负公知”，上联写谭病重时老友重逢的情景，下联写谭对他的赏识，质朴晓畅，情真意挚。民国二年，民主革命家刘揆一求时任湖南都督谭延闿为其弟刘道一（中国同盟会会员中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第一位烈士）作传，“谭辞以事冗，不暇为也。刘乃谒余为传，而用谭名。谭因是称余能文，谓自曾文正后，仅见此人，数于客坐称之，以是其幕客知有李某其人”。李肖聃代笔的《刘道一传》收录在湖湘文库《谭延闿集》中，文中称颂革命壮举，“自古奇伟非常之人，奋臂起田间，奔走国事，岂能预计其成败哉？冒死犯难以与暴政相搏，幸而济则吾事举，不济则以身殉之已耳”。编者备注“刘道一死于 1906 年 12月 31 日，据此推测该传可能作于 1907 年”，实际上该传作于民国二年（ 1913 年）。李肖聃还为许多学校撰联，如第一师范礼堂联：“湖外重人师，一脉道南垂校范；省身宜学礼，六科高第立经堂”。稻田联：“圣人抱一，于道为高，通利敢忘师，立身当作湘闺范；坤德正中，厥施斯普，艰难无近获，科学长怀古稻田”。‌李淑一珍藏馆保存了他为省立一中（长沙市一中）的撰联：“一以贯之，自强不息‌；中流砥柱，其命维新”，既嵌校名，又用典寓意，不得不令人拍案叫绝。

‌李肖聃存世的诗词不多。其好友、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积微居诗文钞》中有一首《题李肖聃东游百詠后》，诗曰“一书不报经三月，百首传来敌万夫”，现今其东游百詠只留存了《岁幕杂感》几首，其中有诗人“我与阿莲别，相思止自怜。江湖五千里，风雨十三年”的两地相思。杨树达《访肖聃箁（白）箬铺，肖聃有诗次和》中有“驱车白鹤山头路，痛与灵岩（肖聃）醉一回”之句，但已找不到李肖聃的纪游诗作。

李肖聃一生耿介正直，澹荡磊落，安贫乐道，穷且益坚。“吾自束发受书，即已尘视轩冕。为诸生时，见同学私拜权门。游日本都，同舍通书朝贵。居北京，闻名士承奉‘顶城’，而吾岸然不屑也。为司法部秘书，他人皆求梁总长启超保举……惟我无所求”。他在报社的同事黄秋岳“亦昵就梁，时时颂其功业，以为今世英哲，非第主持政论也。及梁为财政总长，乃聘为秘书”。后黄秋岳被日本人重金收买，沦为汉奸被处决，落得一个卖国求荣而身败名裂的下场。而李肖聃非但不夤缘攀附，反而对梁启超的文章，甚至是为人，提出质疑和批评，“伏读近著，私有所疑，怀不能明，敬以奉质”，“妄谈多罪，无任主臣”。很多人赏识他的德才，推荐他出仕，都被他婉谢了。“胡迈欲余为谭（延闿）都督府秘书。袁世凯称帝，杨方二人约余入筹安会，余立即婉拒。五年居京，失职盛时，欲合同乡，国会议书抵丁世峄（曾任黎元洪大总统秘书长），举余司黎元洪笺启。家居十年，傅良佐（湖南督军）、林支宇（长沙警察厅长）、刘铏（湘军师长）都以文事相委，吾以授徒不往。薛大可荐入张学良幕府，两电相召，动以重利，以母老难出力辞。惟十九年（1930），避地金陵，暂就农矿部书记之事（任部长易培基秘书），然居百日即归也。作湖南大学预科教员时，校长方凯南谓本科开时，当聘余为教授。吾谢非力所能任，请之别求贤师，因言罗焌、陈鼎忠、曾运乾三人可聘。故吾非第不求官职，即美馆亦辞以让人。里居仅接故交，令长（县令）不通讯札”。由此可见，一代大儒的气节、风骨与胸怀。

李肖聃一生始终秉持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矢志笃行修齐治平、舍生取义的儒学精神。他年轻时感知了甲午战败、台湾被割的民族屈辱，“甲午湘军牛庄战败，湖南人引为深耻”。血浓于水，痛定思痛，他对台湾是念兹在兹。在《灵岩日录》中，他记录了台湾的有关历史情况：“台湾旧隶福建，别为一道。改建行省以后，乡试仍附福建，原有举额七名，皆列至字号。光绪癸己科（1893年），吾县（善化）杜乔生（杜本崇 ）太史典试福州，得台士七人。越二年（1895年）而被割，举人仍至京会试。其富人多居厦门，秋季回台收租。内有林文钦者（1854—1900，癸己科举人，其子林献堂是日据时期台湾民族运动领袖），家最富，日本强欲官之，林遁居香港不归。”他非常赏识林文钦这种与侵略者不共戴天的民族气节。年届花甲，他目睹了日寇烧杀抢掠的暴行，亲历了长沙沦陷的苦难。面对日寇想让他当维持会长的企图，他宁死不屈，决不当汉奸，后被朋友解救逃出虎口。他编写《孝经》教授法，教育学生知孝义之大，“在家既尽孝弟，在国必为忠良，移孝作忠之理著焉”，勉励学生“以诸子之力，斡旋世运，发扬国威，业修于一堂之中，敌屈于千里之外”。在《代杨树达上某公书》中，他痛斥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为抗战胜利呐喊肋威，“自倭人构难，于今四年，杀戮我人民，侵掠我疆土，凡有血气之类，皆怀敌忾之心”。“欲使举世之人，知中华仁义之师，必能收最后之胜利；日本暴乱之国，终归于惨酷之灭亡。勉竭愚夫之鄙思，冀坚上下之信念”。不久即抗战胜利，终如先生所愿；而今日中国之昌盛，亦足以告慰先生。先生之风骨气节、道德文章，尤其值得后人学习景仰。

责编：吴天琦

一审：吴天琦

二审：王晗

三审：刘永涛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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