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造飞机还是先搞导弹？70年前，钱学森的判断改变了中国航天

70年光阴，足以让一个婴儿走到古稀，也足以让一个国家的航天事业从零起步直抵星河深处。

2026年10月8日，中国航天70岁了。

70年前的这一天，中国导弹研究有了起点——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挂牌。中国航天后来那部大书，也正是从这张导弹“出生证”开始，翻开了第一页。

飞机还是导弹？一个逆流的判断

1956年春天，北京。刚刚回国的钱学森，正被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驱策着。他带回来的，除了几箱子笔记、一颗赤子之心，还有一个刚刚起步的国家对“如何不再挨打”的焦灼叩问。

问题很具体：新中国底子这么薄，到底该先造飞机，还是先搞导弹？

1956年4月，一场关于“飞机与导弹轻重缓急”的讨论摆到桌面上。空军和工业部门的同志大多倾向“飞机派”——抗美援朝战场上，制空权的分量谁都掂得出；苏联援建的航空工厂里，初教-5已经上天，歼-5的试制也在推进，摸得着、看得见。而导弹呢？多数人连这个词都没听顺。外文资料里guided missile不知怎么译，有人叫“飞弹”，有人叫“带引导的弹”，报纸上满纸“飞弹”，既不准确，也不顺口。众声嘈杂里，钱学森的判断却指向了另一条路：先搞导弹。

他不是不知晓飞机重要。他本是航空气动学科里走出来的人，太清楚飞机背后那道高墙意味着什么——要载人、要重复使用、要材料、要发动机、要几十年经验积累。他的判断恰恰从这道墙开始——越是载人的、越要万无一失的，越需要长周期工业底盘；而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最等不起的恰恰是时间。

这是第一层：国情之判。飞机难在材料与寿命，导弹难在制导；制导能在短期内突破，材料却急不来。钱学森跟人比划：弹体加发动机不过占总工作量两成，自动控制要占八成。德国V-2火箭为什么老砸在伦敦城外？不是推力不行，是像没头苍蝇般乱撞——自动控制系统没过关。

第二层是战略之判。当时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不挨打；其次，才是如何还击。导弹比飞机快，10倍音速对3倍音速；导弹打飞机一打一个准，飞机追击导弹却难以还手。苏联米格-15战斗机作战半径300公里，跨不过“三八线”；而导弹可以从本土指向远方。在资源有限时，“四面出击”太奢侈，“集中突破”最清醒。

第三层，是时间深处才能看清的远见之判。导弹和核武器，终归要结合。钱学森敏锐地注意到高层正在筹划原子弹，他明白，原子弹没有导弹，不过是炸在自己院子里的惊雷；导弹没有核弹头，也不过是跑得快的弹体。只有“两弹结合”，才有战略威慑。他说得沉静而笃定：我们不走美国的路，也不走苏联的路，要走自己的路，迎头赶上！

宴席上“一拐”与铅笔的“一勾”

有意思的是，连“导弹”这个名字，都是钱学森顺手定下的。后来，中国辞典里就有了这样一条释义：导弹——依靠自身发动机喷射工质产生反作用推进、能控制其飞行弹道、将弹头导向并毁伤目标的武器。

1960年11月5日，我国第一枚仿制导弹“1059”（后来被命名为“东风一号”）发射成功。

在一次演讲中，钱学森说：炮弹、枪弹都会飞，单叫“飞弹”，显不出它的特别；它在飞的时候是受控制、可制导的，叫“导弹”才合适。“导弹”二字，说透了其本质——看的不是“飞不飞”，而是“听不听使唤”。

决策过程中有些细节，至今令人感慨。1955年冬，“哈军工”对外是严格保密的，钱学森提出到学院看望老朋友，请求层层上报，最后由中央批准。陈赓大将专程从北京飞哈尔滨迎他，宴席上装作请教火箭，话题忽然一拐，向钱学森提出了那个“使命性”的问题：“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憋着一股劲儿，回道：“外国人能搞的，中国人就不能搞？”陈赓一拍桌子：“就要你这句话！”

躺在医院里的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等不及，催来钱学森，问他“造得出打三五百公里的短程导弹不”？闻言“五年差不多”，老帅眼睛亮了。1956年2月1日，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在怀仁堂宴会上，用铅笔把钱学森的名字从37桌勾到主桌旁边——那是“五个师”都换不来的信任。

1956年5月26日，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讨论聂荣臻元帅综合钱学森意见提出的《关于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了发展导弹武器的决定。方针极有分量，字字千钧：先突破一点，不能等一切条件都齐了再动手。这十几个字，是策略，也是哲学：条件永远在前面跑，等，就输给了时间。同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挂牌，钱学森任院长，中国导弹与航天事业由此起步。

第一块骨牌推倒之后

后来发生的事，像推倒第一块骨牌后，整副牌阵次第传递。导弹要飞得准，必须得有自动控制、有计算机、有新材料、有发射场；这些能力外溢出去，就成了火箭和卫星，陆续就有了“东方红”、有了“神舟”、有了“嫦娥”、有了“天宫”。当年那枚“一次性的、不载人的”武器——新中国第一款战略级兵器，悄悄长出了中国航天的全身骨骼。

最能体现钱学森科学方法与战略思维的，是后来“八年四弹”技术路线的确定。1963年，他组织制定规划，推动在1965年至1972年间研制中近程、中程、中远程、远程四种导弹。先搞哪一种？有人主张由近及远、一级一级往上堆。钱学森却看得更深：集中力量攻远程，把最吃紧的制导、材料、发动机问题一次性逼出来，其他型号就有了可放大的底座。若按部就班从近程搞起，等技术一层层自然成熟，战略窗口恐怕早就关了。

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两弹一星”元勋任新民后来回忆说，关键技术在前面打通了，后面型号研制就顺了——一个好的战略决策，从来不是“哪个先做”，而是“哪个做了能带动一片”。

后来的东风-4、东风-5走通了这条路。1980年5月18日，东风-5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全程飞行试验成功。待到载人航天工程论证的紧要关口，钱学森只写了十个字：“应将飞船方案也报中央。”他还是那样从容：不赶潮头，不凑热闹，把最关键的那一步想定，便托了后来一切的底。

今天，再看1956年那场摆到桌面上的争论，“飞机派”和“导弹派”走的实则是同一条路，只是脚步先后而已。飞机从未偏废，歼-6、歼-7、歼-8一直在飞；但若当年不分出轻重、不把导弹这把尖刀先磨出来，中国未必能那么快撑起“两弹一星”的战略屏障，也未必有底气在后来让航天从“为国铸剑”走向“化剑为犁”。

一个重大战略决策的落定，从来不是兴之所至、水到渠成。正因当年把该算的都算透了，把该想的都想远了，70年来“导”与“弹”才从未分开——导是理性照路，弹是决心作答。那个春天的一声“点火”，至今仍在每一枚升空的火箭尾焰里灼灼生光，响彻苍穹。

责编：周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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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