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有条宝庆街——《宝庆码头》与邵阳人的汉口往事

龙毅鹏 贺海鹏

小时候在树下纳凉，常听爷爷一辈的老人说起“宝庆人在汉口脚踏烧红的铁鞋，以命相搏抢来了一块码头”的故事。当时听来，既为脑海中浮现的画面感到害怕，同时听说“宝庆人就是我们邵阳人”，又情不自禁地从心底里热血激荡。原以为那是非常古老的故事，直到成年后再回顾，才发现它也许并非故事而是史实，并且，不过是百余年前的往事而已，遂有了去探索、去追寻的神往。

百许年春秋，写起来不过轻飘飘一笔，墨迹下却是时代更迭、白云苍狗。时光的洪流裹挟着近代化的狂澜，将故事中主角留下的痕迹、他们的事业和家园，都冲刷殆尽。

如今，来到故事中的地点，站在武汉晴川桥上，汉江从西北缓缓汇入长江。两水相激，浩荡开阔，不远处是鹦鹉洲长江大桥的红色弧线。桥下硚口江滩边，还挂着一块不起眼的牌子：“宝庆闸口”以及“长航武汉拖轮公司宝庆维修点”。若不是“宝庆”二字，很少有人会想到，这里曾是数万湖南宝庆人闯荡汉口的第一站。

现在的宝庆码头。作者供图

清代宝庆府，辖邵阳、新化、武冈、新宁、城步五属，大致相当于今邵阳大部及娄底部分地区。宝庆不沿海、不沿边，深居湘西南，境内山环水抱。可它的名字，却刻在千里之外的汉口汉水边。明白了这段历史，实地再看到沧海桑田、人物全非，幼时听故事时感到的那种豪情和恐惧再次涌起。豪情依旧，这次的恐惧，却是害怕如若再不记录，再过若干年，就连我们眼下能看到的景物、找到的档案、寻访的老人，恐怕也不复存在了。于是，便有了这本由邵阳市档案馆编撰的《宝庆码头》。我们想以此书留下这段历史，留下父祖辈的辉煌记忆，更让这份豪情，能继续传承给子孙后代。

首先，书中要回答的，也是我们在调研查档过程中不断被问到的一个问题：一群从资江边走出来的山乡百姓，如何越过洞庭，在汉口打下一片属于自己的码头与街巷？

为什么宝庆人会奔向汉口？

宝庆人外出，是被逼出来的，也是主动选择的。

明清以来，宝庆人口急剧增长。明万历六年（1578），宝庆五属不过二十二万余人；到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已增至一百四十余万；民国初年更达二百七十余万。邵阳县人口一度跃居湖南第一。

人地矛盾尖锐，加上水旱灾害频仍，“糊口四方”成了许多宝庆人的宿命。往东，要翻越衡山、罗霄山脉，而江西同样人满为患；往西，是四川、贵州，茶马古道“爬山过坳、流血流汗”；往南，虽有少数人迁往广西，但土客矛盾尖锐，并非坦途。算来算去，唯一便于大规模人口流动的方向，是顺着资水北上：经益阳，过洞庭，入长江，抵汉口。

但湖南城市也不少，为什么偏偏是汉口？

因为汉口是当时长江中游最大的商业城市。清初《广阳杂记》说：“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汉口地处汉江、长江交汇处，上可溯江入川，下可顺流至南京、上海，沿汉江更可抵襄阳、汉中。湖南、湖北在明清大部分时间里同属湖广，漕粮交兑、淮盐分销，早已把两地捆在一起。汉口开埠后，人口从1853年的约十万，增至1935年的八十余万，外来移民构成了城市主体。《汉口竹枝词》里说：“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对异乡人而言，汉口比长沙更容易安身。当时湘省一些地方“土著之见甚深”，客民入籍、科举、置业、通婚都受限制。宝庆人舍近求远，并非无由。

于是，资水—洞庭—长江，成了一条“黄金水路”。宝庆的木材、煤炭、土纸、玉兰片、茶叶、桐油、蓝靛、猪鬃、鸭毛、黄花、百合、土布、竹器，源源不断顺流而下；汉口的食盐、洋布、棉纱、百货，又逆流而上，进入湘西南的山乡。

旧时汉江两岸风光。汉阳区档案馆供图

木材贸易最为壮观。资水流域四十八溪，几乎条条产木。宝庆人将圆木打上“火印”，扎成小排，顺支流漂至干流，再改扎成大排。东湖木、西湖木，经洞庭入长江，最终汇聚武汉汉阳的鹦鹉洲。鼎盛时，鹦鹉洲上木条杉堆积如山，河下排筏帮水相连，有的停靠迫近江心。老人回忆，排木最盛时，“过江不用船，踩着木排一路走过去”。洲上木材交易额做到五十万至六十万两码，歌谣唱：“武昌的银子顶着，汉口的银子摆着，鹦鹉洲的银子晒着。”现在，站在宝庆码头看汉江汇入长江，不远处就是武汉晴川大桥。承载着宝庆人生计的古老码头，连同曾由湖南五府十八帮激烈争夺、最终由宝庆人主导的鹦鹉洲竹木市场，早已沉入历史江底。

比木材更传奇的，是毛板船。这种用未刨光的松木板钉合而成的一次性船只，船底宽、船肚大，专为运煤而生。宝庆、新化一带的煤炭，春夏水发时被装上毛板船，顺资江闯滩过湖，直抵汉口。到了汉口，连船带煤一并卖掉，船板还能当木材出售。十条毛板船下水，只要有三条能到，便足以获利。高风险、高回报，吸引了一代代宝庆商人前赴后继。

历经乾隆、嘉庆年间的发展，至清中叶道光年间（1821～1850），宝庆社区已形成，当时定居于此的宝庆人已达数千。到1937年，汉口宝庆码头人口已达四五万，超过当时新化县城（宝庆移民主要来源地之一）的人口。宝庆人在此形成了密如蛛网的街巷，成为汉口城内一个生机勃勃的移民社群。

一双烧红的铁靴，一座宝庆人的码头

宝庆人初到汉口时，汉江沿岸靠近汉口这边早已被徽帮、黄帮、荆州帮等先来者占据。宝庆人只能把船停在荒凉的汉阳岸边，运货进城还要另雇渡船。后来，他们看中了汉水进入长江前的一个洄水湾。这里靠近汉正街，又有河口滩涂避风浪，是难得的良港。大约在清嘉庆七年（1802）以前，宝庆人从徽帮手上夺得了这片码头，从此它被叫作“宝庆码头”。

但夺码头难，守码头更难。徽帮不甘心失败，屡次挑起争端。最让一代代汉口宝庆人刻骨铭心的，是“铁靴争地”的传说。

那年月，码头寸土寸金。为了一劳永逸解决争端，汉阳知府陈庆煌命人将一双练功铁靴投入炉中烧得通红。烈日下，铁靴散发着灼人的热浪。陈知府宣布：谁敢穿上这双铁靴，走上三步，码头就归谁。

徽帮沉默了。死寂中，宝庆帮里走出一个普通的剃头匠，姓张。他弯下腰，将滚烫的烙铁套在脚上，迈出一步、两步、三步……一直走了五步，最后倒进同乡的臂弯里。宝庆码头归属，就此定下。

这故事有传说的成分，但它之所以被反复讲述，是因为它凝聚了宝庆人在异乡立足的勇毅决绝。除了“铁靴争地”，还有“三箭定界”“丙辰盛会”“飞机争土”等故事。我们在编撰《宝庆码头》的过程中，不断从故纸堆中、从老人们的口里听到这些充满浪漫与智慧的故事。基于档案人的求实，书中对这些传说既做了忠实记录，也进行了一番辨析，如刘光南未必是“侍读学士”，刘长佑、曾国荃也未必亲临械斗现场，罗机调飞机也未必全为同乡仗义。但剥去虚饰，内核是真实的：在强邻环伺的汉口，宝庆人不仅靠悍勇，更靠以乡缘为纽带的“权力—知识”网络。他们善于寻找本乡本土产生的官员、将领、学者，借政治庇护、文化声望和商业资本，为码头确权、为社群争利。

比起文献和口述，档案总是能给我们更多惊喜。许多份档案中都揭示了“打码头”的另一面。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汉口市政府为沈家庙码头工人与宝庆码头工人互争谦和堆栈工作一案提付公断。档案显示，沈家庙街许多商号如和济、聚源裕、裕大、大生等，多为宝庆帮；即使商号不在宝庆码头，宝庆工人仍与之签订搬运协议。宝庆帮在航运、仓储、货源之间形成了闭环控制力。所谓“码头划界”，在现实中被乡党网络和资本渗透不断突破。争码头，不只是地盘之争，更是生存空间与商业利益之争。

维系这一切的，是宝庆会馆。会馆建于道光年间，坐西朝东，三进式结构，前门在宝庆二街，后门在板厂一巷。会馆不仅是议事场所，还办学校、设互助会、置坟山。同乡缴纳五块光洋即可入会，清明会餐八人一桌米粉肉，遇困顿者发放救济，孤苦离世者用毛板船板钉棺安葬。光绪十七年（1891），宝庆人又修建彭公祠，纪念争夺码头而死的剃头匠、彭澧泉等人。每年清明，舞龙放炮，热闹非常。

码头工人则分甲、乙、丙三班。甲班负责重活，收入最高，加入需“买条扁担”，但有义务抬埋死者；乙班装卸纸张；丙班搬运煤炭。等级分明，却相互依存。一旦外帮争夺码头，无论富商巨贾还是苦力挑夫，都会在会馆号召下“男女老幼齐上阵”，以扁担、砖头为武器，誓死捍卫共同的生命线。

码头吞吐了宝庆与汉口之间的庞大物流。档案显示，1948年9月，宝庆码头一场大火，烧毁座船三只、秋子船二十余只、毛板船八只，物资损失包括煤五千余吨、甲板纸十余万块、时仄纸一千余块、粗纸五百余块。一场火灾，反证了当年宝庆码头船只之密、货物之丰、贸易之盛。

六街八巷，异乡中的家乡

宝庆码头不只是一个卸货的码头，更是自成一体的移民社会入口。《宝庆码头》编辑部于2024年、2025年两度寻访码头故地，很可惜，原本的街巷已经拆尽，只能看到尚在施工的工地。昔日容纳了数万人的宝庆飞地，稠密程度也许堪与香港的九龙砦城比肩，如今也正和九龙砦城一样，变作了历史的尘埃。幸好，我们从宝庆街巷的老居民，从赵勇、梅莉等学者的文章中，还能还原出它昔日的大体面貌。

宝庆人在汉口的聚居地是宝庆街，这些街巷位于码头腹地。从码头折返，步入街巷深处，仿佛进入另一个世界。窄窄的巷道如蛛网般蔓延，两旁房屋挨挤、层层叠叠。宝庆正街长约三百米，宽仅四米，两侧店铺鳞次栉比。二街、三街连通正街与下河街。八条巷子从宝庆一巷排到宝庆八巷，最窄处二人不能并行。老人们喜欢称这片家园为“六街八巷”：南临汉水，是宝庆码头；东至上下河街，北抵新河益街，西界大水巷；加上正街、二街、三街，内外相加，才是一个完整的宝庆街区。

街巷结构并非杂乱无章。学者赵勇研究发现，宝庆街区以双“T”形为骨架：1849年宝庆会馆建成后，以会馆为核心，宝庆二街与码头形成第一个“T”形；1936年新会馆在宝庆正街与三街交会处落成，又与现宝庆码头构成第二个“T”形。两个“T”形叠加，形成类似“鱼骨”的肌理。与汉正街垂直于汉水的“鱼刺形”不同，宝庆街区的“脊”垂直于汉水，“刺”平行于汉水，相当于把汉正街的结构旋转了九十度。

在这片窄巷里，乡音是最短的口令。孩子们喧闹的队伍中，会忽然多出一个随船抵达的宝庆孩子，衣衫沾着旅途风尘，怯生生站在巷口。只需一句“我是跟毛板船来的”，紧张便悄然融化。居民几乎都来自宝庆各县，共享同源方言与文化习俗。出了宝庆街区，他们能说流利武汉话；一回到这方天地，邵阳话、新化话便自然出口。历史上，宝庆人不会将女儿嫁给“湖北佬”；逢红白大事，整条街巷集体出动。谁家晾晒衣物被风吹落，必有好心邻居拾起送回。这种“熟人社会”，让漂泊者在异乡获得了家族般的托底。

会馆与祠堂，是精神信仰的物质载体。宝庆会馆设有祭祀空间，供奉护佑商运的神灵与本帮先贤。资江边的水府爷爷、梅山里的张五郎、洞庭湖上的杨泗将军——这些在老家保佑他们航行平安的神灵，又在异乡延续着香火。彭公祠将“尚武护帮”的精神代代相传。街巷中，宝庆府正一道士的身影穿梭于乡人的生老病死：为逝者超度，为生者祈福，每年八月初八率领信众前往南岳衡山朝山还愿。岁月流转，道士星散，如今留守于此的还有罗长松、罗尚金两位道士。他们向我们详细提供了许多祭祀细节，并特意嘱咐我们记下法事文书中标明的“法址”（指道士在祭祀时标识的特定宗教性地址）：“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沈家庙王祠下宝庆土地分烟居住”。一个地名，既借附近沈家庙为土地庙，又保留了宝庆移民群体独特的精神领域。

节庆则把散落在汉口的宝庆人一年年拢到一处。宝庆街区的春节习俗与武汉本地不同：武汉人常在除夕团聚，宝庆人则在初一清晨吃年饭，三四点天未亮便起身准备，称为“天亮饭”，寓意吃得越早，日子越亮。清明时节，宝庆人聚集在会馆或公坪举行“互助会”聚餐，八人一桌共享米粉肉。八月初八“南岳圣帝诞辰”，数百人扎着红巾、挂着香袋，在道士引领下乘船去衡山朝圣。婚丧嫁娶也离不开道士：婚礼要“洒净”驱邪，葬礼要诵经七日超度。鼓声一响，左邻右舍就知道谁家有喜、谁家有丧，纷纷放下活计过来帮忙。

宝庆人在武汉生活久了，难免沾上当地的气息。他们的饭桌上，除了熏肉、米粉，也添了热干面；他们的方言里，在新化腔、邵阳腔中渐渐混进了武汉话的调子；在法事中，也融入了汉正街的民俗。但宝庆正街的粉面依然是鲜香辣的家乡味，许多移民二代、三代在家里还是惯说宝庆的方言。

汉口还有另一处彼岸，那关乎人生的终点。宝庆人主要生活在汉水以北的汉口，却出资在汉阳邓家岭（一说扁担山）购置了坟山墓地，非宝庆人不能入内。后来该地成为战场，坟地又迁往武昌关山。这些打拼一生的宝庆人，最终要穿过繁华的街市，长眠于异乡的土地。

世纪之交后，汉口宝庆六街八巷的命运急转直下。2016年，宝庆街片区整体拆迁启动。2024年、2025年，本书调研团队两度踏访时，目之所及唯有蓝色围挡圈禁的巨大工地。原社区党支部书记刘伟引领我们穿行瓦砾与临时工棚，指认宝庆会馆旧址——那凝聚乡情、协调争端、生养死葬的精神殿堂，如今只剩一片空地。拆迁中曾惊现古坟，疑为当年“铁靴争地”中牺牲的剃头匠长眠之所，也在推土机轰鸣下湮灭。

但宝庆人没有放弃守护精神家园。武汉邵阳商会2013年正式成立。面对2016年启动的宝庆街片区整体拆迁，2018年初，第二届商会领导班子将“宝庆码头历史文化保护”确立为核心使命，成立“宝庆码头事务部”。他们奔走呼吁、提案建言、联动同乡组织、邀请乡贤调研，2018年5月正式向汉正街管委会报送《关于请求保留与宝庆码头有关的建筑物和地名的函》。最终，在武汉市城市改造蓝图中，“宝庆街”这个承载厚重历史记忆的地名得以保留。

拆迁前的宝庆码头。（资料照片）

余论

汉口的宝庆码头，只是宝庆人在武汉的一个侧面。除此以外，他们在鹦鹉洲上参与并主导了湖南“五府十八帮”的木材贸易，几乎把这个汉阳城外的小洲变成了时人所说的“湖南人的鹦鹉洲”；此外，还扩展势力到汉阳月湖堤、武昌白沙洲，又顺着来路溯流而上，在洞庭湖沿岸、资江沅江各地水上壮大营生，建立商号和商帮。这些，构成了《宝庆码头》半部的内容，而另一半，则把视线拉回宝庆各县——那些汇向宝庆码头的人群的来处，他们家乡的码头与水运，以及深埋在血脉里的从未被遗忘的历史。此外，书中还收录了若干篇专家稿，对舟子船夫们唱的《资水滩歌》、暗流涌动的帮会组织、报纸记载的邵阳物产、奇瑰的梅山文化等，都做了更深入的研究。我们还在《宝庆码头》相关章节后加入档案解读的内容，希望能让档案从库房走向大众，让沉默的纸页开口说话，让船工、挑夫、商贩这些普通人也能在历史中留下身影。

欲将笔墨持示君，三年辛苦不寻常。如今，《宝庆码头》正式发行，我们希望有更多朋友能读到它、喜欢它，在我们这本书的基础上，写出更多宝庆码头与宝庆人的故事，为邵商精神立传，为湖湘水运史留下一份来自档案的见证。

从资江到汉江，从毛板船到高铁，宝庆人靠着敢闯、敢拼、敢担当，吃得苦、霸得蛮、重义气、讲诚信一路走到今天。从昔日水上卖煤贩纸糊口，到现在百万邵商遍布全球，打火机、箱包、五金、工程机械走向世界，宝庆人的传奇，还将继续书写下去。

责编：贺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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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