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王夫之活着的时候，是“遗民孤臣”。他死后，八百万字手稿堆在湘西草堂的三间土屋里。是谁，在文字狱盛行的年代，冒着杀身灭族的风险，把这些手稿一张一张抄下来、藏起来、传出去？王夫之不是被一个人发现的，是被三百年间一代代人“接力”发现的。

一、三间土屋里的八百万字

康熙三十一年（1692）正月初二，王夫之在湘西草堂去世，享年七十四岁。

他留下的东西很简单：几件旧衣裳，一口薄棺材，三间泥石相间的土屋。但土屋里堆着的，是沉甸甸的八百万字手稿——一百余种、四百余卷。

这些手稿，大部分没有副本。有的写在毛边纸上，有的写在账簿背面，字迹潦草。他临终前一年还在修改《读通鉴论》和《宋论》，稿纸上有密密麻麻的涂改。

前面写过，王夫之在自题墓石中给儿子们留下了一道遗命：“数十年后，略记以示后人可耳，勿庸问世也。背此者自昧其心。”

“勿庸问世”，是警告子孙，即当时不要拿到世间去流传。这不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书写得不好，恰恰是因为他写得太好了。他知道自己的书中，有许多观点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比方，他对历代帝王的批判，对程朱理学的颠覆，对夷夏之辨的坚持。如果这些书稿在他死后不久就流传出去，不仅他自己会被开棺戮尸，家人也会跟着遭殃。

所以，他把火种藏起来了。但他没有说“永远不许出版”，他说的是“数十年后”。他在等，等一个可以安全传递的时代。

二、王敔：整理、誊录、藏管的第一大功臣

王夫之的儿子王敔（字虎止），是这场漫长守护的第一人。

王敔没有像父亲那样彻底遁世。他在康熙年间成为贡生，在衡阳一带教书为生。这个身份很关键——他有一定的社会活动能力，又不至于引人注目。

作为整理、纂注、誊录、藏管和刻印船山遗书的第一大功臣，王敔后半生的心血与精力，全都用在搜集、保存、刊行父亲著作上。

康熙四十八年（1709）前后，王敔联合船山门人王扬绪、王扬绩兄弟，姻亲丁光祺、丁锡极兄弟，陆续刊行船山遗作，世称“湘西草堂版”。

王敔做的最危险的一件事，是秘密抄录与保存。他把父亲的手稿妥善保存在一个隐蔽处，定期取出晾晒，防止虫蛀和霉变。衡阳多雨潮湿，纸张极易损毁。没有王敔年复一年的翻晒修补，这些手稿撑不到一百年后。

王敔还做了一件更关键的事：应湖广学政潘宗洛之约，撰写了四千余字的《大行府君行述》，留下了关于船山生平事迹最珍贵的记载。

潘宗洛读后，“慕先生之高节，欲尽读其书”，但王敔所能呈上的，也不过《思问录》《张子正蒙注》《庄子解》《楚辞通释》等寥寥数种。

潘宗洛据此写下《船山先生传》。这是王夫之“因缘得上史馆，立传儒林”的起点。

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四库全书》馆，清政府以官方名义广收天下图书。据学者考订，王夫之的著作是由时任护湖南巡抚觉罗敦福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二月采进至四库馆的。《四库全书》实际抄录入卷的，是《周易稗疏》四卷附《考异》一卷、《书经稗疏》四卷、《诗经稗疏》四卷、《春秋稗疏》二卷四种“稗疏”系列；《尚书引义》六卷、《春秋家说》三卷则列入“存目”，未抄入正文。

有意思的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九月，时任湖南巡抚刘墉（即刘罗锅）奏请查禁王夫之的《船山自定稿》《五十自定稿》《七十自定稿》等八种诗文作品，将其列入“外省移谘应毁各种书目”。

刘墉在奏折中把作者写成“衡州王而农著”，“而农”是王夫之的字，一般情况下官方文件著录书目应用正名“王夫之”。这位名臣竟然不知道“而农”是字而非名，可见即便到了乾隆末期，王夫之在官方视野中仍是一位“熟悉的陌生人”。

应该说，从王敔夹墙藏稿，到潘宗洛执笔作传，到《四库》著录，这是发现的第一个八十年。守护者用最朴素的方式，把火种从湘西的雨夜里，递到了朝廷的史册中。

三、百年沉默中的无名抄书人

从康熙末年到道光初年，大约一百三十年。这段时间里，船山手稿在湖南士人的小圈子里秘密流传。

流传的方式很原始：手抄。没有刻本，没有印刷，一切靠一笔一划地抄。

抄书人在做什么？他们冒着文字狱的风险，在油灯下一页一页地誊写那些“大逆不道”的文字。抄完之后，把抄本藏在书箱最底层，用其他正统书籍盖住。偶尔，一个抄本会从一个书箱传到另一个书箱，从一个家族传到另一个家族。

这些人，大部分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

我们只是知道，邓显鹤在道光年间搜集船山遗书时，从“故家子弟”手中找到了不少抄本。这些“故家”，就是那些在百年沉默中偷偷抄书、偷偷藏书的家族。

王夫之的亲友与门生，是王船山身后的第一批传播者，他们是——

亲家刘近鲁家传抄、收藏有40多种船山遗著遗稿；

六世孙王承佺、七世从孙王世全，后来刻印了湘潭王氏守遗经本《船山遗书》；

八世从孙王之春编撰了《船山公年谱》。

还有王夫之的弟子们：唐端笏、唐端典兄弟（唐克峻之子），蒙之鸿（蒙正发之子），管永叙（管嗣裘之子），等等。这些南明死难者的遗孤，当年在湘西草堂“昼共食蕨，夜共燃藜”，他们中有人后来也参与了手稿的抄录和保存。他们抄的不仅是老师的书，更是父辈的遗志。

这百年沉默，不是遗忘，是蓄力。火种没有灭，只是在地下运行。

四、邓显鹤的“守遗经书屋版”

道光十九年（1839），转机终于到来。

寓居长沙的邓显鹤——这位被梁启超誉为“湘学复兴之导师”的文献家，正在编辑《沅湘耆旧集》，广泛征求王船山遗诗。友人欧阳兆熊带来了船山七世孙王世全。

王世全告知邓显鹤：六世孙王承佺家中藏有船山各种遗书，欲筹资刊刻。

邓显鹤“大喜过望”。次年（道光二十年，1840）春，他便在长沙开雕，请新化邹汉勋实任校雠，邀左宗棠、左宗植兄弟及罗汝怀、欧阳兆熊等人协助编校，何绍基参与审阅。

历经两年辛勤校勘，道光二十二年（1842），《船山遗书》在长沙刊成，世称“湘潭王氏守遗经书屋本”，共收船山经部著作18种、150余卷，这是继康熙年间王敔刊印之后，第二次大规模系统编印船山著作。

邓显鹤在卷首附《船山遗书目录》52种，分别注明“已见”“未见”，这是当时已掌握的船山著述总目，为日后曾国藩、曾国荃兄弟汇刊全集性的《船山遗书》奠定了基础。

邓显鹤在《船山遗书目录序》中发出的呼喊，今天读来仍令人动容："使湖湘之士共知宗仰，岂非羽翼吾道、表扬前哲一大功乎？"

而早在邓显鹤谋刻《船山遗书》之前二十余年，嘉庆年间阮元奉命修《儒林传》时，王夫之已被采入《国史·儒林传稿》卷一。时任国史馆编修的湖南安化人陶澍，积极参与《国史·儒林传》的编纂，极力推崇王夫之，在《复黄花耘孝廉书》中直言：“湖湘自王夫之先生而外，得人者寥寥”。

正是借助陶澍等人的推动，才使王夫之成为唯一入选《国史·儒林传》的湖南学者，这也是提高王船山在全国学术地位的重要一步。

道光十九年（1839），陶澍病逝于两江督署；也就在这一年，邓显鹤在长沙城南迎来了王世全——两位湖湘学者，一位以史册立传，一位以遗书传世，前后接力，共同完成了对船山精神的打捞与重光。

陶澍还应邀为湘西草堂题写“衡岳仰止”匾额，撰联“天下士非一乡之士；人伦师亦百世之师”。

但邓显鹤版的《船山遗书》虽已“探头于世”，由于乏人推阐，“其书之若存若没、湮塞不行久矣”。

真正的“绝学重光”，还要等一代人。

从王敔藏稿于夹墙，到无名抄书人百年沉默，到邓显鹤搜书于故家，一百五十年。王夫之的“数十年后”，比他预想的要长得多，但火种终于从湘西的雨夜，走到了长沙的雕版。

湘西草堂的油灯灭了，但那八百万字手稿里藏着的火种，穿过漫漫长夜，终于在后来的时代里，重新亮了起来。

而真正让它燎原的，则是下一代人的故事。

作者：聂茂

作者：聂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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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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