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云游的鹤——南岳“大鹤行窝”摩崖与明人高简|湘江副刊·艺风

张国良

南岳衡山高台寺一带，松下坪的岩石上，有一方“大鹤行窝”的石刻。上款“明嘉靖丁未重九日”，下款“赐进士吏部文选郎中大鹤山人高简书”。由此可知，近四百八十年前的那个重阳节，一个叫高简的人，在这里留下了墨迹。

《大鹤行窝》摩崖。常立军 摄

这方石刻在南岳众多名家的题刻中，湮没已久，数百年来静静伫立山间，无人瞩目，无人深究，就如当年独自登高的高简，默然眺望群山。这些微小的历史注脚，总会在岁月冲刷下变得模糊斑驳，被世人渐渐遗忘。可当褪去史书冰冷的定论，我们静心凝视这方历经四百多年风雨的古老石刻，石刻主人——这位明代西蜀士人的心境挣扎与自我蜕变，便挣脱了史料的单薄记载，鲜活、真切地出现在眼前。

高简是谁？对于湖南人而言，他是一位全然陌生的历史人物。对于南岳衡山来说，他也只是一位普通游客。但他亲手留下的落款，让我们知道，他曾是金榜题名的进士，是执掌天下人事的吏部文选郎中，是自号“大鹤山人”的清雅士人。

高简出身四川绵州的书香望族，与兄长高第、弟弟高节三人先后登进士第，世人盛称“绵州三高”，名震巴蜀。《嘉靖八年进士登科录》里记得分明：“高简，四川成都府绵州人，国子监生，治《礼记》，字公敬，时年三十。”三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啊。三兄弟不仅扬名当世，更被后世尊崇。清代蜀中文人李调元深耕乡贤文脉，曾特意为三兄弟撰写传记。民国《绵阳县志·疆域志》记载：“宴娭楼，在绵西玉龙院，民国五年里人建，奉祀三高。”乡里百姓自发建楼立祠，世代供奉三贤。

凭借家世熏陶与自身才学，高简的仕途开局顺遂坦荡。初入官场，他出任休宁知县，因病自疏改扬州府学教授，掌教维扬；又一步步走入朝堂核心，升任礼部精膳司郎中，累迁至吏部文选司郎中。这一职位执掌全国官吏的铨选、升降、调补等要务，是朝堂之中举足轻重的关键要职。

明嘉靖二十五年，是高简人生的分水岭。那年五月，他刚升为云南布政使司左参政，从郎中升为从三品的藩司大员，仕途正顺。可到了七月，风云突变。《明世宗实录》记载，御史陈九德弹劾他“罔上行私”，罪名不小：刮改御旨拟官、打破吏部“省必一人”的旧例。嘉靖皇帝大怒，锦衣卫把人抓了去，午门前重杖六十，充军发配。从春风得意到身陷囹圄，不过两个月。高简充军去了哪里，史书没有细说，官方正史彻底封存了他的踪迹。

所幸，南岳知道。摩崖上的石刻，正是这段故事的尾声。历经一年牢狱、廷杖与流放磨难的高简，在嘉靖二十六年的九月九日，出现在了湖南衡山，独自踏上了南岳的山道。秋风漫过山峦沟壑，洗尽了盛夏的繁盛，也拂去了他身上仅存的朝堂气息。他一步步登临险峻的山岩，石崖凌空壁立，是山间少有的清幽绝境。他稍作驻足，又勉强稳住身形，站到崖边一块凌空凸起的青石之上。他就这般孤身伫立崖畔，久久静默无言，任由山风裹挟着秋意浸透周身。

自古以来，名山大川与田园丘壑，都是失意文人最后的栖居地，容纳所有的困顿与落魄，慰藉所有的不甘与悲凉。漫长的沉寂过后，对着苍茫山川，高简缓缓长长舒出一口气。没人知道他登高望远时的真切心境，无人读懂那一声长叹里藏着的是遗憾还是悔恨。

好在山间草木无言、山河静默，不问功过、不议是非，温柔包容了所有人的磨难与疲惫。脚下是幽深山谷，眼前是千里秋山，松涛阵阵，流云漫壑，清旷悠远。这片无言的山水，成了他暂时的寄寓之所。于是，高简就选了块石壁，写下“大鹤行窝”。大约是说：我本是云游的鹤，此处不过是我临时栖息的窝。可以肯定的是，彼时的他，虽然依旧困顿于人生的落差与命运的波折，但与自己、与世事、与跌宕的人生达成了短暂的和解。

南岳一题，是高简仕途的落幕。他再次出现在史志中，已经是嘉靖三十九年，距离衡岳题刻已然十四年。此时，他已经回到故乡绵阳，主讲钟阳书院。这里虽是大禹的出生地，但僻处边陲，羌汉杂居，民俗纷乱。百余年来，当地官府多以武力镇压边民，致使战乱频发、民生凋敝。新上任的石泉守备周宗，深知武力难以长治久安，决意“修文德以化戎”，修建禹庙，刻树禹王碑。

周宗找到了在钟阳书院隐居治学的高简。听闻这桩造福地方的善举，高简欣然应允，主动拿出了珍藏多年的衡山岣嵝碑（即禹王碑）拓片。不仅如此，他还亲笔撰写《岣嵝碑跋》，记载了石泉的这一文脉盛事。但此次落款，他悄然改笔，不再执着昔日的“赐进士”，而是淡然自署“前进士”。一字之改，终于释然，历经浮沉劫难的高简，圆满完成了与自我、与人生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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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