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寂寞的荣光与伟大

【编者按】

2026年10月7日，是王船山诞辰407周年纪念日。三百多年前，这位“南国儒林第一人”栖居衡阳石船山下，茅屋孤灯，蓄发著书，以八百余万言为往圣继绝学；生前寂寞，却预言“吾书二百年后始显”，其思想终成照亮湖湘、泽被后世的光芒。值此纪念日，四卷本长篇历史小说《王船山》作者、中南大学人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聂茂以同乡后学之诚，重读船山，为我们还原一位孤独而伟大的圣贤。

王船山：寂寞的荣光与伟大

聂茂

引子：船山思想的光芒

船山先生对其一生有一个精彩的自我总结：“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尽从天乞活埋”。而我在四卷本长篇历史小说《王船山》中，将该自我总结变成：“誓为文脉续薪火，敢与绝学争熹微”。作为该书责编的团结出版社总编助理兼编辑部主任的方莉女士一看非常好，便立即放之于书的封面上，作为“文魂”和“书眼”。

在《王船山》修订版的结尾，我又特地总结出《王夫之样范二十》，作为榜样的力量，为后世垂范——

王夫之样范二十

一、受教：无忌敬服；

二、求学：钝学累功；

三、读书：穷索不厌；

四、交友：‌重志厚德；

五、治学：经世度用；

六、做人：审思笃行；

七、作文：气韵天成；

八、为官：秉直刚正；

九、处世：慎独追远；

十、夫妻：怀情念恩；

十一、父子：严鞠相宜；

十二、兄弟：和乐向睦；

十三、公媳：持孝有度；

十四、君臣：礼忠义利；

十五、表亲：平近互通；

十六、信奉：天地有光；

十七、远足：精思妙游；

十八、休养：修静抱真；

十九、饮食：粗食淡味；

二十、工作：不死不休。

那么，船山先生究竟有什么人格魅力，令无数英雄豪杰竞折腰，成为其忠实的铁杆粉丝？而船山思想和船山精神又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照亮一代又一代人前行的明灯？

一、系在湘西草堂的魂

湘西草堂并不在现在地理位置上的湘西，而是坐落在南岳之南、湘江之西的一座峻峭的山脚下，那半山腰上有一块巨大的石头，像一只搁浅的船，底部朝天，倒立着，孤零零地望着苍天，仿佛在倾诉什么。因为这块石头，当地人把这山叫做石船山。

清朝初年，离石船山不远处有一栋低矮的茅房里，里面住着一位瘦骨嶙峋的老人。他将自己的住处叫做“湘西草堂”。

这个人不是别人，他就是满腹经纶的王夫之，是百科全书式的学问大家王船山先生。

作为湖南人，我和王夫之、船山先生都算得上是同乡。我的家离湘西草堂并不远。打从读书识字后，我每每接触到先生的大名，听人谈及先生的轶事、诗文，慢慢地，先生的形象就一天天活跃在我的脑海里。成长、生活与工作在湖湘大地，在读书、写作、教书之中，我无时无刻不感受到船山先生对湖湘文化的影响。生活在这位文化巨人的光与影里，我敬畏他，推崇他，感恩他。我想深入了解他，了解他的孤独，他的坚持，他的信仰，以及他书生报国的大志等一切的一切。

船山先生距今400多年了，他的湘西草堂早已不见踪影。要真正了解他，不仅要读他的著述，还要储备一系列相关知识。

首先，是船山先生自己的著作。这些著作结集出版始于康熙，其子王啟刊刻《王船山先生书集》，收录其著作十余种。道光年间湘潭王氏守遗经书屋刊印《船山遗书》，收录经部著作18种、150卷。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刊印之《船山遗书》，收录经、史、子、集四部著作56种，288卷。民国二十二年(1933)上海太平洋书局刊印的《船山遗书》，收录著作70种，358卷。岳麓书社的《船山全书》则从1982年开始编辑，1988年开始出书，至1996年16卷全部出齐，2011年再版，又有补缺和拾遗。而这些似乎还只是管中窥豹，海峡两岸各出版社出版先生的著作不知其数。

说实在，阅读、梳理和消化这汗牛充栋般的著作是头等大事，一时半刻是做不到的，甚至可以说，穷我一生，也很难读完船山先生著述的十分之一。

其次，船山先生著作所涉猎的古代典籍众多，某种意义上来说，读船山先生，就是读他之前的所有经史子集的论著，就是读他所读过的书，就是读老庄孔孟、屈子楚辞、太史公《史记》、魏晋文章、唐诗宋词、宋代理学、司马氏《通鉴》、明代理学等，这个体量实际上更庞大。以《周易》为例，上参远古伏羲、周文王，中参诸子百家，下参历代《易经》解读版本；以《春秋》为例，船山先生三本《春秋》之书，实际上是对孔孟学说以及不同时代不同人近百种《春秋》的解读，船山先生用了近70年的时间读尽了天下之书，我该用多少时间来阅读呢？

最后，是关于船山先生著作的解读与先生思想的论著。1962年，中国大陆召开纪念王夫之逝世270周年学术研讨会，这是关于船山先生学术研讨的第一次盛会，与会者有李达、潘梓年、吕振羽、嵇文甫、冯友兰等国学大师。

中国台北则于1972年王夫之逝世280周年时，成立了船山学会。萧天石在《“中国船山学会”缘起》中，对船山先生的思想和学术地位做了很高的评价：“明末清初大儒王船山先生，为近代世界学术史上少数之伟大学人。”

自此之后，船山先生学说成了国际学术热点，各种研究性论著不断出现。

据不完全统计，自1982年以来，仅湖南或湖南籍学者出版的研究专著就有上百种之多，大陆其他省市学者的研究专著也有几十种，港台学者的研究专著有十几种，国外学者的研究专著也有多种，相关的论文更是多如牛毛、数不胜数了。尤其最近十余年，“船山学”仿佛成了显学，有关船山先生的各类研究成果更是呈井喷状涌现。寂寞一生、九泉之下的先生一定没有想到，他的身后竟是如此的热闹。这似乎不符合他的性格，可他又怎么管得着呢。

二、寂静开放的花朵

要读的书委实太多，但越是深入了解他，越是更加敬佩他，感激他，崇拜他：船山先生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执着的信念，支撑他完成了别人无法完成的事情。这种坚定的信仰，这种信仰的力量，对于今天、特别是当下的知识分子来说十分重要。

阅读船山先生，我常常会想到屈子。和屈子一样，船山先生是孤独的圣贤，他生活的时代，是中国最坏的时代，特殊的历史造就了他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生。如果大明王朝还在，历史很有可能不会出现这样一位大儒，而只是多了一个无关痛痒的官吏。大明王朝灭亡，一介书生的他成了亡国孤民，他也心甘情愿做明朝最后一位遗民。

船山先生出生于公元1619年，即万历47年；卒于1692年，即康熙31年。纵观其一生，他的生活轨迹并不复杂。东方最远抵达江西吉安，南方最远抵达广东肇庆，西方最远抵达湖南武冈，北方最远抵达武昌、南昌。他的核心生活区域就在老家衡阳一带，包括南岳衡山，以及山上的续梦庵、湘西草堂等。

74年之中，船山先生的前半生在求学，为了报效大明，这是他追梦的时期；中间他仅到广西南明永历朝廷做了一个名义上的准八品小官。大明虽灭，南明却还苟延残喘，他在续梦。他的后半生则是隐居，梦断南国，但是，作为亡国孤民，他一生忠于大明，躲进深山，孤独地生活，留着满头长发，誓不入清为官，也不承认是清朝子民。74年间，他绝大多数时间都用在写作上，除了各类论著，还有上千首诗词歌赋。

有限的地点，无限的时间，平凡的生活，不平凡的思想，这是一个极具韧性和有着强烈野性生命力的人。我常想，船山先生漂泊一生，流离失所，穷困潦倒，却享寿74岁，在那个年代算是长寿了。而他的晚辈曾国藩，尽享荣华富贵，且极为严律，擅养生之道，却活了不到61岁。上苍执意留下先生，难道是想让他给人间多贡献一些智慧么？

更重要的是，活着的时候，船山先生只是一个平凡人，死后多年，才被世人慢慢发现他的价值。活着之时，他远离政治权力中心，甚至远离学社思潮中心，他的生命也不像众多名人那样千回百转、波澜壮阔。他的生活圈子和交际圈子都有限，他接触的人鲜有历史上的大名人，其个人经历之中也少有改变历史乾坤的壮举。

他更像一朵花，为了活着的生命，为了他的春天，他寂静地开放。

三、艰难的朝圣之旅

船山先生一生可以分为求学起兵、避乱奔波（反清复明）、灰暗仕途、党派之争、傲对吴三桂、孤清著述等主要阶段，是地地道道的坎坷曲折，九死一生。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这里说的是湖湘文化与中华优秀文化的关系，同时表达了湖湘文化的博大精深。很大程度上，是船山先生的智慧、学问和哲学上的高度，为湖湘文化的博大精深奠定了自信。

在湘西草堂，船山先生对盛行一时的宋明理学产生了怀疑，这是不是中国道德的一块玫瑰色的遮羞布呢？在对切身感受到的亡国史和明代兴衰史进行深刻反思后，他写出了《读通鉴论》《宋论》、《张子正蒙注》、《读四书大全说》、《老子衍》、《庄子通》和《姜斋诗话》等100多种著述，四百多卷，包含文学、史学、哲学、美学、逻辑、经济、教育等领域，其一字一笔，既是智慧的流淌，更是心血的见证。

翻开一页页书稿，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不只是对异族的仇视，更多的是对本民族文化的反省；表现的也不只是对朱家王朝的眷恋，更多的是对汉文化的哀挽。王船山探究传统文化尤其是离自己最近、与自身关系最密切的传统文化的得失，并进行了重新诠释和改造。

值得一说的是，船山先生的诗文歌赋崇尚古风，行文与用词晦涩深奥，藏否历史与人物多用春秋笔法，言此意彼，处处设障，且讽喻多多，十分不利于阅读理解。即便是先生诗文中那些咏物抒情之作，抒写的大多是生活和情感的小片段，也往往隐含着个人对于历史和历史人物的遣兴与寄寓。

因此，要深入了解船山先生，我得详细查阅各种资料，反复比对，深入辨析，比如人物、事件、环境等，再对应时代背景，以及船山先生情感和思想的发展变化，可以说，整理、消化、考证和萃取资料就成了我面对的头等大事，也是十分头痛的难事。这项工作，几乎就像是在一条河里捞出一些细小的沙粒，再从这些细小的沙粒中，找出一颗颗闪光的贝壳，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从东到西，从春到秋，从湘西草堂到船山书院，我沿着船山先生的足迹、气息、血络和大量的文字暗号，一次次山穷水尽，又一次次柳暗花明。挫折与成功交织，沮丧与欣喜博弈，悲伤与欣喜相撞。

某种意义上说，这更像一次精密、精细的考古发掘，考验的不仅是阅读能力，还有耐心、细心和意志力。与其说，这是一次探险之旅、朝圣之旅；毋宁说，这是一次致敬之旅、发现之旅；抑或说，这是一场当代与历史的对话，也是一场后学与圣贤的对话。特别是，当这种阅读、思考及其之后的写作，要基于科普式的通俗化，要怀着向普通受众传播的责任与使命，这种书写之旅的压力就更大了。

四、孤独的圣贤

在衡阳县曲兰镇船山晚年居住了17年的湘西草堂，我见到了幽灯深处的船山先生。他还是那般不喜不悲、一脸漠然的表情，仿佛这大千世界与他并无关连。

此刻，已是午后，静谧无声。我从湘西草堂来到船山书院，并在堂前徘徊了很久。阳光和阴影互不相让，紧紧跟随，我突然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虚空，一股发烫的力量从胸口涌出。船山书院早已变样，不再是当年的泥土草房，而是白墙黛瓦，肃穆威严。

看着船山先生的黑白画像，清瘦的，黝黑的，坚毅的，愁绪的。一介书生，满腹经纶，千秋文字，令人景仰。

学界认为：船山先生的学说是中世纪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他是中华文明史中真正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面对这样一位思想巨擘和同乡前辈，我只能以虔诚之心前来寻访。 一次又一次，在衡阳的船山书院，在船山先生发黑的故土王衙坪，在他终生流连的南岳圣地，以及他写出旷世巨著的隐居之地金兰乡。

然而，除了蝉鸣，寂静之中再无其他声音响起。虽然远处很喧嚷，但属于先生的却是寂静。也许这遂了先生的本意，他生前的绝大部分日子不都是这么寂静的吗？但是，在后辈的我看来，这种令人发慌的寂静难免悲凉。

我陷入了船山书院的寂静之中，不远处，渺远的人声和寥落的人影仿佛只是幻境，与我无关，与船山先生无关，与那段血雨腥风的历史无关，与泱泱大国经历的五千年文明无关。奈何这个院落仿佛炙热天地下的一个摆设？一只蝉似乎比人更有人情味，听到我的脚步，立即作出礼节性的嘶鸣。

当一对男女终于姗姗而来，嬉笑着进入堂内，勾肩搭背，对着船山先生画像指指点点，不时发出浅薄的评价，我更觉得失望。他们不来还好，这里不是哗众取宠与谈情说爱的地方，船山先生更不应该是后人用手指指点点和用眼睛调侃的对象。

人们怎样对待这位清瘦的先贤，就是怎样对待自己的内心。或许是我对世人太自信，于是，落得一个笑话。其实，这个世界，谁还会与你谈及如何审视自己的内心呢？且不论人们知不知道船山先生是否为圣贤，只怕世人进了这草堂，都不知道船山先生是何人。

转念又想，寂静也好，不要来打扰船山先生的沉思罢。他不再挣扎，不再纠结，不再书写，只是一味地沉睡。他沉睡，只是因为太疲惫。

船山先生生在大明衰亡之际，死在大清繁盛之时，一生国仇家恨，颠沛流离，居无定所。时间过去了，无人问津是先生的不幸，无人问津亦是先生的大幸。孤独才会安稳，即便风餐露宿，食不果腹，至少可以平安地活着。孤独才会思考，即便伤痕累累，苦不堪言，但内心反而会更丰富，思维也会变得比任何时候更敏锐、更清晰、更深刻。

回顾历史，我不幸于船山先生没有安身立命、飞黄腾达；我更庆幸于没有错失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如何在逆境中百炼成钢。虽然船山先生并非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重拾旧山河，但他的人生遭际与寂寞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可以比肩历史上众多的英雄好汉。若历史给他机缘，他一定可以成为岳飞，成为文天祥。

很可惜，船山先生生不逢时，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在寂寞中打拼。寂寞让他的思想沉淀，思想让他的寂寞开花，最后，他成了孤独的圣贤。

五、“卑贱”的逃难者

作为“孤独的圣贤”，船山先生穷其一生，其实并没有走出多远！

今天，从衡阳到南昌，坐高铁只需二个半小时，而这二个半小时距离，却是先生一生到过的最远的地方，用时几个月。从衡阳到肇庆，没有高铁，坐普通列车，最多只需八个小时，而船山先生却经历了百转千回、九死一生，那是他最辉煌和最失落的地方，在将近一年的时光里他度日如年。

船山先生的一生以衡阳为中心，踟蹰徘徊，来来回回，始终没有离开南岳群山和双髻峰。今天，我甚至不能确切地指认双髻峰到底是哪座山，因为，它未名列于南岳七十二峰之中。

是的，这座山后来就成为了无名的山，被人们遗忘。而正是那样一座不起眼的山，先生一生上上下下，数以千次，走了上万里山路，不变的是风景，变化的是光景与人心。若以当下人一生行走的足迹分析，船山先生连最最普通的山民都算不上。

然而，人的视野不是行走的距离所能决定，船山先生一生没有走多远，可是明明又走得很远很远,远到看不见尽头，远到超越所有同时代的人，超越了时代和王朝，超越了华夏与海内，也超越了他自己。

孤独的圣贤穷其一生并没有爬多高！

船山先生自小在书香门第成长，他聪颖过人，学富五车，却只参加过乡试，且中第五名。他本想进京赶考，誓要闯出一番名堂，安身立命，报效大明。

可是，明朝已亡，他报国无门，但是，虽说无门报国，他仍旧以身报国；南明苟延残喘，他怀着一腔热血，飞蛾扑火，义无反顾地投奔而去。在腐朽混乱的小朝廷内，他恪守忠诚和正义。你可以说他愚忠，可以说他糊涂，可以说他不识时务。不错，他就是这个性格。他十分纯粹，忠君爱国，这个国自然是大明，他甘愿做马前卒，在朝廷走动，做一个品阶都无的官场中人，并且越级谏言，以卵击石，头破血流，最终，仓皇逃出宫廷。

吴三桂先是扶清灭明，后又反清复明，如此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无耻之徒，在衡阳建国要过皇帝瘾，竟然想请先生撰写《劝进表》，以昭告天下。这本是平步青云、扶摇直上的好机会，然先生嗤之以鼻：“某先朝遗臣，誓不出仕，素不畏死。”他宁愿做一个“卑贱”的逃难者，也不愿做一个“高贵”的叛逆者。

大清盛世，船山先生颇有声名，朝廷几次请其出山，他不为所动，他宁愿做一个落魄的隐匿者，留着孤独的辫子，也不愿做大清的高官。你可以说他不识抬举，可是，他认定自己“生是大明的人，死是大明的鬼”，到死，他的长发还倔强地留在他不屈的头颅上；到死，他都是一介穷困潦倒的书生。

若以世俗的眼光分析，船山先生爬得真是不高，但是，人的高度岂是头顶的乌纱所能决定的！他一生没有在世俗的道路上爬得多高，可是他又爬得很高很高，因为孤独而纯粹，才让他高过一切，高过闯王，高过两个交替的王朝，也高过很多靠出卖灵魂而权倾一时的显赫者。

六、湖湘文化的根与魂

一间草堂，笔墨纸砚，一盏油灯，泥墙断瓦，看庭前花开花落，听屋后雨落雨歇，竹子四季常青，河水经年不枯。

船山先生的心灵则是通透的，自由的，他天生有发光的羽翼，艰难困苦折不断他的翅膀，他越飞越高，走出了他从平凡到伟大的道路，完成了他那卷帙浩繁的著作中的绝大部分。

倒下之前，他是一个湖湘人；

倒下之后，他成了湖湘的魂。

以品性而论，他可以比美屈子，如芳草，若幽兰，所思所想所写，不是离骚，胜似离骚；

以学识而论，他可以比肩张轼，经天纬地，笑傲中华，不是理学，胜过理学。

于是，很多人将船山先生看作湖湘文化的源头与核心，少了他，就没有“湖湘”这个响当当的文化流派，甚至连湖湘的山水也会黯然失色。

为了秉承船山先生讲学著书传道授业的精神，后世建立了船山书院，在清末民初之年，这座小小的学院撑起了湖湘学派的大旗，风头盖过了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大儒王闿运是首任院长，杨度这位帝王之师则是学生中的佼佼者。

时间一晃百年，如今，船山书院旧址只剩下一片残墙旧瓦。

百年的时间仍旧在院内久久不散。孤独者走来走去，却无立足之地，玻璃碎了一地，屋檐坍塌，烟熏的痕迹处处可见，这并非时间的过错，这也并非孤独者的过错，时间和孤独者一直都在那里，形影不离和形影相吊，难道圣贤的后世也注定孤独？

其实，遗忘也罢，记住也罢，于船山先生而言，都无所谓了，无论生前身后名，于他，都是孤独的凭吊。

一介书生，一名圣贤，他能得到的只有一抔黄土，比别人不多也不少。当时间白发苍苍，天地跟着茫茫，书生与圣贤也在人间正道里变得更加苍茫。

七、《船山记》及其墓志铭

在《船山记》中，船山先生以十分冷静和从容的心态对“大石如船”的“顽石”进行深刻的审视与质朴的叙写，其实也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审视和叙写——

你看，船山之上，光秃秃的，既无溪水，亦无瓜果，耐旱的草木拉拉稀稀，一切都像凋谢的样子。山边的乡民面对坍塌的田垄也懒得修整，附近几百年鲜有书剑琴声。我阅过的山水成百上千，但我只能呆在船山，与石为伴，恪守忠孝义勇，直面日月星辰，悲喜自渡，哀乐独受，一晃就是十七个寒暑，余生也会在此安魂。

因此我敢说：“这就是我的船山，我的生命，我的选择。”

古人把地面上许多好地方都选定了。而我，在破败的天空下，没有一寸土地属于我。但江山的美好不是靠土地的肥美来展示的，更不是靠卑贱曲己来获得的。我找不到别的更好的地方。船山这座山，就是我的最好的江山。我不用漂泊，能在这座山中住下，粗茶淡饭，冷暖自知，行走，写作，思考，不以物乐，不以己悯，这样的待遇已然超出了我的期冀，我当知足矣。当然，好的风景需要有同伴一起欣赏，好的歌吟需要有知音一起品鉴，好的道路需要有同仁一起前行。可我形单影只，茕茕孤立，这要什么紧呢？你有你的气度，我有我的风度。我在自己的王国里驰骋。春晨秋晚，略有景致；潮涨潮落，风雨无声。比起市井喧闹，我更愿意把窗户用泥巴封起来，习惯于躲在自己的天地里，与绝学争晖，与日月同行，与万物共情。我再强调一下：船山就是我的山，为什么不？它既不扬名于四海，也不传之于未来。说到底，大家很快就忘掉它。我行将就木，黄土淹脖，而船山仍旧是船山，好大的一块顽石，无喜无悲，不卑不亢。它不需要传名，也不稀罕赞美。它静静地做着自己的本份。严子陵（东汉知名隐士）垂钓七里滩，司空图（晚唐著名诗评家）退隐王官谷，林和靖（北宋隐逸诗人）栖居孤山岛，上天给了他们体面的生活和美好的风光，人们也给了他们足够的倾慕、赞美和怀想，可这些都不是我的追求。我只终老船山。这就够了。

以上，就是船山先生当时的心境，苍凉，淡定，澄明。《船山记》写完后约一年光景，船山先生的身体急剧恶化，他预感到大限将临，于是写下了墓志铭。

船山先生的墓志铭写得十分简洁，大意是：今明朝遗臣行人王夫之葬于此，左侧是续妻襄阳郑氏之合葬墓。现自题墓志铭：我怀有刘越石之复国大志，但命运弄人；我希望有张横渠之治学雄心，但能力不济。唯一庆幸的是，我得以全身葬于山丘，永世怀忧。

这个墓志铭看似简单，实则关乎船山先生一生的高洁、志趣与追求。

首先，墓志铭中提及的刘越石，乃晋代将领刘琨。船山先生毕其一生忠于晋室，不仅壮志未酬，还惨遭杀害。“枕戈待旦，志枭逆虏”的典故，说的就是此人。王夫之以刘越石自比，既表达自己对王朝中国（明王朝）爱不移的“忠诚”，又彰显其对王朝中国（永历帝）扶不起的“孤愤”。

其次，墓志铭中提及的张横渠，乃北宋大儒张载。他提出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船山先生推崇张载的思想正统和学术雄心，希冀像他一样，用自己的智慧、汗水和心血为文化中国赓续文脉，传承薪火，泽被万世。但他谦虚地认为自己力所不及、能有不逮，无法抵达横渠学问的巍巍高度。

最后，让船山先生略感欣慰的是“幸全归于兹丘”。在“蓄发”与“留头”两选一的严酷境遇下，他把完整的头发带进了坟墓，以“位卑”（永历朝行人司行人）的决绝保全了作为“明遗臣”的最后一丝尊严。

这是何等的坚贞、卓越和悲壮。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船山先生做到了。

无论是王朝中国还是文化中国，船山先生始终如一，竭忠尽智，将复兴的火炬高高擎起，他不仅驱散了内心的黑暗、漂泊的苦痛和生命的恐惧，也让后来者在灰色泥泞的天空下看到了民族光复的方向和砥砺前行的微光。

章太炎由此评价道：“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而已。”“而农”，船山先生之谓也。辛亥革命胜利后，章太炎再度撰文赞曰：“船山学说为民族光复之源，近代倡义诸公，皆闻风而起者，水源木本，瑞在于斯。”船山先生配得上这至高的评价。

八，发现船山

我们应当庆幸：船山先生被发现与被传承，直至成为湖湘文化的根与魂，这个极小概率的事情，却是中华优秀文化、特别是湖湘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

前面说过，船山先生一生著述达800多万字，生前全未刊行。

但天不丧斯文，船山先生绝大部分著述由一代代有心人保存下来，经300多年无数仁人志士的文化接力，其间曲折难险，难以名状，历经种种，才使“船山学”发展成为今天这样的一门显学。

船山先生经历了一个由私人记忆向官方记忆演变的过程。康熙年间，其子王敔通过刊刻船山著作，形成了对船山的私人记忆。王敔所撰写的《大行府君行述》也成为后世一切船山传记的母本。

湖广学政潘宗洛撰写了第一篇船山传记，将船山形象提升为“前明之遗臣，我朝之贞士”，船山记忆由私人记忆向官方记忆转化。刘献廷、唐鉴和船山先生家人的传承与努力，为乾隆时期船山先生四部著述编入《四库全书》打下了基础。随后，邓显鹤版《船山遗书》在长沙出版，共收船山阐释四书五经的经部著作18种，151卷，外加《读通鉴论》31卷。这是船山著作第一次系统编校出版。

魏源读了《船山遗书》，五体投地。陶澍读了《船山遗书》，无限震惊。左宗棠、左宗植日夜研读，郭嵩焘从左氏兄弟处借得《船山遗书》，如获至宝。同治六年（1867年）孟春，金陵本《船山遗书》付梓刊行。曾国藩亲为校雠，曾国荃资以刻资。金陵本《船山遗书》凡56种，322卷。得益于曾国藩巨大的影响力，船山先生去世170多年后，他的锋芒初露、思想“始显”。

郭嵩焘喜得金陵本《船山遗书》一套。三年后，他在长沙城南书院修建船山祠。彭玉麟、王闿运、谭嗣同、欧阳中鹄、涂启先、刘人熙、杨昌济、毛润之等湖湘风流人物无不对《船山遗书》爱不释卷。

王船山的“被发现”，无疑为论证湖湘文化成就之高、之广提供了最佳佐证，王船山也由此成为湖湘文化最具活力的形象代言人。

一部近代湖湘文化史，就是一部船山先生发现史和其思想资源开发史；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就是一部船山学说不断开掘的诠释史。

当代著名学者、思想家和教育家龚鹏程指出：王船山的价值与作用，并不在他活着的时代，而在他被“发现”的时代。

“船山先生”被发现、被传播、被弘扬的艰辛过程，其本身就是一部情节生动、细节饱满、充满励志和传奇的精神史诗，而一代又一代人接力承续和传播船山思想、弘扬船山精神的重大价值，就体现在它既揭释了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绝的秘密，又回答了船山思想为什么能成为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

九、王船山：“吾书二百年后始显”

一个王朝的灭亡因为一个人的坚守，被整整推迟了48年。

在70多年的艰难岁月中，他以难以想象的高格与隐忍，践行了他“明朝遗臣”的诺言，也实现了他“完发殁身”的执念。

他像一颗永不生锈的钉子，一端钉在大明王朝的脚心，一端钉在大清王朝的胸口。

有了这颗强大的钉子，大清王朝就无法宣称：“天下归顺，四海臣服。”

有了这颗韧性的钉子，大明王朝就能够发声：“谁言河晏已清明，普天尚有一行人！”

作为强大而韧性的守灵人，他仅仅只是大明王朝中的一个准八品小官。在漂泊流离的错位生活中，他用卑微但又高贵、普通但又卓拔的坚贞，守望着前朝冰冷的头颅和凄凉的背影。

悠悠孤魂，归之船山。一腔热血，抛入江河。在他逝世十余年后，他的儿子王敔终于成了潘宗洛的幕僚，直到此时，王敔才真正读懂父亲大人那“誓为文脉续薪火、敢与绝学争熹微”的浩然正气与万丈雄心。

王朝聘给小儿子取名为“夫之”，是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成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而他站在父亲瘦弱的肩膀和千年历史的巨石之上，用毕生的追求、抵抗、挣扎和执念，成就了湖湘文明和中华灿烂文化史上令人仰望的巍巍“船山”。

他对得起“王船山”这沉甸甸的三个字。他牢记大叔王廷聘的告诫：“文能葆气，葆气则体健，体健则行昌”；也认可大哥王介之对他的总结：“相信就能看见。因为相信，所以去做；因为做了，所以就能看见。你相信光，你就有光。”

在日复一日的贫困、无处不在的悲苦和漫长孤寂的求索中，他深深感到：天有光，人有气，文有脉。文气要蓄，文心要养，文血要新。所谓蓄、养、新，此三者，皆需静。而自己以岳峰为屏，坐于静中，思于静中，冥于静中，化于静中，如此，血气冲顶，万物勃勃矣。

他以山为名，与石为伴，恪守忠孝义勇，直面日月星辰，悲喜自渡：“这就是我的船山，我的生命，我的选择。”他还直抒胸臆：“在破败的天空下，没有一寸土地属于我。但江山的美好不是靠土地的肥美来展示的，更不是靠卑贱曲己来获得的。我找不到别的更好的地方。船山这座山，就是我的最好的江山。”

说到底，这座“船山”，既是他日日凝视对话“六经责我开生面”的自然之山，更是他时时励志警醒“七尺从天乞活埋”的精神之山。

所谓“船”者，于他而言，装的是家与国、族与民、情与爱；装的是认识世界的方法论、改造世界的辩证法；装的是迷漓与笃定，是失落与坚守，是历九死而不悔的决心，是书生报国的执念；装的是对天地万物的深刻体察，是对命运的不屈抗争与完美展示，是生命的苦难、孤寂、隐忍以及涕泪交织、悲喜交加的一切。

所谓“山”者，是他的智慧所拥有的宽度，是他的灵魂所触及的广度，是他对世界认知所达到的深度，是他留世八百余万古文字所铺就的厚度，是他忠诚和信仰所铸就的“风景这边独好”的精神高度。

说到底，这个精神高度，也是王船山穷其一生，用一血一泪、一砖一瓦、一字一句垒起的生命高度、哲学高度和思想高度，更是后人对王船山如高山仰止般无比崇敬、无比热爱、无比感激的灵魂高度。

王船山一生所写著作无法精确统计，总字数应在千万字以上，都是他用古奥的繁体字，在泛黄的草纸上一字一句写出来的，每一个字都能读出他的呼吸、脉搏和心跳。如果翻译成现代文字，将会是亿万级文字数。这是他在文化中国里构建出来的独一无二的灿烂世界。

一盏孤灯，著书立说，长歌当哭，激扬文字。王船山如沐浴黑夜之后的辉煌的太阳，正缓慢而有力地爬上浩瀚的天际。

“世臣乔木千年屋，南国儒林第一人。”这是清朝大儒王闿运肃然恭敬地站在王夫之墓前题写的对联。

1839年，邓显鹤会见欧阳兆熊，与王船山七世孙王世全，商定刊刻《船山遗书》，于1840年开雕，1842年竣工。

1865年，曾国藩攻克南京，头等大事是刊刻《船山遗书》。

1876年，郭嵩焘担任中国第一任驻英法公使，动身前，上奏《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疏》，请求王船山入祀文庙。

谭嗣同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谭嗣同在1898年壮烈牺牲前，写下一个预言：“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

“南岳雷”，王船山之谓也。“雷神”下凡，天地激荡，其思想的春雨，泽被后人，滋润万世。

王船山对得起后人对他的崇敬。在我的小说《王船山》卷四中，也就是船山先生临终之前，面对来访者潘宗洛关于其书未曾刊行是否遗憾的提问，他掷地有声道：“人有人脉，民有民心，族有族志，国有国运。文脉连血脉，血脉生文气，文气润人心，人心贯文运。文运通人运，人运通民运，民运通族运，族运通国运。是故文脉旺则人旺，文心盛则民盛，文气兴则族兴，文运强则国强。”说到这里，他高高地昂起头，朗声道：“吾书两百年后始显，吾道五百年后始昌。”此等宣称，真是雷霆万钧，石破天惊。这是何等的自重，何等的自强，何等的自信啊！

这个被世人称之为“东方黑格尔”的执念者，如激流中的巨石。他以一人之孱弱，顶起一个王朝的脊梁；他以思想的王者，承续华夏源远流长的一脉文运……

那是一面大旗，秉持炎帝精神，悠悠苍穹，天健地坤；

那是一束微光，揿亮湖湘文明，莽莽寰宇，山清水白。

作者：聂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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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