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辉：从逃离到朝圣——读《父亲的枫树坪》

文｜王元辉

“枫树坪因枫杨树而得名，当年那里有十一棵枫杨树，每棵足有半桶粗，至少都有三百年树龄。但现在一棵也没有了。”这篇《父亲的枫树坪》，是作家刘义彬老师《义园散记》中的作品。那个对“我”有特别意义的地方，是父亲年轻时不忍回首、年老时心心念念的伤心地。

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但这沉默不是天生的。他十岁那年，跟着开染坊的爷爷去枫树坪陈家去送布，目睹爷爷被日本兵杀害。从此，更加不爱说话了。爷爷走后，为了一家子的生计，大伯接过爷爷的担子，撑起了染坊，也撑起了这个家。明明枫树坪是心头的一个创口，父亲也不得不一次次跟着大伯前往枫树坪，接布送布，维持和陈家的生意往来。

几年后，父亲和大伯送货归来，正在枫树坪一棵大枫树下歇脚乘凉，又一次眼睁睁看到飞机越过他们头顶失事坠落，把不远处一棵老枫树拦腰切断。那以后，父亲的话更少了。直到晚年，才一次次跟“我”提起枫树坪，提起那些被岁月封存的旧事。

而那时的“我”迟钝得很，整天为工作和事业奔忙，根本没把父亲的唠叨放在心上，更没想过陪父亲故地重游一趟，去圆他沉重而绵长的心愿。多年后，“我”在安稳的日子里回想以前的点点滴滴，才后知后觉地咂摸出父亲絮絮叨叨后的深意。可惜子欲养而亲不待，父亲早已离去，“我”曾经拼命逃离的故土，却成了如今最想回去的地方。

年少时，“我”和所有出生农村的六零后、七零后一样，为了生存，去河里捞鱼、去山上逮青蛙、捉蛇，有过掉河里、和蟒蛇擦身而过的惊险；在七月流火的季节，躬身在晒得发烫的稻田收稻、插秧，背疼得像要折断的弓；为了求学，在乡间小路上狂奔，天晴一身灰，下雨一身泥，脚在湿鞋里泡一天是常有的事。我们用那双不算大的手，搜罗着一切可以果腹、可以还钱的东西；我们那那稚嫩的脚，踏遍山村的沟沟坎坎，寻找身体和精神的口粮。

当然，我们也有快活的时候，在和小伙伴的玩耍嬉戏里，在老师的表扬和同学的鼓励里，在卖了青蛙和蛇换来的皱巴巴的纸币里，在妈妈做的香喷喷的火焙鱼里……

这些“痛并快乐着”的日子，让我们迫不及待想要飞出那个熟悉的山沟沟，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想过上那种“衬衣领子笔挺、一年四季能穿鞋套袜”的生活。于是，我们如勤劳的小蜜蜂，不辞辛苦奔向远方的花海，去汲取属于自己的养分。

可不管飞多高多远，我们的心还拴在故乡。即便做梦，儿时的山水田园也出镜最多。于是，“我”重返故里，在父亲留下的老屋旁建了义园，像候鸟一样每周飞回去打理这个人鸟共生的乐园。“我”在园子里种各种果树、养各色花草，果实人只尝个鲜，多半留给鸟儿；去田野采摘蒿菜做社饭孝敬老母亲；挖了春笋，亲手做烟笋招待亲友；给修剪花草、移栽果木……童年那些觉得又烦又累的活计，现在做起来却满心欢喜。有多欢喜呢？“我”还写了一本书，专门记录这些慢下来的时光。那便是《义园散记》——一本“写给故乡的二十四札情书”。

这种逃离和回归，看上去矛盾，其实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轨迹。

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想往外走，总觉得远方才有出路。到了年过半百，看过了外面的世界，才发觉无论走多远，根还在老家那片土地上。只不过我们的回归和父辈的坚守不一样，父辈是在地里刨食，被土地拴住了一生；而我们，是走出去后，心甘情愿回头。

“我”还一趟一趟朝圣般探访枫树坪，去寻找父辈、祖辈的足迹，去寻找父亲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只是物走星移，枫树坪早已换了模样，变得山清水秀、平和富足。而那十几棵大枫树，也连同当年的兵荒马乱，一起沉入了历史的长河。

让“我”意外的是，一次偶然和结识多年的陈姓文友吃饭，席间聊起枫树坪，才知道这位文友的祖上，就是父亲反复念叨的陈家老主人。当年两家有着不可逾越的阶级鸿沟，如今后人却成了好友、同坐一桌。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天意，那些断了的缘分，又在下一代续上了。惊叹之余，“我”又有些伤感，如果父亲看到这一切，该有多欣慰啊！

文章最后，“我”站在合欢树下，双手合十，朝着山谷连喊三声：“爸爸，刘顺清，我们回家！”

看到这里，我突然就红了眼眶。一个五十多岁的人，像个孩子一样喊父亲回家。那些莫名其妙的频繁造访，那些说不出口的思念和愧疚，都藏在这三声深深的呼唤里。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枫树坪。它可能是老家的一棵树、一条路、一座老房子。父母在的时候，它也许只是一个普通的地名；父母不在了，它就变成了一根刺，扎在心里，让我们忍不住一遍遍地往那儿跑。我们去那里，找的不是风景，而是和父母之间那些没来得及说完的话。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枫树坪。父亲那一代，是战争、是慌乱、是苦难、是沉默；到我们这一代，是后悔、是寻找、是迟到的理解。但无论哪一代，那个地方始终在那里，等着我们回去，喊一声“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