漉湖打芦笋

文/曾康乐

人们口中的漉湖，是洞庭湖甩出的一片湖汊，蜷在磊石山以北。从长山至高台，从高台往北抵岳阳县的湖面，再向东折至六门闸，四点连成一条弓线，数千亩浩渺洲滩，地图上依旧标注着漉湖，地界挨着沅江。它不似洞庭主湖那般声名赫赫，却是我少年记忆里一片带着芦叶清香、泥腥湿意的地方——那里的风，是绿的；那里的水，是软的；那里的芦笋，是掐得出春天汁液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汨罗县革委会发动全县十几万劳力，修筑漉湖大堤。八景洞、三江、神鼎山、高家坊一带山区的百姓，连同我们本地乡人一齐上阵。每人要挑一百多方土，从低处一担一担抬到堤上，经年累月，硬是用肩膀和脚板垒起一道巨大的弓形长堤。堤线从磊石山东面的长山拉到高台——高台本是湖水中央的土台，再由高台往北延伸，直抵岳阳县的六门闸。弓身与弓弦合围，圈出这片广袤垸田。著名作家韩少功的很多文字里，也曾记下当年这场围湖造田的浩大劳作。

垸内分作内夹、外夹，大寒湖包、小寒湖包两处水域依旧留着湖水，其余大片洲滩化为良田。兰家洞水库、智峰、三江的移民落户汨罗一侧；铁山水库移民安置在岳阳这边。山里人离开世代栖居的山林，扎根到这片围出来的湖田，守着沙土过日子。湖地沃土得天独厚，撒一把萝卜籽，不用精细打理，便能长出一尺多长、十余斤重的大萝卜。那萝卜白胖胖的，半截露在沙土外，像湖洲上睡着的胖娃娃。

年少时，我家乡范塘曾菜蔬短缺。一到傍晚七八点，乡里人便相约动身。领头的，是我邻居家的三婶——我们都喊她三醒子。三醒子个子不高，肩膀却宽实，胳膊粗壮，一手提一桶水走得稳稳当当，一手提一篮菜更是不在话下。那时节，男人们大多不在村里。修堤的修堤，修水库的修水库，还有的到外面做副业去了，赚几个活钱补贴家用。村里剩下的，多是妇人、老人和孩子。三醒子便成了我们这支夜行队伍的主心骨。

她走在最前头，步子又急又稳，像急行军。我们一群半大孩子，背着比自己身子还大的竹篮，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后头。从范塘到漉湖，六公里路，要穿过一片又一片芦苇荡。夜里的芦荡，风一吹，苇叶沙沙作响，像埋伏着千军万马。芦秆密密匝匝，高过人头，月光从苇叶缝隙里漏下来，碎碎地洒在地上，像一地碎银。我们走在其中，只觉得前后左右都是晃动的影子，风过时，整片芦荡像伏兵四起，又像大地在低声喘气。三醒子走在最前头，不时回头喊一声：“跟紧了，莫掉队！”她的声音压得很低，却稳稳地穿过风声，传到每个人耳朵里。我们便像一群小兵，跟着她在这片“伏兵”之间穿行，心里又怕又兴奋，觉得自己正跟着队伍去打一场神秘的仗。

到了地里，三醒子手脚最快。她弯下腰，两手一拔，一个萝卜便从沙土里跳出来，随手往篮里一丢，再拔下一个。我们小孩力气小，拔不动大萝卜，她便过来帮我们，一边拔一边说：“莫急，慢慢来，捡大的拔，小的留着。”回程时，竹篮满了，步子沉了。三醒子走在最后面，替这个提一提篮子，替那个背一段路。我那时瘦小，背一篮萝卜走不了几步就喘，她便把我的篮子往自己肩上一挂，另一只手还提着自己的，照样走得很快。六公里夜路，负重而行，她硬是把我们一个个完整地带回了村子。

回到村里，分配也是三醒子亲自经手。谁家几口人，谁家老人多，谁家是五保户，她心里有一本账。分完了，她还亲自把萝卜送到几个孤寡老人家门口，放下就走，从不说什么。那时节，漉湖的萝卜，甜过如今许多水果。

待到春来，芦苇抽芽，我们又去漉湖打芦笋。芦笋从沙土里钻出来，嫩生生的，尖上还带着一点淡紫，一掐就断，断口渗出清亮的汁水。割下鲜嫩芦笋，晒干之后，煮鱼是绝佳的风味；余下的拿到集市售卖，补贴家用。芦荡茫茫，风过苇叶沙沙作响，像湖水在低语，又像大地在翻身。那是少年时节最鲜活的记忆——芦叶的清香沾在衣袖上，几天都散不去。

后来湖区加强管理，芦苇被统一管护，私自打苇、割芦笋便不再允许，一旦被发现，甚至要报派出所。打芦笋的旧事慢慢停歇，只是到垸田里捡拾萝卜的习惯还延续了一阵。再往后，日子渐渐富足，无人再连夜奔赴漉湖，这些往事，就此封存。可漉湖的风，漉湖的芦香，漉湖夜里沙地上那一层银白的月光，还有三醒子走在前头、不时回头喊一声“跟紧了”的背影，却一直封存在记忆深处，越久越清晰。

围湖造田，人向湖水争田地。可大湖自有它的脾气。我在保险公司负责农业保险那些年，洞庭湖曾遇上洪水，漉湖大面积被淹。那一年，雨下得没日没夜，湖水一天一个样，像被谁从底下架了火，一寸一寸地往上涨。等我们赶到现场查勘定损时，围垸已在某处溃开一道口子，整片垸田尽数淹没。放眼望去，哪里还有田，哪里还有路，哪里还有田埂上那排白杨？只剩一片浑黄的汪洋，天连着水，水连着天，湖风裹着腥湿的水汽扑面而来，呛得人喘不过气。

我踩着泥泞往深处走，水没过了小腿，又没过了膝盖。玉米只露出顶端一点，秆子全泡在浊浪之中，像无数只绝望伸出的手。我找来移民农户问询。一个中年汉子站在水边，裤腿卷到膝盖上方，手里攥着一根还没完全淹没的玉米秆，半天没说话。我问：“这玉米，还有收成吗？”他摇摇头，声音沙哑：“泡了两天两夜，根都烂了，一粒都收不回来。”我蹲下去，扒开一株玉米的叶鞘，里面已经发黑，手指一捏，烂泥一样从指缝里挤出来。

我问他原来是哪里人。他说，八景乡的，兰家洞水库移民。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八景乡，那是山里啊。我年轻时去过那一带，满山都是树，松树、杉树、樟树、枫树，还有好些叫不出名字的珍稀树种，密密层层，遮天蔽日。山里的泉水从石缝里淌出来，清得能照见人影。他说起老家，眼睛忽然亮了一下：“我们那山上的树，好粗的，几个人合抱都抱不过来。春天一山的花，秋天一山的果。后来修水库，水漫上来，那些树就全淹在水底下了。”他顿了顿，又说：“迁到湖里来，地是肥，可这湖，说翻脸就翻脸。”他说这话时，目光越过我的肩头，落在远处那片浑黄的水面上，像在看另一个很远的地方。

综合研判，这片田地损失率核定七成。我站在一片汪洋之中，眼前滔滔湖水，风从远处推来一层又一层浪，拍在残存的堤坡上，发出沉闷的响。忽然间，这浪声叠合上少年时跟着三醒子来漉湖打芦笋、捡拾萝卜的画面——那时的漉湖，是绿的，是软的，是芦笋掐得出汁液的；那时的我们，跟着三醒子在芦荡里穿行，像一支小小的队伍，以为只要跟紧了她，就什么也不怕。而今的漉湖，是黄的，是硬的，是玉米秆泡在浊浪里发黑的。山里移民迁到这片湖垸，与水相伴，实在不容易。他们从山里带来种玉米、种红薯的手艺，却要面对湖水一年一度的翻脸。想要和这片湖水和解共生，何其艰难。

今年九月，我开车从荆洲镇宝塔出发，沿着大堤一路慢行，经过高台子，穿过垸田，一路驱车转了一圈。旧的移民老屋还在，也陆续起了不少新房。地里作物品类丰富，百姓生活比起我们少年时代，已经好了许多。只是我看得出来，移民心底依旧揣着故土。山里人的根，很难全然扎进这片湖洲——他们说话的口音里，还有山里的腔调；他们屋前种的那几棵橘树，原是山里才有的；他们望着湖水的眼神里，有亲近，也有警惕。人与漉湖之间，依旧隔着一层距离。

围湖造田，是特定年代的历史选择。退田还湖，又是一场宏大漫长的工程。这片垸田，这批移民，不可能简单一迁了之。湖水的威胁不会彻底消失，溃堤淹田的风险，未来依旧存在。如何让定居于此的人们，与洞庭湖长久和谐共处，依旧是一道值得长久思索的命题。

风掠过漉湖的芦苇，年年枯荣。当年我们少年人割下的芦笋，早已化作岁月里一缕清香。三醒子走在前头的背影，也早已融进那片沙沙作响的芦荡里。这片由人力围出来的湖垸，人与湖水，还在漫长时光里，慢慢磨合，彼此相守。漉湖不语，只把芦花白了又青，青了又白，像在替一代人，守着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旧事。

【作者简介】

曾康乐，高级经济师，湖南汨罗人，曾先后任职于党政机关和央企驻湘机构。在《湖南日报》《湖南文学》《中国保险》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及论文三百余篇，出版有散文集《情满潇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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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