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伏：宋人的雅与趣（二题）

唐人的舞与诗，离不开酒，这是颇有定论的。然而唐之前如商纣王便有“酒池肉林”，魏晋之际有“竹林七贤”，其中尤以刘伶为酒中之仙，一醉三年。而唐人中有杜甫写的“酒中八仙”，李太白斗酒诗百篇。饮酒到了宋代，便喝出些花样与奇闻逸事，与宋词一样流传下来。我在披阅若干史籍之后，便有了一个宋人好饮的印象。自古诗文发达鼎盛之际，酒文化也必定发达。唐代不用说，宋代亦是明证。据《宋会要稿》记载，北京熙宁年间东京城每年需糯米30万担来酿酒，而宫廷内用以酿酒的糯米也在８万担左右。酒之于世，上自晋绅，下达闾里，文人墨客，渔夫樵父，无一日可缺此君。宋代有一位著名的宰相叫薛居正，“饮酒数斗不乱”，而宋真宗也有豪饮斗酒不醉的海量。至于一般文人墨客与市井中好饮者，够得上酒圣或酒仙档次的，也就不胜枚举了。

宋代的人好饮，因此所酿制的名牌美酒就极多，有记载的酒名就有二、三百种。其中以宋代最大最有名的酒楼樊楼（亦名丰乐楼）所酿之“和旨”酒与“眉寿”酒颇享盛名。宫廷名酒中有“蔷薇露”与“流香”，这种酒口感极佳，柔和芳香，民间不可能喝得到。每个州府都有地方品牌，如临安市场畅销的中和堂、雪醅、皇都春、和酒，扬州畅销的琼花露，湖州畅销的六客堂，镇江的浮玉券，锦波春，南京的秦淮春，温州的蒙泉，等等，地方名酒遍地都是，若非宋人好饮，酒业不可能如此发达。

饮酒被当作宋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存乐趣，更被当作雅士名流独立特行的标志。《宋史》中载有号称天下饮酒第一的大名上石曼卿的饮酒行状，可谓古人中“酒怪”或酒鬼。石曼卿作诗填词以险怪奇峭称于世，而他饮酒的做派，更可以说是惊世骇俗，创意奇特，在当时已让他酒国享名，若放到传媒发达的今天，定能炒出一个天外飞仙的大新闻来。史书上说，此人饮酒，有四种饮法，这四种饮法全是他自己的创造：一种称之为“龟饮”，用乡间稻草将自己全身捆绑，只露出半个脑袋，然后用大斗盛上美酒，伸颈狂饮，饮完三、五斗后将头缩进稻草捆中沉醉山野或室外，不令家人扶归。一种称之为“囚饮”，怪就怪在，此人饮酒之前自己戴上大枷，赤了双脚，披散了头发，然后让人用大斗装了酒一阵狂灌，大有喝砍头酒的悲壮和气氛，据说在这种状况下饮酒，能体会到平生无法体会的一种境界，所以此法饮酒常用。一种称之为“巢饮”。石氏学鸟兽盘踞于大树上，枝桠吊着盛酒的大木桶，底上凿一圆孔，张嘴就之，酒如喷泉，汩汩入喉，直到桶中酒尽，才兴意阑珊，缘树干而下，健如老猿。还有一种饮法称之为“默饮”，这种默饮近乎斗酒，必邀一高手与之比拼。《宋史》上说，石曼卿任海州通判时曾遇另一超级酒鬼刘潜，结为酒中知己，后在东京城王姓酒店比拼默饮，“终日不交一言，至夕，无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传王氏酒楼有二仙来饮”。拼了一天酒，一言不发，一声不响，两人棋逢对手将遇良材，竟“无酒色”，可见是难分胜负了。

石曼卿在宋代作为文人，名声并非显著，文学成就也无法望苏（东坡）、欧（阳修）项背，此人的诗名与酒名综合起来，却很是可观了。当年欧阳修作为文坛领袖也是一位饮中豪杰，《醉翁亭记》写的就是他自己与文人雅士聚会酣饮的事情，所谓“醉翁之意不酒”，盖文人托词尔。而天才的苏东坡，不仅善饮，且善酿，所酿之酒大异于市井品牌，介乎果酒与黄酒之间，酒的度数不高，极为养生。东坡对自己的发明十分得意，不仅遍邀好友共饮，且著文记之以广发播。

宋代饮酒成风，酒业发达，因此制酒家都颇有广告意识，用各种手段推销自家产品，常见的是“高悬酒帜”或悬挂招牌、牌匾，但也有创意新奇的大手笔，如游行宣传。史载南宋时临安（现杭州）市有13家官办的酒厂，因为互相竞争，便纷纷组织游行队伍走上大街以助营销。队伍以鼓乐为核心，后跟着艳妆的骑马妓女，队伍前头则有风流少年挑着美酒，闹腾腾喜洋洋穿市而过。还有讲究的，则在妓女队后安排“八仙”饮酒表演。因此宋代的酒与宋代的饮者，就是在这种快乐的广告宣传攻势之下，盛极古今的。大小酒店林立都市与村寨，各类酒仙酒圣酒怪沉醉于街头地角。酒风之盛，历代以宋朝为最。

宋人好酒，所以宋代不仅出酒中英豪，也出了不起的诗家词客。酒与诗文，似乎永远是连成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