娓娓道石英

廖静仁

1985年的那个冬天，我穿着一双圆口棉布鞋北上津门，出席《散文》月刊第二届颁奖会。在那次会上我与心仪已久的石英坐在了一起。那时，石英是百花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散文》月刊的主编，坐在主席台上主持会议。他坐得端端正正，身板笔挺，音腔浑厚而宏亮，说话时很喜欢挥动手臂，十足的军人气度。

与会三日后，离开津门的那天早上，石英老师赶到车站为我送行。

北方的雪下得真大，遍地银装素裹。石英老师骑自行车辗雪而来，口里还呵着腾腾热气，但他却满面春风依旧，一副神采奕奕的样子。他买了张站台票，送我进站并又有力地摇着我的手说：“小廖呀，这一届获奖者中唯有你是来自最基层的，要好好珍惜这一份荣誉啊！”我认真地点着头，内心中荡漾着由衷的感激。

车已经启动了，站台上的石英站如青松仍向我挥动着有力的大臂。隔窗望去，雪依旧在下，迷迷茫茫的混沌世界中，石英的身影在我的双眸中却愈发地清晰。

石英的名字是与《散文》月刊连在一起的。他所联系和培养的作者遍及全国各个省份。他的目光，永远瞄准并聚焦散文界涌现出来的新人。不久后《散文选刊》推出我的一个特辑时，需要配发一篇评论文章，我第一个想到的便是石英。

“当作者获得一定好评和奖励后，人们对他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并非坏事。有一次，我对多次编发小廖作品的魏久环说：以后给廖静仁写信时，能不能以建议的方式对他提出，当然还要写船夫和纤夫的生活，但要开始注意避免重复，要开阔视野，向更广更深的领域开拓。不但在题材上，在手法、结构等方面，都要适当出新，不必担心因此影响基本风格的形成。”在那篇评论文章中，关心和了解我的石英如此写道。回头想想，责编魏久环确实是在好几封信中都委婉地向我提出过这一建议，只是当时的我却并没有体味出其中也倾注着石英的满腔爱意呵！

知情人告诉我，作为《散文》主编的石英，无论工作怎么繁忙，凡是寄给他个人的散文他都每稿必看，而且对读者来信每信必复的。他说不给复信对不住人家，不认真看自由来稿更不应该，要知道有时候一篇稿子便能推出一个作者呢。石英这么说自然是有根据的。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最初年头，石英偶尔收到两篇从我国中部山区一个小城市寄来的散文稿，作者的笔迹虽然很清秀，却取了一个孔武有力的甚至金刚怒目的名字。这名字石英并不熟悉，估计是一名新手，但他注意到了作者自有其缜密的文思、熟谙的山乡生活，便当即写信给予鼓励，并指出应扬已之长，避己之短。果然不久，那位作者又寄来了作品，而且大有长进，石英兴奋地大笔一挥，于是便有了《红了山橙》、《栗子熟了》等文在当年度的《散文》月刊上陆续推出。但石英却至今也没有与那位已成名的作者见过面。这当然并不要紧。阳光温暖着大地，雨露滋润着小草，均是不图任何报答的。

九年后的冬天，我亦成了一名编辑，北上组稿时，终于又有幸与石英面对面地坐在了一起。然而那时的石英已经调离了百花文艺出版社，到了《人民日报》副刊部的当主任了。他联系的作者自然愈发地多了，工作亦愈发地繁重。但当时已经57岁的石英，依旧是神采奕奕的样子，热情不减。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部的那栋小楼里，石英是常常最晚回家的一个。给作者复信，为作者改稿，哪一桩事他都做得认认真真的。但石英每天早晨上班都要迟到一会儿（开会除外）。他调侃地说自己养成了一个不良习惯，那就是他习惯于清晨写作。几十年如一日每天清晨6点起床写到8点，雷打不动。哪怕是出差途中他也在卧铺上写作。他说他要是不写心里堵，写时有一种发泄的快感，这我当然相信，要不，他怎么能在做好了一名出色的编辑家外，还能拥有30部集子共计700余万字献给读者呢？

石英是有着丰富生活体验的人，自胶东那块出豪侠的热土中走出，毕业于南开，当过兵，做过工人，干过农活，“文革”时还住过牛棚，遭过拷打。但他却很会调整自己的情绪，而且做到不显山露水，使自己的精神经常处于亢奋之中。

然而，更能够引起我共鸣的，还是石英的人生观。

也就是在那次作聊天中，他给我打了个比喻，说是如果有两个女子，前者丑一些，但很真诚，后者很美，但也很虚伪，那么他会毫不犹豫地说——我爱前者！

窗外的树影在夕照中摇曳着。

我起身告辞，石英说，我就不留你了。他一直送我至拐过一个长长走道的楼梯口。他的手正欲举起来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这是9年前那个冬天一幕的重复。周身一热，我知道，那是一颗年轻的心在感激中闪耀出的火花灼烫着年轻的汉子。

这年冬天的傍晚，北京正在酝酿着下一场大雪。

责编：廖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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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文凤雏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