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丨登临南山之首 寻访招摇之山——华夏先民对南方的最初想象

刘小尉

先秦时期，华夏先民对山川大地的认知，走过了从模糊到清晰、从神话走向地理的漫长历程。早期地理文献中，《禹贡》与《山海经》最具代表性。《禹贡》托名大禹治水划定天下，以九州架构疆域，依山水界定政区，构筑起华夏早期政治地理的基本格局。相较而言，《山海经》更为古远，部分内容源自上古口耳相传的时代，记述范围远超中原腹地，东及于海，西抵流沙，南尽炎荒，北至幽都，堪称先民认知已知世界的百科全书。

《禹贡》重在以政区秩序梳理天下土地，《山海经》则以山川脉络铺展充满奇幻色彩的世界图景。而这幅宏大图景的叙事起点，安放于南方。《山海经·南山经》开篇即载：“南山经之首曰鹊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玉……丽麂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今本《山海经》由《山经》《海经》《大荒经》等部分组成，《山经》成书最早，《南山经》居其首。两千多年来，招摇山的地望始终是学界探讨的话题。

在先秦华夏的认知视域里，南方草木繁茂、百越杂居，盛产桂木金玉，是温热丰饶的土地，也是王化日渐浸润、尚未完全归化的边地。《南山经》以招摇山为开端，正是为“南方”这一方位，赋予一座具象可考的地理坐标。从东汉高诱为《吕氏春秋》作注写下“招摇，山名，在桂阳”，到清代郝懿行、王闿运的接续考据，再到当代田野调查与文献互证，招摇山地望虽存有争议，但考据线索多指向桂阳的群山。这座山，既是《山海经》的开篇名山，更是华夏先民眺望南方投出的第一道目光。

招摇山地望指向桂阳，便不止是一桩地名考证：它为湖南在华夏文明南向探索的版图中，寻得了一处可触摸的地理坐标，也为湖湘大地留下古老根脉，回应着“我们从哪里来”的叩问。

一、招摇山地望之辩：以1983年学术讨论会为中心

1983年，学者杨超发起首届中国《山海经》学术讨论会，是为招摇山地望研究的重要节点。会后结集出版的论文集《山海经新探》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收录论文27篇。这其中，学者徐南洲提出“广西猫儿山说”，同时也出现诸多不同的学术声音。中国历史地理学主要奠基人谭其骧从《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切入，认为《南山经》记述的地理范围并不包含今广西。与会学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西南史地研究大家任乃强亦持此见，并从成书年代与史料来源进一步分析，桂林一带郡县建制，迟至秦汉才得以开辟，秦统一六国之前，中原政权很难到此开展山川祭祀与实地踏勘。与会的民族源流史专家何光岳则梳理秦征岭南“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的史料背景，亦持不同看法，会后在其著《百越源流史》中提出“桂阳桂山即指招摇之山”的论断。

谭其骧《长水集续编》中系统梳理相关考据，并提出《山海经》当中存在两处“招摇山”：一处见于《南山经》，一处见于《大荒东经》。他明确辨析，高诱注“在桂阳”的注解，契合《南山经》的文本记载，广西招摇山属于《大荒经》范围。谭其骧引元人吾丘衍《闲居录》秦讳之说，推论《山经》成书下限不会早于战国晚期，大概率成书于秦统一六国之后，正值秦对南越用兵尚未完全平定的阶段。由此综合判断《南山经》所载山川，尚未覆盖广西。这一成书时代的推论，为“桂阳说”提供了重要学术支撑。

杨超在《山海经新探·代序》中首先提出“首山”之论：《山海经》各篇“某山之首”的“首”，既有沿山脊通行的道路含义，也蕴含开端、起始的哲学意蕴。谭其骧在《长水集续编》中曾指出，《山经》所载山川“大部分是历代巫师、方士、祠官的踏勘记录”——这意味着《山经》的每一座“首山”，南山招摇之山、西山钱来之山、北山单狐之山、东山樕��之山、中山甘枣之山，无一例外，皆可沿山脊通行，都是踏勘者亲身走过、亲手记下的第一座山。桂阳白水瑶族乡天塘山—扶苍山，正是中原先民自湘江平原南下、直面南岭的关键咽喉，兼具通道门户与地域开端的双重内涵；山顶天然池塘造就的独特地貌，为山脊通行提供了便利，使先民得以穿行其上、抵达其境——这座“能够抵达、可以穿行”的山，与“首山”之说的多重意涵颇为契合。

二、常宁古城：通道存在的考古实证

“首山”之说，提醒我们重视南下通道的价值。而古道是否真实存在，不能只依靠地理形势推演，更需要考古材料作为支撑。

2018年，湖南省文物局发布常宁古城郭城址考古调查勘探审核意见，确认为战国县一级行政机构所在地，也是目前所见位置最靠南的楚城。2019年该遗址列入湖南省第十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该城址主体文化遗产的时代为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早期，坐落于天塘山北麓约四十公里处，扼守湘中盆地南下南岭的要道。它确凿证明，在《南山经》成书的战国中晚期前后，天塘山所在的南岭北麓已经纳入楚国管控范围，成为中原先民向南开拓的前沿地带。

更耐人寻味的是城址的社会结构：上层为楚人，下层为土著。楚人携中原知识框架居上，土著持本地山川经验居下。这种垂直分布的空间格局，恰为《山经》中“中原观念框架”与“南方实地记录”相互混杂的文本特性，提供了鲜活的社会学镜像。

这座古城所揭示的楚越交融，并未止步于先秦。古城以南的天塘山系，此后成为瑶族南迁的重要走廊，族群记忆在山间代代相传。至今仍是穿行南北的山间路径——从楚人戍守的前沿，到瑶族迁徙的廊道，再到今人踏勘《山海经》第一山的步径，这道山脊始终承载着往来的人流。

三、千年文献传承：从高诱注到《辞海》

“招摇，山名，在桂阳”，出自东汉高诱对《吕氏春秋》的注解，也是现存最早记录招摇山地望的文献。高诱约生于公元168年，师承卢植，卢植师从马融，马融师从挚恂，形成清晰的经学传承脉络。挚恂活跃于汉和帝永元年间，距离《山海经》重要整理校订者刘歆离世仅六十至八十年。刘歆与挚恂的学术活动核心均在长安，刘歆、马融同为一代古文经学大家。由此推想，高诱这一注解，极有可能经由这条经学谱系，承接自西汉末年的学术记忆。香港中文大学何志华的研究证实，高诱注解《吕氏春秋》《淮南子》时多次征引《山海经》，这为以高诱注作为考据起点提供了文献学基础。

需要厘清，高诱笔下的“桂阳”，指汉代桂阳郡，横跨今湘南粤北，郡治郴县，辖有县治桂阳。这一地理概念，在清代考据中逐步厘清：清代《山海经》研究集大成者郝懿行作《山海经笺疏》，直接援引高诱注，并辨析《大荒东经》所载另一招摇山“非此”；晚清经史学家王闿运，在纂修《同治桂阳直隶州志》时，立足五岭地理格局，结合“招摇之桂”、瑶桂物产考证，指向桂阳北部瑶族聚居山区，即今天塘山系。王闿运以考据著称，民国成立后任首任国史馆馆长。1936年民国首版《辞海》“招摇”词条也明确载：“按桂阳即今湖南省桂阳县”。

一条绵延近两千年的文献链条，自东汉延续至民国，脉络基本可寻。这条文献链的支撑，不在经学盲从，而在桂阳作为楚越枢纽，契合《南山经》文本属性，与华夏南拓的历史进程相呼应。

四、文本内证：西流之水与“多桂多金玉”

《山经》成书过程与大一统王朝的社会生产生活紧密关联。《南山经》称招摇山“多桂，多金玉”，各有其特定的资源功能与文化意涵。

“多桂”之“桂”，非指普通桂树、桂花，而是药食两用的肉桂。《吕氏春秋·本味》将“招摇之桂”列为天下调味之佳品，印证此地曾是肉桂的重要产区。天塘山一带，地处南岭北麓，至今仍是肉桂的传统适生区域。“多金玉”则指向金属矿产与玉石资源。天塘山系位于南岭成矿带，地表出露花岗岩、硅石等岩矿，地下蕴藏多金属矿种，自古即为矿产富集之区。西汉桂阳郡设“金官”——全国少有的综合性多金属矿冶管理机构。《西汉会要》等载其治所大凑山（今桂阳城西），距天塘山系不过数十里。汉代建制多承楚制，这一制度史恰可映照《南山经》“多金玉”的资源禀赋。

回到文本，《南山经》首段之中两次出现“海”：“临于西海之上”“西流注于海”。《山海经》整理校订者刘歆概括《山海经》体例：“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古史辨学派创始人顾颉刚等学者指出，《山经》作者秉持“陆地四周环海”的上古认知框架，“四海”是成书时代的观念边界，并非对真实海洋的精准记录。中国地理学史学科的开创者王庸亦持此见，认为上古“海”义宽泛，先秦西海并无确定实指。

梳理各家对招摇山的争议，大多纠结于“西海”的实体定位。绕开难以坐实的观念之海，将河流流向作为实证的核心标尺。若所载出山之水流向不能对应，那么该山的地理可信度便要大打折扣。谭其骧先生以高诱注“在桂阳”为基，依据马王堆出土地图所载桂阳（桂阳郡县治桂阳，今广东连县）提出“方山说”，但方山无对应的西流之水，成为其论证的一处缺环；又远在南岭南麓，楚室东迁后恐非其力所能及；且从证据效能看，常宁古城作为战国城址，比汉代马王堆地图更贴近谭其骧在《长水集》中考定的《南山经》战国中晚期地理认知。谭其骧弟子葛剑雄在《从〈长水集续编〉看谭其骧先生晚年的杰出贡献》一文中，虽未详辨谭先生关于《南山经》地域范围及两座招摇山分属不同系统的论断，但仍可见先生晚年对“以出山之水为西流入海”这一考据路径的重视。

循此路径，汉代桂阳郡西北天塘山系发源的白水，一路向西奔流百余公里，尤其源头河段出焉之势，向西流淌的态势十分清晰，在清代官绘《大清十八省舆图》中，与其他招摇山说形成直观对照。水名和观念可随时代变迁，但山河流向千古不变。这一水文上的关键线索，为定位招摇山地望提供了直接的历史地理依据。

五、五重文化意象：上古远行者的精神坐标

依托文献、考古、地理三重证据，招摇山坐落桂阳的线索已经逐步铺展。而招摇山能够成为《山海经》第一山，不只是地理方位的指向，更在于其厚重的文化内涵。

神话学大家袁珂在《山海经校注》序言中曾有一个著名论断：“《山海经》匪特史地之权舆，亦乃神话之渊府。”在他看来，这部奇书并非纯粹的地理志，也非全然的神话集，而是地理与神话交融的“混沌形态综合体”。

循着这一思路，民俗学大家江绍原亦曾指出，《山海经》本质上是一部上古“旅行指南”——为远行者提供辨认草木、规避危险、获取加持的实用信息。以此回看招摇山的物产记载，那些看似荒诞的记述，恰好回应了上古远行者的五重渴求。

祝余“食之不饥”，是能量的补给。在物资匮乏的跋涉中，一座能提供食物的山，便是生存最踏实的保障。迷榖“佩之不迷”，是群山中辨明方向的指引。天塘山顶天然池塘辨识度极高，是先民天然的方位参照。狌狌“食之善走”，是翻山越岭的体能加持。育沛“佩之无瘕疾”，是深山里的健康守护——天塘山自古便流传山水康养的民间记忆。而迷榖“其华四照”，光华四散，照亮四方，是漫漫长夜中驱散恐惧的光明。夜行山林、林中辨路、驱避野兽，处处离不开光亮。

能量、方向、体能、健康、光明——五重馈赠，构成一套完整的远行精神支撑。走得动、走得对、走得远、走得安全、走得安心，这便是上古时代“出发”的全部意蕴。这些记述，既是先民对南方物产的观察与想象，也是先民精神世界的投射；既有《山海经》作为“史地之权舆”的现实根基，也有其作为“神话之渊府”的想象光辉。二者在招摇山的叙述中浑然一体，不可分割。

招摇山位列《山海经》第一山，不只是地理的起点，正是因为它同时回应了远行勘验者的现实需求与精神寄托。

六、族群记忆：迁徙路上的文明印记

如果说“五重意象”是先民出发前的精神准备，那么族群记忆则记录了出发之后的漫长迁徙。这条南岭通道，既是楚国戍卒驻守的前沿，也是典籍记录下的族群迁徙走廊。

《水经注》引应劭注《汉书·地理志》称，桂阳郡因“桂水所出”得名，桂水即今舂陵江，其北源正在桂阳白水瑶族乡紫顶山。北宋《武经总要》则载：“桂阳监，汉桂阳郡，在桂阳洞之南”，《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等皆从其说，“桂阳洞”指桂阳北部山间平地或瑶族聚居地。无论依水依洞，都可视作“招摇之桂”这一文化符号在行政建制上的延续与投射。以“桂”为名，在此地由来已久，此后更由郡名延伸为县名、州名，湘粤桂交界一带亦多见带“桂”的地名，或可视为这一文化符号的区域性扩散。

南岭北麓的天塘山一带，长期为瑶族栖息繁衍之地。今白水瑶族乡、塔山瑶族乡仍是瑶族聚居区，伏羲女娲信仰、古法造纸、瑶族长鼓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此活态传承。

桂阳中部千家坪遗址出土距今约七千年的白陶礼器，考古学家郭静云、郭立新研究认为，其纹饰以太阳、鸷鸟与猛兽獠牙为核心母题，系统表达了先民的拜日信仰：白昼鸷鸟载日高飞，黑夜太阳被猛兽吞入獠牙，再经由巫术仪式助其再生。这是湘南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系统性祭祀遗存之一，折射出这片土地深藏的原始信仰传统。其进一步研究表明，千家坪文化的年代早于高庙文化，后者礼器图案实为对前者图像系统的传衍与改造，这一推断亦引起湖南省伏羲文化研究会会长肖敬东的关注。

这一信仰传统在后世神话中找到了更为具象的表达。 白水瑶族乡山顶花岗岩巨石林立，当地相传为女娲补天、伏羲画卦之所在。与一般仅有口头传说的地方不同，这里的山川地貌本身便构成了神话叙事的“场景”——巨石如天裂之痕，如卦象之阵，将脚下土地认作神迹发生的现场。女娲补天、伏羲画卦等上古神话，正是这种“以山川证神迹”的思维结晶，深刻折射出先民勇于追梦圆梦的执着精神。

数千年后，这一文化根脉并未中断——2016年，长江以南首次公开祭祀伏羲女娲人文始祖的活动在扶苍山举行，杨复竣敬献祭文。杨复竣，曾任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首届副会长、淮阳伏羲文化研究会会长，现为淮阳伏羲文化研究会终身荣誉会长。从七千年前的拜日信仰，到当代的伏羲女娲公祭，这片山水始终承载着华夏先民的信仰记忆。天塘山又名天堂山、塔山。清康熙进士段巘生《塔山记》详加考辨，提出此山即《史记》所载黄帝南巡所登之湘山。其文曰：“昔黄帝南巡登湘山，即此”；又释“天堂”之名，谓“或曰‘天堂’者，尊黄帝也”。山下至今有“黄洞”地名，与文献互为印证。更深层看，天塘山一带的神话信仰沉积并非偶然。顾颉刚先生“层累说”揭示：人烟辐辏之地，最易吸附叠加传说。南岭通道作为南北孔道，历代商旅、戍卒、移民往来不绝，千家坪的拜日信仰、伏羲女娲传说、黄帝登湘山的记载，正是数千年“人流”反复冲刷留下的文化沉积。

2026年7月，完成换届的湖南省伏羲文化研究会将“招摇山始祖文化研究”正式列入未来五年重点课题。研究会依托千家坪等考古成果搭建研究框架，拓展了招摇山研究的史前文明视野。由此，招摇山的考证由地方学者的个体探讨，上升为省级学术团体系统研究的重要议题。本土高校亦已介入，为这一课题注入更为立体的学术支撑。

常宁古城、白水西流、高诱注疏、五重意象、族群记忆——五条历史线索构成一个相互呼应的证据群：古城印证通道存在，西流标识地理坐标，文献保障史源可信，文化意象解码先民精神，族群记忆则完成了从一座山到一条文明脉络的升华。

登临到此，寻访未毕。白水仍自西流，招摇山是否即此，已不必尽问；可以确定的是，南方由此不再只是炎荒边地，而成为有山形可攀、有水脉可寻、有物产可养、有神话可居的方向。华夏先民对南方的最初想象，不在最远的海，而在这道能走、能辨、能养人的山脊上——山给出眉目，水负责远流。

责编：梁可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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